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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初,由北京当代艺术基金会(BCAF)主办,华美协进社(China Institute)、斯坦福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ACSSS)、纸托邦(Paper Republic)协办的“中国文化创新领袖”美国交流合作项目举行。项目邀请余华(右二)、欧阳江河(左二)、梁鸿(左一)、李娟(右三)、颜歌五位中国作家,在哈佛大学、纽约大学、斯坦福大学等多所美国知名学府举办讲座,与当地学者、师生分享各自的思考与实践。本文节选自他们在哈佛大学的首场讲座,王 德威教授主持。文字有删节。 ———编者
梁鸿: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书写当代中国”,其实我觉得“当代中国”是一个特别大的话题,因为当代中国是一个“断裂型”的社会,就是每个人的生活都是被局限的生活,或者说我们相互之间是一个被隔离的状态。乡村与城市、南方与北方、农民与市民、你与我,是一个非常大的不同。但对文学而言,恰恰提供了一个非常丰富的状态,因为每个人都能够从自己的角度来书写。
我自己原来一直搞文学研究、文学批评,2008年回到自己的家乡,我虚拟的名字叫“梁庄”,以我的故乡为原点,写一个村庄的生活。我也是自己回到家里才意识到,虽然故乡里都是你的亲人,你也每年都会回家,但是当你真的站在故乡的村头,站在你熟悉的那些亲人面前的时候,你才发现他们都是熟悉的陌生人,你才发现所谓中国社会的断裂。所以我最后写了一本书叫《中国在梁庄》。
2011年,我又沿着我们村庄那些人打工的足迹,跑了中国十几个城市,写了一本书叫《出梁庄记》,这本书其实我自己也做了非常大的调整,因为农民走出村庄以后,他面对的是一个庞大的、复杂的政治体系和社会体系,所以我在这本书里考察了十几个大的城市。这两本书写完之后,我非常苦恼,面对那样一种尘土飞扬的生活,你试图用一种真实的文学的形式把它呈现出来,是不可能的。
后来我反思之前五年的书写。就是一个所谓的知识分子回到故乡,这实际上是一百年前的命题,鲁迅说他的故乡最出名的一句话就是:“苍黄的天空下横着几个萧瑟的村庄,没有一丝活气。”一百年前,“故乡”一出场就死了,现代中国和传统中国始终是一个矛盾的、纠结的状态。一百年后,我作为一个当代的作家,也还在写这样的故事。所以我觉得,首先你能不能完成一种对中国农民新的书写,能不能敞开他的一种内部的新的空间,这对于作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同时我在想,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话语渗透到文本的时候,你在多大程度上遮蔽了作为一个农民的自在性的空间。这也是我在写这两本书的时候一个特别矛盾的话题,我始终没有解决好。我觉得,就文学而言,如果你能把人的内部精神空间充分敞开的话,那么作为农民这样一个整体的符号性的话语可能就会被打碎了。但是这一点恰恰是非常艰难的,因为农民成了一种病症,成了社会一个大的问题,而不是一个普通的精神样态。
我在去年写了一本短篇集叫《神圣家族》,其实是十二个小人物。为了写这个小镇,我回到家乡,但我不想再把小镇本质化,我想把人写在前面,写一个个特别有意思的人物,一篇一个小故事。这些人也是环境下的人,但环境又没有决定这个人,有某些所谓的超越性吧。但这种试图是否成功,只是一个尝试而已。
欧阳江河:刚才梁鸿讲的对我很有启发。提出三个概念,书写、当代、中国,真的是非常 大。中国不同的群体、不同的个人,有不同的现实感,每一种现实感都可能是真的,每一种现实感都是中国,但又全都不是。作为诗人,面对的是两重压力,一个来自不同的现实感构成的中国,另外就是诗人要面对它传统的、原创性的东西,以及语言本身的一些形式、风格变化的压力。所以写作是有一个双重的压力,比如汉语和中文写作,对我来说是不一样的,中文是跟英文、法文、德文互相翻译以后形成的,大家知道中国当代诗歌的起源就有一个翻译的现实在里面。所以又涉及到中文写作和汉语诗歌的差异,不光涉及到原创性的问题、真实性的问题,还涉及到一个原文问题,这是最近我一直在强调的。中文写作里的原文是什么?它可能是多种语言,不光是外来语言的差异,还包括像王德威提到的“华语”,对在中国大陆的中文写作而言,中间有很多空间、错层。
另外,还要面对行话、媒体语言、政治话语、娱乐话语等等,这些东西对中文诗歌写作中“原文性”有一种质疑、剥夺、抵抗。在这样一种混乱的情境中,你来面对当代中国的写作,或者面对自己的写作,可能就会有“这是不是诗?”这样一种质疑。也就是说,我们的写作其实经常面对的是一个先于写作存在的阅读上的挑战。
这里面的复杂性,如果我们不针对文本,很难一下子把这个复杂性呈现出来。所以我最近的写作在强调发生意义上的写作,也就是词语的肉身性、物质性,它的消散和内部凝聚的张力,在这样一个层次上进行写作,要反抗它成为纯粹的一种小资情调的、优美的、简单的东西。这是我最近写作的基本考虑。
李娟:我的写作大多是 围绕我的个人生活展开,我生活在新疆,有很长一段时间待在哈萨克游牧地区,我们家就在牧场上做小生意。度过了几年难忘的少女时期,觉得所见所闻很有趣,就开始写,慢慢越写越多。那里比较偏远,生存景观迥异,一直被外人好奇,关于这方面的文字也特别多,关于他们的历史他们的文化他们的劳动生产……但是所有的文字都在强调差异,都在制造更大的不同,让人读了仍然一无所知。我渴望写出他们与我们相同的那一部分,相同的快乐,相同的希望和相同的痛苦。
