中华美学精神的当代建构

　　中华美学精神是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10月15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中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他在讲话中提出：“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那么，在美学理论研究和文艺创作实践中，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建构中华美学精神，并自觉以此指导创作和批评实践呢？

　　中华美学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美学表达

　　要想真正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建构中华美学精神的思想实质，首先需要跳出文艺的范畴，从中国社会当下基本的思想文化现实出发，来理解这个问题。

　　20世纪是中国社会思想文化价值变动最为剧烈的一个世纪，或者说是价值失范的一个世纪。在这个世纪，不仅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走到了尽头，而且传统文化也受到了外来文化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个世纪结束的时候，我们遇到了整合各种文化价值观念、重新确立自己统一的文化体系的问题。

　　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的传统文化出现了断裂，而西方以宗教为背景的文化又不可能被我们完全接受，于是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对现实物质利益的追求成了大多数人的生存目的，财富的多寡成为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惟一尺度。但是，尽管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幸福感却似乎越来越少，精神需求问题日益成为我们必需面对的重要问题。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但当今这个社会似乎是大多数人都在“怀土”。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如果没有一个共同的信仰基础，没有一个共同的文化背景，多“小人”而少“君子”，要真正实现社会的文明进步无疑于痴人说梦。尽管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不适应当今社会的内容，但它基本的理论核心和价值观念在今天仍然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和重要意义，使我们可以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构建起一种能为全社会所认同的价值体系、一种精神信仰。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起来的时候，当下许多社会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正因如此，习近平同志提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旗帜，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用栩栩如生的作品形象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显然，习近平同志对通过文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引导人民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寄予了殷切的期望。具体来说，要想使文艺作品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可以说，中华美学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文艺中的具体体现，换句话说，中华美学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美学表达。

　　美与善的统一是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这个“善”，实质就是核心价值观，就是社会倡导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美与善的统一在当代的具体体现，就是中华美学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统一。

　　中华美学精神是植根传统、立足现实、面向未来的开放体系

　　如何建构中华美学精神？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有些人会更多着眼于中国传统文化，把中华美学精神理解为中国古典美学传统，并以此排斥西方及其他外来的美学观念，以保证中华美学精神的中国特色及其纯粹性。有些人则从全球化、现代化的现实出发，认为中国古典美学观念不合时宜，应该以现代美学理念为基础，建立具有普适意义的中华美学精神。不能否认，两种观念都有其合理性，但都有其偏颇之处。如果中国古典美学观念完全适应今天的文化现实，那直接把它继承下来就是，没必要重新去进行建构；如果片面强调中华美学精神的普适意义而否定其历史性和民族性，事实上就消解了中华美学精神的独特价值，于世界文化多元发展的趋势也是背道面驰的。

　　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我们社会主义文艺要繁荣发展起来，必须认真学习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艺。只有坚持洋为中用、开拓创新，做到中西合璧、融会贯通，我国文艺才能更好发展繁荣起来。”这段话清楚地指明了中华美学精神的内涵和特质：它是植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是立足当下现实并面向未来的，是融会中西的开放体系。

　　中华美学精神植根中华优秀文化传统，这个传统不仅包括中国古典文化传统，同时也应该包括五四以来的新文化传统。

　　中国古典文化传统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富有自身特色的美学思想，这是中华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的根本要素，也是中华文化能够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基础。建构中华美学精神，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并不意味着要将中华传统与西方文化对立起来，排斥西方及其他外来文化。历史发展的事实证明，保守主义、民粹主义倾向对中华文化的健康发展，会产生极大的阻滞作用，特别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中华文化历数千年而不衰的历史证明了其自身优秀的品质，而它在晚清以来所受到的冲击，表明它本身也存在需要完善的地方，需要借鉴外来文化的优秀成果自我完善，以更好地面对未来。

　　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化的发展，是我们面对世界文化相互冲击影响的现实，进行自我更新，发展起来的新文化。经过百年的发展，它已经成为中华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中国新文化传统。中国的新文化传统，有对中国古典文化传统的继承，也包括了西方文化、苏俄文化的基因，革命文化、红色文化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和特色之一。

