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人怎能给自己看精神病？

    一个多月前，文学报陆梅让我为《新批评》栏目写篇文章。我先是犹豫，说忙。其实我一直都忙，但也从没间断过批评这批评那。很大程度上是不知写什么。忽然有一天，看到旷新年批阎连科的文章，于是我有话要说，就写起来了，这文章就是《当我们谈文学时谈什么？》，竟然还获得了新批评优秀评论奖。有朋友揶揄我：你这是抢评论家的饭碗。
　　我当然没有觉得自己就是评论家，我只是偶尔混迹评论场。这混迹十多年前就开始了，当时我是一个“愣头青”，写了篇《我们的文学真缺什么？》投给《南方文坛》，竟然被发表了。《人民文学》与《南方文坛》联合搞“全国青年作家批评家论坛”，2004年，第二届吧，也把我叫去了。会场排列甚有意味：一边作家，一边批评家。《人民文学》算我作家，《南方文坛》主编张燕玲则说我应算批评家。
　　爱做理论思考，使我的小说写作也受影响。我的长篇小说《大势》，虽然写的是非理性人格，却是用理性构筑的，有批评家说，它是中国最具理论含量的长篇小说之一。其实早在上世纪八十代，我第一部完成的长篇小说《饥饿》，就是受了当时理论界论证的激发，当然现在看，多少有概念化倾向。
　　虽然如此，我本质上还是写小说的。我的思维如同脱缰的野马，用我当年中学语文老师陈家盛的话说：“天马行空。”这种思维方式，到我后来七混八混，混不下去，不得不读博时，显示出了危险。我的导师孙绍振虽然欣赏我，他自己思维也不受拘束，但毕竟关系到学术规范，所以他给我上第一次课，就是拉缰。三年读博，我一边被学术规范，一边仍不肯就范。这使得我意外看到了两边的风景。我从作家立场看批评，又从批评家立场看写作，看到了既卖矛又卖盾。倒并非“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而是，批评与创作本就是无效的交锋。
　　批评家是理性的，不理性就没有资格当批评家，很难想象一个批评家不讲事实、思维混乱、颠三倒四。批评的任务几乎都在论证对方是不符合事实的，真理在我手中，听我的没错。高端的批评还具有思想的力量，所谓思想，是达到理性威慑力的巅峰，令人仰止，令人不能不匍匐，但这并非对神，因为出思想的是人，是超人。某种意义上，思想通过僭越神性，具有无可辩驳的力量。
　　但文学作品里不同，虽然写作也是表达，然而却是无表达的表达；虽然写作必须有思想，然而是“思想感”。用思想照亮文学，一如用宗教照亮文学，风光无限，但也进入危险之境，作家必须固守“思想感”，小心把“思想感”变成“思想”。“思想感”和“思想”的不同，是作家与批评家进入思想领域的区别。因为这个区别，批评家雄辩，而作家静穆。作家直觉到颠扑不破的理论的破绽，但他无力指明，他只能说：“理论是枯燥的，生活之树常青。”但这话不能救作家，这话挺的是生活，不是写作，写作并非对生活亦步亦趋的描摩。但历史的事实确实证明了，到头来理论死了，文学作品还活着。那么为什么作品果然“常青”？因为它一开始就不期许真理。所有的振振有词最终都会被证伪，所有的大包大揽，最终都会捉襟见肘。
　　但即便如此，批评家会反驳：混乱的，疯癫的，变态的，压根就没有探寻真理的你，就正确了吗？当然不正确。值得指出的是，追求真理，就必须以真理为价值，真理会衍生出价值观的要求。真理求“真”，价值观守“正”。但作家既不求“真”，也不求“正”，作家是在不求正确中，确立了文学伦理上的正确性。这阵关于贾平凹《极花》的社会伦理讨论，就涉及到这问题。文学伦理不是社会伦理，作家没义务为社会指出合理的道路，甚至没义务思考社会伦理。面对复杂的现实，作家唯一要做的就是抵抗。并非以正义抵抗邪恶，而是在虚无中抵抗。就像西绪福斯，就是要把石头推上去。因为永远无结束，永远无法胜利，因此也永远未达失败。作家写作，他正在进行，他挣扎，他用挣扎获得了正当性与合法性。
　　哪怕是具有宗教思想的作家，也必须在宗教思想中挣扎。日本作家远藤周作皈依天主教，他的《沉默》让人想到《约伯记》，但约伯是有出路的，同样信仰上帝的洛特里哥却没有出路。远藤周作让上帝沉默，上帝沉默，让宗教进入了文学。
　　批评家要指明出路，作家不理睬出路，这使得批评家与作家不能尿在一个壶里。
　 　只是，我们毕竟生活在以理性为价值的世界，作家在拒绝批评家发出的思想时，常内心不自信。作家会像个对大人耍赖皮的小孩，几乎所有作家都觉得自己说不过批评家。当然作家也可以反击：你会说，你会写吗？这倒未必是事实，其实批评家大多数也是创作过的，有的在写批评文章的同时还在创作。有人说他们写得不成功，这仍然未必，只不过，他们偏重于理性的思维。有人会说，理性进入创作就是谬误，但其实，作家对理性进入创作还是认可的，甚至是崇敬的。只是不要批评到我，用理性把作家表扬得头头是道，作家还是很受用的。这样，作家就又经常在乎批评家说什么？比如技艺上的分析。