《冬牧场》是我一个比较重要的作品。我说说这本书的创作经历,以此说明自己的写作。冬牧场是一个与世隔绝的环境,位于沙漠腹心,交通不便,没有手机信号,可谓与世隔绝。在我借居的地方,无论从哪一个方向走,走一个星期也不能到公路上。居住的条件也很恶劣,就在地上挖的一个地坑里,叫做地窝子。因为在沙漠里,没有建筑材料。一家人就挤在一起生活,不到十个平方米。我决定进去采访之前也很害怕,但又非常渴望了解牧民的冬季生活。此外,我去写作的话可以得到一万块钱赞助……总之出于种种考虑,我就开始了那段生活。
在冬牧场的日子里,我小心遵从这个家庭一切的固有习惯,从不试图去改变什么,也尽量杜绝表里不一。遇到自己不能接受的事,我就尽量去认识它理解它,直到没有任何心理障碍地接受了它。文化差异不可能消失,但可以去沟通去体谅。因此,到结束的时候,三个月吧,我都没有遇到我真正抵触的事情。大家也感觉到我的真心实意。
我始终努力克制,淡化自己的采访行为。虽然还不是做得最好。后来形成的这本书,我觉得它最扎实的根基不是我的思考和我的观察,而是自己流露在文字中的自信和坦然。就这个题材而言,很多人都可以写点什么出来,但我觉得我的文字无可替代。而那段生活对我也非常重要,不仅仅帮助我形成了一些文字,一本书,更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过程,一场重要的修行。我很满意这样的自己。
颜歌:我真正开始书写当代中国,开始作为作家在比较天然的状态下写作,实际上就是我2011年来美国,开始写平乐镇,一个四川小城镇的故事。我那时候在杜克大学念比较文学,但是我在两年的时间里面,并没有拿到博士学位,美国只教会了我一件事情,就是nostalgia(乡愁)。我觉得这对我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可能比一个博士学位更重要。因为我学习到了什么是乡愁,所以开始写我的故乡。
那个时候我在美国,现在在爱尔兰,大多数的时间我都不 在中国,但是我给大家的印象是一个“用四川话写作的四川本土作家”,但其实我本人跟这个东西的差距很远。现在我说中文的时间非常非常少,也没有什么见到家乡人的机会,但是我写的是我们小镇上的四条街,镇上的那些人每天日常的故事,我就觉得这样我是不是很虚伪。但是后来,有两个故事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这两个故事都是关于爱尔兰作家的。第一个是乔伊斯,乔伊斯写了《尤利西斯》《都柏林人》,但是他一辈子大多数时间都不在爱尔兰。他非常详细地描绘每一条街,每一个药房,每一个酒吧,他写了都柏林这个城市。到现在这么多年以后,你在都柏林,都柏林人会非常骄傲地告诉你说,这个店是以前布鲁姆去买肥皂的店,这个店是哪个场景他转进去喝酒的店。于是,一个作家所虚构的城市在经过快一百年之后替代了真实的城市。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我可能离郫县很远,但是我虚构的东西在很多年以后可能变成另一种形式上的真实。第二个作家是贝克特,他回答我的是另一个问题。因为我在写方言,但是在我的生活里面已不用这个语言了。贝克特的故事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为乔伊斯工作,他觉得他基本上就是被乔伊斯虐了,他在离开爱尔兰以后,决定用法文开始写作。贝克特从乔伊斯身上得到的领悟就是,英文我已经不想搞了,我搞不过你。他觉得在文学这个世界里面,如果我们把语言从这个事情上面剥去,得到的是什么?所以他写的东西变得非常简洁,他用法文来写,因为他想知道语言从文学里面减去以后,文学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觉得贝克特的故事对我现在很困惑的状态也是一个鼓励。
余华:书写当代中国不容易,其实,不只是中国,其他国家的作家书写当代也不容易。因为当代社会的人都还活着,他们会说你在胡说。我们看电视剧里面那些唐朝的人,说话全是今天的腔调,但是唐朝的人没有一个还活着,没有人会说他们说话说错了。如果是写当代小说,马上就有人说,这句话不是这么说。写一个长篇小说,犯一个错误是很正常的,很难从头到尾都不犯错误。记得当时《兄弟》出来后,北师大教授张清华向我指出,李光头说林红是他的梦中情人,他说“文革”时候不会说这样的话。我说肯定不会说这样的话。他说,那你为什么再版的时候不改呢?改它干吗?五十年后如果有人再读这本书的话,不会有人知道“文革”时不会说这样的话。如果五十年后没人读了,我改了也是白改。再比如我写的那个小镇,是中国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经济改革比较早的地方,八十年代中期就已经在喝可乐了。有人就批评我,他说九十年代中期才有可乐,因为他是从偏僻地区出来的。中国地域宽广,发展不平衡,各地方区别很大。所以我就想,虚构是什么?虚构就是一种角度。阅读是什么,阅读也是一种角度,从自己的角度来写,从自己的角度来阅读。今天是我们很多角度在交流。我们就进入“角度时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