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之由与变迁之故

　　　　主持人语

　　　　本期刊发周新民教授做的“回到文学本体”话语考。这是一种“文学史”的功夫。当下学科分类越来越专门化，大的文学研究细分为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等等。但具体的文学批评实践是离不开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研究的策应和支援的。

　　　　事实上，“回到文学本体”不是一个新的话题。确实如周新民教授所说，“回到文学本体”是中国新时期文学批评最重要的批评理论话语。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回到文学本体”的话语已经成为中国新时期文学批评史的核心问题。他认为：“三十多年过去了，‘回到文学本体’的话语实践，为中国新时期文学批评累积了丰厚的文学财富。”因此，作为一个“未完成”的，或常说常新的，或一个时代有一时代语境和关注点的问题，“回到文学本体”需要求其“存在之由”和“变迁之故”，对既有批评资源进行有效的清理和汲取，研判其得与失，从而在一个长时段的文学史上有效地展开“当下”的工作。

　　一定意义上，“迈向汉语诗学之路”是愿景，但也是讨论“回到文学本体”的逻辑起点。

周新民

　　“回到文学本体”的理论探讨有着清晰的历史阶段性和历史内涵，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批评大概沿着从工具论、本体论、价值论的角度来探讨“回到文学本体”的理论问题。

　　我们应该重视近些年来文学批评所重视的“讲述中国故事”的理论倡导。如何用中国文学的民族形式，讲述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中国故事，已经成为当下文学批评“回到文学本体”的倡导、迈向既有民族特色又具有时代性的批评理论之路。

　　“回到文学本体”是中国新时期文学批评最重要的批评理论话语。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回到文学本体”的话语已经成为中国新时期文学批评史的核心问题。30多年过去了，“回到文学本体”的话语实践，为中国新时期文学批评累积了丰厚的文学财富。今天，当我们追溯“回到文学本体”话语时，我们可以从容地思考“回到文学本体”话语的历史与意义。首先，我们要明确中国新时期以来“回到文学本体”的批评理论的内涵。概而言之，“回到文学本体”的批评理论大概有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让文学回到“人”本身的文学本体。这一脉理论倡导，从让文学回到对人的关注上，以“人”为出发点，把人的精神、欲望、终极价值等作为文学书写的根本性内容。“回到文学本体”的另一脉理论流向是，从文学的形式、结构、语言等入手，讨论文学的本体问题。我在本文之中是要从后者入手，讨论“回到文学本体”的问题。

　　如果对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批评对于“回到文学本体”问题的探讨做一个梳理的话，我们可以鲜明地发现，“回到文学本体”的理论探讨有着清晰的历史阶段性和历史内涵。我个人认为，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批评大概沿着从工具论、本体论、价值论的角度来探讨“回到文学本体”的理论问题。

　　“工具论”阶段

　　80年代初的文学批评着重强调文学形式的价值，把文学形式从“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束缚中解放出来，赋予文学形式审美意义。

　　不过，这时的理论探索还停留在“修正”现实主义文学批评的阶段。这种理解和运用西方形式主义文论的方式，姑且可以命名为“工具论”地探讨“回到文学本体”。

　　回到文学本体”话语源自对于“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庸俗批评理论的反思。经过一段时间的清理，文学界充分认识到工具论思想严重阻碍了文学的健康发展，于是，“回到文学自身”的理论倡导成为20世纪80年代初期主要的理论口号。“回到文学自身”的理论倡导最为重要的理论内容是对于文学形式的强调。之所以如此，大概是因为主题、内容可以成为政治的附庸，而文学形式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事实上也是如此，一些文学批评开始强调文学形式的独立性，强调文学形式的兼容性。这个时期的文学批评着重强调了文学形式的重要价值，把文学形式从“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束缚中解放出来，赋予文学形式审美意义。