　　不知是否有人注意到，文艺理论 都是由搞理论的人分析出来的，并且基本上是从理论到理论，至多是搞理论的人从作品分析出理论，再从此理论到纯粹的理论。批评家理性思维强，容易把问题分析清楚，容易条分缕析。不像作家一脑子浆糊，让一脑子浆糊的作家把问题说清楚，基本不能做到。于是作家也仰息于理论家分析的成果，特别是作家能听得懂的写作技巧。中国的作家，绝大多数只是知“器”的写作者，不是知“道”的写作者。虽然“道”是我们古老的概念，但这个“道”被搞得玄虚，不顶用，而中华民族恰恰又是很讲实用的，于是批评家的脑袋显得珍贵了。批评家会把问题分析得头头是道，让作家鸡啄米一样点头。作家和批评家虽然常发生抵捂，但在价值取向上是一样的，这对冤家实际上是同体对立。批评家挑作家作品的缺陷：不自然，还必须完美；作家也追求自然、完美。但创作上，所谓自然和完美是可疑的。
　　批评家所指的不完美之一，是不丰富。批评家往往会对作家说，你还可以做得更多，更多即更好。比如批评家批评作家作品面目单一，如果这单一只是指作家创造无能，那么应该批评；但如果只是指作家固守着自己的关注点和写作风格，那么就是出于批评家角度了。某种意义上说，一个作家就必须有死死纠缠甚至终生不能摆脱的关注点，比如列夫·托尔斯泰、鲁迅，一个作家的写作面目就必须鲜明，一见作品就认出谁写的，比如卡夫卡、海明威，作家一思考，就是这种方式，一出手就是这样的作品。
　　顺便说一下，对作家的这种要求，在读者那里也有。其实读者和作家的标准也是不一致的。作家不是产品的制造者，作家和读者不是供需关系。作家也忌讳开杂货铺。作为消费者的读者希望的是进入一家餐馆，天南地北的美食都能吃得到。但是，那种能够做出天南地北美食的餐馆，一定不是好餐馆。作家跟读者的关系只是恋人关系，可遇不可求：能接收到我的秋波，才是我的读者。
　　回头讲批评家和作家。一个写作者，经过了一定的写作训练，他就有了自己的基本判断，他就知道该怎么写，如果不知判断，只能说明他没有训练到位。作为一个创造者，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那他还写什么？训练到位了，那么他就走自己的路了，哪怕一路走到黑，他已经拥有了黑暗中辨认的眼睛。他没必要战战兢兢按照批评家的指点，拿着橡皮擦修修改改。
　　但批评家仍然必须说，不说，是他的失职。
　 　有时候我纳闷，上帝为什么要安排作家与批评家这对冤家？既生瑜，何生亮？但上帝是对的，上帝创作这对冤家，一方从理性，一方从感性。一方要框住，没有框住，言说如何可能？更重要的是文学理论如何诞生？但一方要挣脱，就是不能被你框住。也因为作家挣脱，理论得以更新，批评获得了新的成果。让作家与批评家纠缠不休，是上帝的恶意，也是上帝的深意。
　　但可惜的是，我们的写作者不能领悟上帝的深意。要么像一个没文化的老农无视城市文明一样，无视批评，要么，就是在批评面前跪下，对理论、对技术，对那些理性的东西臣服不已。尤其是新的写作者，他们是幸运的，初涉写作就受到正规的完整的训练，但这也造成了他们的不幸，使得他们被囚禁其中，没了野性。他们谈起名作一套一套，自己写的却没有意思。不是不好，好，但没有意思。他们说起名家的创作思想，如数家珍，但自己的想法在哪里？他们说起文学，引经据典，头头是道，过度阐释，把感受分析成了理智，把血肉剔成了白骨。知道我们当年读大学最笑话什么吗？作品赏析。一首唐诗绝句能够赏析出几千字来，老师在上面摇头晃脑，同学在下面讪笑。我们不是好学生，不是好孩子，写作者就不该是好孩子。但是现在年轻的写作者，很多都是好孩子。
　　老实说，我们的文学越来越充裕着死亡气息。
　　也许不是文坛死了，而是我疯了。我以疯写作品，又以疯写批评，所以我声明，我的批评不能算是批评。精神病人怎能给自己看精神病？
　 　我只是想以作家的身份对批评家说，写作具有精神病性。我期待批评家理解作家的精神病性，理解偏执、包容偏执、鼓励偏执，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批评家的天职。我一路写来，我很幸运遇到了一些这样的批评家，比如贺绍俊，我至今记得他对我说：“希我，就这样写下去，你就是大家！”
　　我不知能否成为大家，但不想当大家的作家不是好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