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品翻译“走出去”是必然

　　“如果用‘走进历史’来形容陕西文学的发展，那它则是过早定型的‘中国史’、过多追捧的‘地方史’以及过晚相逢的‘世界史’。”日前，在西安举办的第八届亚太翻译论坛的“对话：陕西文学的特色与国际传播”这一特设论坛上，南开大学翻译研究中心教授王宏印表示。与会的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贾平凹认可陕西文学的这一局限，认为陕西文学的国际交往急需加强。实际上，包括陕西文学在内的中国文学虽然在翻译方面还面临不少困境，但随着国家软硬实力的增强，大踏步“走出去”已是一种必然。将最具水准的作品及时翻译出去

　　如何了解一个国家的文化？最基本、最直接的方式是品读这个国家的诗歌、小说等文学作品。长久以来，在中国图书对外翻译的道路上，文学作品发挥着开路先锋和主力军的作用。记者在翻阅由中国翻译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文化翻译出版与国际传播研究报告2015》(以下简称《报告2015》)时发现，中国文学类图书在中国哲学、政治、历史、经济、艺术、语言等十一大类中稳居第一，翻译出版数量最多。按照中国图书分类法，该报告统计了世界图书馆收藏数量最大的前50种英译图书，中国文学类图书的英译出版最多，比例达到24%，远超第二位中国政治、法律类图书的14%。

　　“文学是自己长腿、长翅膀的。优秀的作品别人自然会关注到。”贾平凹强调，受制于地理位置、政治、作家性格特点等因素，陕西文学在国际传播方面存在许多不畅，联系面窄、交流的机会少，导致陕西文学对外翻译有一种守株待兔式的被动。而陕西文学现代气息稍弱、写法上不标新立异等原因，也让其在国际接受层面处于被动。目前，他个人被翻译的作品也仅占所有作品的3/10左右。

　　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许钧表示，译作不仅要让外国人懂，更要呈现出味道来，难度相对较大。然而，把中国文学作品翻译并使其“走出去”已是一种必然，现在已经到了外国人读中国文学特别是当代文学的时候，并且从对中国政策、国情的解读，走向对老百姓生存状态的把握、对中国文学艺术形态的全面了解。

　　“如果对中国当代文学有全盘、整体的观察和考量，也就能准确知道哪些作品是值得翻译的。”贾平凹建议，要把最能代表中国文学水准的文学作品及时、准确地翻译出去。

　　用文化消解方言等障碍

　　莫言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曾表示，中国本土文学作品的翻译困难主要在于“乡土味”的准确性，而目前国内有关本土文学作品“乡土味”的翻译研究只有寥寥数篇，如《谈〈红高粱〉乡土文化及其英译本的翻译策略》、《论乡土小说翻译的难点——以葛浩文英译的〈生死疲劳〉为例》等。本土文学作品的翻译还应传递出民俗和方言特色，这对不少译者又构成了挑战。

　　“陕西文学之所以很有特色，与陕西的乡土文学写得比较扎实、厚重有关。这得益于这块土地的历史悠久，文化传统的积淀深厚，民情、民俗丰富，而且所使用的语言多为方言。”贾平凹表示，好多人说陕西方言比较难懂，难以翻译，实际上，只要对中国传统文化加强了解，懂得一定的文言文，那么文学作品中的民俗描写、方言词汇也就不难理解了。他举例说，“把孩子抱起来”用陕西话来说是“把孩子携上”。听起来可能会莫名其妙，但是看到“携”字就明白其意了。许多方言词汇有着古汉语、书面语的遗风。

　　这样的障碍消解同样适用于“中译外”的另一端。陕西省翻译协会主席、陕西文化与翻译研究所所长胡宗锋以自己与西北大学外国语学院英籍专家罗宾·吉尔班克携手翻译贾平凹的《黑氏》为例说，在翻译这个题目时，直译“黑”字有种族歧视的嫌疑。于是，他们意译为《乡下的老婆》，而这恰和英国17世纪的一部作品同名，熟悉英语文化和历史的读者便立刻理解其意。而这篇《黑氏》也成为美国经典文学期刊《新文学》首次发表的陕西作家作品。

　　翻译作品不应停留于爱好

　　陕西拥有众多高校，翻译队伍也有一定实力，但为什么陕西文学“走出去”却遭遇人才困境？胡宗锋表示，陕西译协无编制、经费，这是一份高强度的工作，但译者无法靠做文学翻译来生活。译者大部分是高校教师，但许多院校并不把译作视为学术成果，他们只是因兴趣而翻译。

　　旅法华侨诗人陈旭英认为，长期以来，陕西的文学与外语似乎是两条平行线，缺乏交集。他建议在加强本土人才培养的同时，积极调动海外留学生、华侨的力量，通过既懂中国文化、文学又精通外语的双料人才的努力，助推中国文学“走出去”。

　　《报告2015》认为，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的历史证明，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汉学家、中国研究专家为中外文化交流做出了许多贡献，但汉学家们之间缺乏联系，翻译也多局限于自己的学术兴趣范围内，因此要尽早建立中国文化翻译人才的专业服务机构，取天下英才为我所用。此外，应建立面向全世界的对外翻译出版基金，在更大的范围内开展选题资源的组织、出版与传播，引导世界关于中国文化主题图书的翻译选择，朝着有利于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全球传播、增强中国文化世界影响力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