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默涵的批评观及其当代意义

　　随着现代文学学科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文学批评逐渐成为课堂上可以传授的一套文本操作方案，尤以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英美“新批评”为代表。在文学批评成为一门“技艺”的前提下，反思“何为批评”，远不如磨练“批评技艺”来得更加“有用”。随着文本与社会之间的有机联系被切断，“批评”逐渐丧失了在“主体形式—文化制度—社会关系”中的枢纽作用。在“批评”原本具有的批判性和社会能量日渐丧失的当下，阅读新近出版的《林默涵文论》(文化艺术出版社2016年版)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林默涵(1903—2008)是著名的文艺理论家、作家、艺术教育家。他早年参加革命，新中国成立后长期从事革命文艺领导工作，这使得“批评”在他的笔下包含着现实经验的汁水，拥有着崭新的实践品格。林默涵的批评实践并非单纯地囿于文学文本内部，而是内在地打通了文学文本与时代精神的藩篱。若论他的批评观对反思当下文学批评的作用，与其说是提供了一种“视差”意义上的新鲜刺激，毋宁说对重构当下的“批评观”具有本体论的意义。

　　《林默涵文论》中散见多处关于文艺批评的论述。“批评”在他的笔下，大致有两个层次的用法：既包括具体文本的批评方法，更指向一种作为文艺工作方法和革命总体战略的“批评”。如他在《关于文艺工作的过去和现在》中所言，“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推动革命事业前进的主要方法。文艺是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文艺要前进，也必须有批评与自我批评”。文艺批评直接作用于人的心灵，是意识形态领域最为及时有效的纠错机制，进而直接关系到革命事业的进退成败。“批评”本身并不构成自己的目的，只有被置于革命工作的整体视野中，才能获得其应有的位置和作用。这显然区别于学院中、课堂上作为“技艺”而存在的“批评”。在“后革命时代”的今天看来，林默涵的“批评”难免不够纯粹；然而，值得反思的或许正是当下的“批评”是否过于纯粹。在凭借学科界限各自为战的同时，很可能导致画地为牢。林默涵是历史中人，他的“批评”也是历史进程中的产物，“纯粹”的“批评”势必割断了本身与历史之间鲜活而丰富的血肉联系。当然，这并不是否认现代文学学科体制建立的意义，而是旨在强调“批评”的多层次性。林默涵式的批评，同样应当成为当下批评的重要资源，因为林默涵在自己的批评实践中，绝非只是传达主流意识形态的声音，他拥有自己的批评观。在他那里，“批评—实践—意识形态”是三位一体、相生相成的。

　　林默涵虽长期担任文化宣传部门的领导工作，但他对主流意识形态始终抱有清醒的意识，努力坚持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的唯物主义态度，而他的批评观，同样具有唯物主义的品格。在林默涵看来，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文艺工作自我调整与发展的主要动力，批评内在地、有机地贯穿在文艺发展的进程中，就像他在《发展文艺不能没有批评》中所指出的，理想的文艺批评“应当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以理服人的；而不是主观武断的、简单粗暴的、打棍子扣帽子的”。在这里，林默涵赋予了文艺批评三个宝贵的品质，即科学的、实事求是的与以理服人的，这三点无一不来自现实的教训。文艺批评有其自律性，并非是“以理杀人”的工具，更不为任何立场之争背书。惟有结合文艺实践的具体问题进行科学分析，批评才得以成立，才有其严肃性和公信力。只有在反对教条主义、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前提下，才能建立科学的、历史的和唯物的批评，进而及时纠正和遏止文艺领域暴露出的错误，保证革命事业的顺利进行。

　　林默涵的批评观，在他对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的批评文章《一篇引起争论的小说》(发表于1957年3月12日的《人民日报》)中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展现。王蒙的小说在当时引起了广泛争论，其中有的批评文章一笔抹煞了小说的艺术价值，还有的批评文章甚至怀疑作者的思想动机，认为小说是对党的机关的恶意诽谤。林默涵认为这些批评文章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粗暴武断，并不能帮助作者克服缺点，反而只会增加文艺领域的对立情绪。在接下来的篇幅里，他从小说的实际情况出发，分析了小说的“两面性”，既指出小说以极大的勇气和热情提出了正确的问题，又指出小说没能写出战胜旧事物的积极力量。最令人感动的是，林默涵在文章结尾指出，他坚信王蒙的艺术才能会随着不断的革命实践和斗争实践得到健康的发展。林默涵科学客观地把握住了王蒙小说的优缺点，并希望借助科学客观的批评将之转化为革命的促进力量，这正是他的过人之处。