　　20世纪中国新文化的发展，使中国文化发生了2000年未有之巨大变革。但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片面否定文化传统、人为割裂文化传统的情况。这种矫枉过正的情形出现在文化冲突的初期是可以理解的，随着社会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在与外来文化的比较中，我们对中华传统文化价值的认识也进一步加深。实际上，中国的文化传统，本就是在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中形成的，其中有中华民族大家庭不同民族文化的融合，有对诸如佛教等纯粹外来文化的融合，等等。中国新文化的发展，更是一次对外来文化的巨大吸收和融合。这表明中华文化传统本身就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开放性，也正因如此，中华文化才能历数千年而生生不息。今天，我们在继承中华文化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建构中华美学精神，自然要继续保持其开放性和包容性。

　　习近平同志在谈到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时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这个“新的时代条件”就是当下中国的文化现实，是世界不同文化冲突、交流、交融、发展的现实。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构建中华美学精神，保持中华文化特色是出发点和落脚点，而面对世界其他文化，它还应该能够保持足够的影响力和辐射力，这就要求它具有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能力，具有代表人类精神文明最高成就的先进性。要保证这种先进性，中华美学精神的建构就应该在继承中华文化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借鉴人类文化的一切优秀成果，以开放的姿态保持其创新，使其具有自我更新、自我发展的动力和活力。

　　中华美学精神的历史性及其民族特色

　　中华美学精神建构的目的，是要用以指导文艺实践，使其保持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让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的激荡中站稳脚跟。因此，中华美学精神必须体现中华民族审美的精神特质，即具有独特的民族性。中华美学精神的民族性是在中华文化数千年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民族性实际上也就是其历史性，因而中华美学精神的建构必须以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为根基。

　　中华传统美学思想作为一个“有着多层面构成”的“持续交融体”，总体来说主要包括儒家、道家、佛教美学思想以及丰富多彩的多民族民间美学观念。

　　儒家美学追求美与善的统一，注重人与社会的关系，因而伦理构建成为其重要的着眼点之一。儒家美学思想的核心是“中和”，实现方式是“比德”，即把自然美和人的精神道德情操相联系，赋予自然以道德属性，像“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芷兰生于深林，非以无人而不芳”，都是从人的伦理道德观点去看自然现象，把自然现象看作是人的某种精神品质的对应物。于是，在儒家美学思想的影响下，文艺创作实际上就是赋予自然以道德品性的过程，而文艺欣赏则是欣赏自然的道德品性完成道德养成的过程。也正因此，“文以载道”成为儒家对文艺创作的基本要求。注重道德建设和伦理建构是儒家积极入世态度的必然追求，这种态度使儒家倡导一种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这种精神也是中华文化数千年来生生不息的重要支撑力量。同时，儒家“中和”的观念使它反对一切极端的追求，能够以“和而不同”的态度对待其他文化，从而具有极大的包容性。

　　道家重视自然之美，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重点着眼于生命的自由自在。道家美学思想的核心是“自然”，实现方式是“畅神”。“畅神说”最早见于南朝宋画家宗炳的《画山水序》，强调自然山水形象带给人的精神愉悦和享受。自然而然的本真状态和自由指向，是道家看重自然的根本原因，它与道家对生命自然本真状态和精神自由无限指向的追求是一致的。道家美学崇尚自然、平淡、朴素、简约，也就是通过“心斋”“坐忘”来模仿虚静的自然本真状态，达到无我的精神自由状态，超越物象，领悟自然蕴含的神韵。因而在道家美学思想的影响下，文艺创作就不仅仅是对外在物象的描摹，而是要通过有限的物象，将人引向“道”的境 界，亦即自由、玄远、无限的境界。这种思想的美学表达，就是宗炳所说的“山水以形媚道”，“神本亡端，栖形感类，理入影迹”，“万趣融其神思”，“畅神而已”。道家美学思想对中国重写意、重神韵文艺观念的形成影响深远。

　　佛教传入中国，至慧能提出“即心即佛”“无念为宗”“明心见性”“顿悟成佛”开创中国禅宗，方彻底完成了中国化。禅宗追求“空灵之美”，其“悟”的观念、“境界”的追求，对中国文艺影响至深，成为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核心构成要素。