　　新时期初期的“回到文学本体”的理论倡导，是作为规避文学工具论的有效手段出现的。正是这样的批评语境，《现代小说技巧初探》才得以横空出世。《现代小说技巧初探》最大的贡献就是肯定了文学形式的重要作用，把文学形式看做是与文学的内容、主题同等重要的构成要素，而不是附属部分。在《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出版的年代，文学形式往往和文学表现技巧联系在一起。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现代小说技巧初探》讨论的文学形式往往是象征、意识流、荒诞等表现手法。毋庸置疑，《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在讨论文学形式和技巧的时候，以现实主义文学作为参照。现实主义文学被认为是注重内容、主题的，而所谓现代小说是重视形式技巧的。所以，举凡意识流、象征主义、荒诞派戏剧等属于20世纪现代派的文学类型，都被认为是注重形式的文学技巧。这是这个时期文学批评潜意识的一种不自觉的批评倾向。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关于“回到文学本体”的理论探索，还停留在“修正”现实主义文学批评的阶段。虽然这个时期国外现代派文学和理论纷纷被译介过来，但是这时的文学批评还停留在以现实主义的眼光来打量西方现代文学的阶段，也停留在以现实主义文学规范来自觉不自觉地衡量种种回到“文学本体”的理论规范。细读这些批评理论可以发现，这些理论其实只是丰富现实主义文学的“工具”而已。这个时期的文学批评，还是从“形式——主题”、“形式——内容”、“形式——文化”等角度来理解和运用西方形式主义文论。

　　这种理解和运用西方形式主义文论的方式，姑且可以命名为“工具论”地探讨“回到文学本体”。种种形式主义的文学理论都被现实主义的黑洞所吞没，即使是最为形式化的叙事学，在中国文学批评者那里，也只是一个强调形式的作用而已，形式主义文论的“内部”要素的重要性，也仅局限于对内容的传达而已。

　　“本体论”阶段

　　80年代中期，文学本体论成为不可一世的力量，冲击着中国文学批评的固有思维。

　　这时的本体论批评主张把文学看做是“自足体”，主张文学回归到文学自身，即文学作品本体论、形式本体论、语言本体论。

　　学习西方形式主义文论的一个收获是，中国的文学批评开始注意文体问题。关于文学文体的探讨成为一个时期的理论热潮，语言、形式、叙事、结构等构成了这个时期的理论热流。随着80年代中期对新时期十年文学的反思，“向内转”的理论诉求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回到文学本体”的理论建构。80年代中期，一股构建文学本体论的理论思潮成为中国文学批评最强劲的潮流。这个时候，伴随着理论探讨的深入，文学本体论成为不可一世的力量，冲击着中国文学批评的固有思维。“回到文学本体”终于从“工具论”层面走到了“本体论”层面。

　　本体论批评主张把文学看做是“自足体”，主张文学回归到文学自身。文学与社会、与历史、与读者、与创作主体的关联性被斩断。本体论观点大概有以下三种类型：一是文学作品本体论，即把文学作品看做是自我生成的自足体；二是文学形式本体论，即把文学作品的形式要素，如结构、叙述等看做文学自我生成的要素，把它们本身看做文学的全部；第三种是语言本体论，认为语言是世界的本体，文学语言才是文学的本体，而不是文学的媒介或工具。

　　文学本体论来自西方形式主义文论，新批评、结构主义、叙事学等文论都是把文学作品、文学形式、文学语言视为自足生成物。中国在80年代的文学本体论的批评思潮是对西方形式主义文论学习的结果，也是中国先锋文学繁荣的重要理论基石。毫无疑问，中国文学有着不同于西方文学的文化背景和社会背景，简单地把西方文学本体论搬运到中国，机械地运用，必然会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作为一股理论潮流，文学本体论在中国存在的时间不长。不久，“回到文学本体”的理论实践很快转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从价值论的角度来建构文学本体。