　　进而言之，在具体的批评过程中，他既清醒地区分了文学批评与政治批评的界限，又始终强调“一切有思想的批评家都是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的”。这种看似矛盾的态度，实际上建立起了文学批评与政治批评辩证统一的关系，亦即文学批评有更高的外在于自身的目标去追求，而这一追求必须建立在对文学自身规律的把握上。他设想通过建立一整套科学的、常态化的批评机制来避免共和国历次文学运动带来的创伤，通过“开展正确的批评来证明我们不搞运动。只要使批评经常化和正常化，半年后人们的怀疑就会消失”。积极有效的批评将会“扶植好的创作积极性，绝不会挫伤、破坏正确的积极性”，最终建立起良性循环的批评生态，避免运动中“伤人伤己”的现象重演。在他看来，用运动的方式解决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无疑是南辕北辙，只能落入“坏的无限”。批评既是分析和揭露矛盾，同时又要促进矛盾向更高级的阶段发展，遵循“正—反—合”的辩证法逻辑，推动现有的文艺创作在正确的方向上更上层楼。他进一步推演出“团结—批评—团结”这一“新的批评方针”，表明批评的目的是文艺战线的团结和发展。他热情呼吁“珍惜批评”，正是为了在斗争中求团结，在团结中促发展。

　　追求团结，并不意味着批评家可以在宽松的氛围中降低对自己的要求。在林默涵看来，“学习—批评—学习”正是对批评家的具体要求。批评家既要有客观端正的态度，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批评观，又要有丰富的生活知识和专业知识，有能力捕捉到文艺思想中反映出的人民内部矛盾。简言之，批评家既要“愿意说理”，也要“有能力说理”。更重要的是，批评内在于文艺工作的发展进程中，批评家同样内在于文艺工作乃至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进程中，他们都是革命事业的参与者。林默涵明确反对批评家“布衣阶级”、“在野派”的自我定位，主张批评家以局内人乃至主人翁的态度参与到批评实践中来。作为局内人的批评家，意味着要去守护社会主义的革命建设成果，这就使得批评的分寸和力度变得尤为重要。如何在有效批评和维护大局之间寻求平衡，始终是林默涵致力解决的难题。在《林默涵文论》中被反复重申的是：“今天的作家既要大胆干预生活，又要维护我们的社会制度”；“过去是为了动摇那个社会制度，是要推翻那个旧的社会制度；今天我们一方面要揭露社会的缺点和阴暗面，而同时却又要不伤害这个制度，要保护这个社会制度，揭露和批判也正是为了保护和巩固这个社会制度”；“作家要保护社会主义制度，又要揭露社会主义制度的缺点，这不能不说是个矛盾。如何很好掌握，是提到我们今天的作家面前的一个问题”。这个难题一日得不到解决，社会主义事业的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和道路自信就一日落不到实处，尤其无法在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中扎根。意识形态领域的特殊性在于，如果作家和知识分子意识不到自身言说的限度和有限性，那么长期的“自由”书写极有可能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离心力量。当下的许多文艺工作者，以“独立”、“多元”和“自主”掩盖其特定的意识形态诉求，不是很常见的吗？在一个变动不居的时代中，文学创作、文艺批评与政治共同体的健康发展之间的有机联动是极为重要的，同时也是非常脆弱的。当“批评”的责任伦理和政治伦理付之阙如时，“批评”就会陷入到“诸神之争”的意见游戏之中。不能承受的“批评”之“轻”最终将消耗掉自身真正的力量。与当下的众多批评形态相比，林默涵的批评是避“轻”就“重”的。正是这份“重”的批评，成就了他的价值与意义。

　　具有分寸感和建设性的批评何以可能，无疑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在一个革命动力庶几耗竭的当下，批评的位置和意义在哪里？须知，批评本身并不能构成自身的目的，寻求批评的目的，也就是寻求文学的当代意义。文学只有在更为广阔的历史时空中被认知与把握，其可能性才得以最大程度地释放，并且参与到历史进程中来。

　　林默涵和他所属的那个时代虽然正在远去，但蕴含在《林默涵文论》中的批评经验无疑仍然值得我们认真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