　　把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分为不同的层面来谈论，并不意味着它们是相互割裂的。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是在吸收不同外来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除了上面提到的一些因素外，还有其他许多文化基因融入其中，比如受墨家思想影响发展起来的侠客文化，当然还有构成中华大家庭的其他民族文化以及民间文化等。这些文化融合在一起，形成的中华文化传统、中华美学思想，共同表现出了注重生命性和精神性、追求天人合一、重表现、尚意的特点。这是中华传统美学思想的历史特色，也是今天的民族特色。

　　中华美学精神的开放性及其时代特色

　　在谈到中华美学精神的历史性及其民族特色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已经涉及到了它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开放性。

　　王德胜如此看待中华美学精神的开放特质：“放在整个中华民族发展史中来看，‘中华美学精神’始终处于不断生成、积淀和丰富的展开过程中，在不同的时代往往被赋予不同的价值内涵。它在集中体现‘中华性’的同时，交织融合了中华民族历史积淀的精神历程和多样性的思想追索，随时代变化而不断丰富其自身，且愈发深隽醇厚，呈现出意义的开放性和思想的丰富性。”“作为历史传统的‘中华美学精神’，因其意义的开放性而具有延续文化血脉、塑造文化品格、强化文化使命的实践意义。”正是因为中华文化传统自身具有开放的特质，它才能在几千年的发展中不断吸收外来文化，在保持自身特点的同时自我更新、自我发展，才能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适应世界文化多样化发展的新趋势，吸收世界文化的一切优秀成果，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不断丰富和发展。

　　事实上，在谈到中华文化传统的时候，我们应该认识到，中国古典文化传统与近百年来形成的中国新文化传统事实上是共时存在的。而且，如果说中国古典文化传统是当今中国文化精神的重要根基的话，新文化则是其重要表现形式。20世纪初，在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外来的西方文化猛烈冲击的时候，我们借鉴西方文化，开始了新文化运动。今天我们熟悉的小说、散文、诗歌、话剧、影视等，都是借鉴西方的艺术样式重新发展起来的艺术样式，与中国古典小说、散文、诗词、戏曲等有着明显的差异。这个过程中，我们的美学思想事实上也迎来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有了巨大的发展。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有西化、苏联化的过程，有抛弃传统到回归传统的过程，也形成了自身革命文化的传统。今天，当我们谈到中华美学精神的当代建构时，新文化传统是不可忽视的文化现实，也是我们能够与世界文化对话交流的现实基础，它同时也是中华文化开放性的证明，是中华美学精神能够具有时代特色的保证。

　　中华美学精神的当代建构，肩负着“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的使命。对中华美学精神的当代建构来说，以民族性来证明其正确性是一种危险的倾向。完全回归传统，我们就失去了面对当下现实的能力，失去了自我更新的能力，失去了面向未来的发展能力。因此，中华美学精神的当代建构应该在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美学精神、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的基础上，吸收借鉴其他文化的优秀基因，使中华美学精神具有适应时代的能力，影响其他文化的能力，它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是中华文化对世界文化发展的最新贡献。

　　中华美学精神的当代建构是理论命题更是实践命题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是着眼于当下的文艺现实、文化现实而言的，更是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伟大目标而言的。因此，中华美学精神的建构就不能只是一种理论命题，更应该是实践命题，应该也必须落实在具体的文艺实践中，应该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涵养、为鼓舞和引导人民，提供有效的支撑。王德胜在谈到这一问题时说：“这一命题的提出，突出了文艺审美价值构建过程中历史与现实、文化传统与当代实践的统一，进一步明确化、具体化了当代中国文艺实践的美学品格。对今天的文艺创作与理论批评来说，强调‘中华美学精神’的传承和弘扬，更为现实的要求，在于以‘中华美学精神’自觉引导文艺创作与理论批评的当下实践，推动中国文艺实践的当代价值构建。”

　　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对文艺批评寄予了殷切的希望，对文艺评论家提出了具体的要求。这其中，实际上隐含着对当前文艺批评现实状况的诸多不满。具体来说，就是当前的文艺批评事实上处于一种大面积失效的局面，而改变这一局面的关键，正在于自觉以中华美学精神指导文艺批评，使文艺批评回到美学批评的正确道路上来。