　　“价值论”阶段

　　90年代中期，文学批评致力于以西方叙事学为参照，走上了窥探中国文学叙事的民族化道路的探索。

　　这种探索使中国文学批评“回到文学本体”的理论探索具有民族性特质。而把叙事形式纳入到当下时代的伦理诉求之中，则展现了中国文学批评在“回到文学本体”探求上涵括“时代性”上的雄心。

　　在90年代初期文化批评盛行的历史情境下，“回到文学本体”的理论构想，很快具有新的内涵。文学本体不再是悬浮在空中的楼阁，而是和民族审美文化、伦理诉求结合在一起。90年代中期，“回到文学本体”的理论建构进入到了价值论阶段。

　　从本体论的角度来探讨“回到文学本体”，在肯定了文学作品、文学形式、语言的本体的同时，架空了文学与社会、历史以及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之间的关系，也必然使文学成为空洞之物。这样的文学观念也脱离了中国文学传统。这种“回到文学本体”的探讨方式，不仅失去了文学审美意蕴，也失去了读者与社会功能。批评家们很快认识到了从本体论的角度来探讨文学本体的思路，脱离了中国文化语境。首先，批评家们认识到，虽然文学语言是文学的本体，但是它无法彻底自足，语言是文化断层。具体到中国文学语言来说，由于汉字的表意性、图像性的诗性特质，中国的文学语言是中国传统汉语诗性特质的呈现。这样的批评观念最终催生了中国文学批评在中国传统审美文化的层面上，来探讨文学语言，也使中国汉语文学获得了宏阔的历史文化支撑。而在叙事形式等层面上，批评家们也日渐认识到，中国文学的叙事形式有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染。

　　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时期的文学批评致力于以西方叙事学为参照，走上了窥探中国文学叙事的民族化道路的探索。一方面，以西方叙事学为阐释资源，发现了中国叙事学与西方叙事学之间的差异；另一方面，中国文学批评借鉴西方叙事学的概念、思路，探究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叙事学发展的历史之路。这两方面的探索把西方学者所热衷叙事学的概念、术语、思路纳入到中国民族叙事的范畴，提炼出具有民族特色的叙事学思想。这种民族化的叙事学探讨既摆脱了叙事形式本体论的空洞性，也找到了中国文学批评的民族化道路。叙事学的中国之路的民族化探索，使中国文学批评“回到文学本体”的理论探索具有民族性特质。而把叙事形式纳入到当下时代的伦理诉求之中，则展现了中国文学批评在“回到文学本体”探求上涵括“时代性”的雄心。

　　当文学从“写什么”转向“怎么写”之后，文学创作就成为不及物的写作。文学创作也就丧失了时代的温度，自然也无法体现出时代之思与时代之忧。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一些文学批评开始注意到文学的时代责任。在这样的背景下，小说修辞学等批评理论开始受到重视。文学创作要回应时代问题，正视读者精神需求，体现人道主义光辉，逐渐成为90年代中期以来文学批评的主要话题。不过，和以前的文学批评不一样，这个阶段的文学批评是从文学本体出发的，而不是重蹈文学工具论的覆辙。批评家们着眼的仍然是文学本体，也就是说，文学语言、文学形式、文学结构、文学叙述仍然是文学批评的核心话题。只不过，不再把文学叙事、文学语言、文学结构悬置在真空之中，而是给它们填充了饱满的人性的、人伦的内涵。

　　谈到这里，我们应该重视近年来“讲述中国故事”的理论倡导。如何用中国文学的民族形式，讲述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中国故事，已经成为当下文学批评“回到文学本体”的倡导、迈向既有民族特色又具有时代性的批评理论之路。

　　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批评沿着“回到文学本体”的理论之思与实践，展开了卓有成效的探讨。经过一段时间的探求，结合中国传统文化语境，汇聚中国当下时代潮流，以汉语诗学为核心的“回到文学本体”的理论探求，已经渐渐浮出历史地平线，文学批评“回到文学本体”的话语实践最终也将在汉语诗学的构建之中取得丰硕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