　　文艺批评受到质疑，当然远非近几年才有，只是近些年更趋激烈。当前的文艺批评，基本上处于文艺主管部门不满、读者和观赏者不满、文艺创作者不满的局面。对此，文艺批评界很多人感到非常委屈，认为当下的文艺批评，论从业者人数之众、发表文章之多，甚至是研究的广度、深度及文章的学术水平，都要好过以前。因而，出现社会上的这些质疑，实际上更多出于质疑者的无知和偏见。这种说法并非毫无道理。但是，在当下的社会舆论中，文艺评论确实基本已到了一无是处、惨不忍睹的境地，评论家被普遍看作是收红包的吹鼓手。何以批评界的自我认知和社会认可度之间存在这么大的差距呢？我认为问题的根本在于看待批评的着眼点有所不同，就文艺批评本身的数量和质量而言，不能说不如以前；但如果从文艺批评的社会影响力和对创作的影响力而言，确实是大不如前。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其实来自于当下文艺批评的无效性。

　　以上世纪80年代为代表，文艺批评影响力的巨大，首先在于文艺本身影响力的巨大。同时，当时的文艺批评确实给文艺创作、给全社会贡献了新鲜而有深度的思想和精神，对文艺创作和社会都具有极大的引领作用。而且那时文艺批评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文联、作协系统自身的批评期刊和批评家都非常活跃，在文艺批评中发挥了重要甚至堪称核心的作用。这种批评雷达先生称之为“专业批评”。这种“专业批评”的重要特点是：紧密结合创作实际，具有在场感；注重阅读作品的感觉，能对作品做出很好的美学和艺术判断；理解创作，能准确把握作品创作的得失，对作者和读者具有启示和引导作用；采用更加文艺化的表达方式，能带给读者阅读快感。这种迥异于理论研究和学术论文的批评，更容易得到大众的认可，因而对社会和作家都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这些年，随着项目为中心的学术体制的建立，资金开始围绕项目流动，并形成一个自足的生态体系，文联、作协系统的大量批评家开始进入高校。同时，在重视学术性的旗帜下，一套以量和发文刊物等级为标准的学术评价体系建立起来，追求文章的数量，追求学术的规范，成为普遍的风气，这些进入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文艺批评家当然也包括在内。此时的文艺批评文章，已经日益向学术论文靠拢，可读性下降，对社会的影响力自然大大减弱。而且在这种畸形的学术体制中，表面化的学术规范代替了内在的精神思想，大量出现的文艺批评文章除了反复炒些早已成为常识的理论外，缺乏发现和创见，貌似深刻实则空洞无物，基本是学术垃圾，自然不会有任何实质的影响力。而即使那些有较深刻见解的文章，因其过于强调学术性，也写得更像学术论文，难以被大众读者接受。更为严重的是，文艺批评界出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批评的以西方文艺理论为标准来度量中国文艺作品、阐释中国文艺实践、裁剪中国文艺审美的错误倾向，这些文艺评论总是以西方理论来框架、解释文艺作品，离文艺创作的现实很远，离中国的社会现实更远。目前一些文艺评论家，热衷于政治批评、社会批评、文化批评，独独缺少美学批评的维度，实际上就是缺少了对作品艺术上优劣的判断，缺少了作品何以是好的、何以不好的分析，这样的评论对创作者和读者而言，自然是无效的。这是当前文艺批评社会影响力减弱 的一个重要原因。

　　目前，提升文艺批评的有效性，扩大文艺批评的影响力，以更好地发挥文艺批评对文艺创作、对社会的重要作用，当务之急是加强美学批评。文艺批评说到底与一般的学术研究还是有所不同的，它应该有极强的现实性、具体的针对性、良好的可读性和切实的在场性，以及由此而实现的批评有效性。

　　加强美学批评，就是要自觉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积极参与到中华美学精神的当代建构中，自觉以此指导批评实践，积极面对生活现实、创作现实，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把真正优秀的作品推介给人民，并引导创作健康发展，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