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巴特与法国文艺批评方法

　　20世纪是一个“批评的时代” ，文学批评这种二级语言活动与各种文学类别并驾齐驱，成为独立的文类，这是因为人们对文学作品的认识发生了变化，认为作品的生命要依靠批评来延续，批评者(读者)的地位因此大大提高了。在西方，批评者的地位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或许得益于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罗兰·巴特。

　　如果参照法国当代文论家孔帕尼翁的说法，给学院批评的各种模式做一个大致的分类，那么我们可以总结出四种模式：第一种相当于作者中心论，第二种是意识中心论，第三种是文本中心论，第四种属于无中心论和不确定模式。西方20世纪的文学批评基本上都可以归入这几种类型。罗兰·巴特属于第三种和第四种，也就是一般所说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批评。

　　巴特是一个多面向的、多变的、非正统的批评家。他的批评语言让人觉得既有魅力，又难以把握，因为他往往以非常个人的方式同时混用三个体系的语言——马克思主义、索绪尔的语言学、拉康的精神分析，这就给后人留出很多解读的余地。这里我从巴特多变的批评轨迹中截取一个关键的节点，介绍一下他在“新批评之争”中的作用和观点。“新批评之争”是法国批评史上的一次影响深远的论战，它把法国20世纪文学批评明显分成了前后两个大的阶段和两大阵营，是法国批评从传统模式转向各种新模式的一次标识性事件。在这次论战中，巴特的敌人是以皮卡尔为代表的“旧批评” ，是在法国20世纪上半叶的学院批评中一直占主导地位的批评模式，即实证主义批评，在法国也叫“文学史批评” ，它建立在博学和考证的基础上，其集大成者是朗松，从朗松又衍生出“朗松主义” 。巴特认为阐释和批评都是意识形态，而奉行朗松主义的大学教授们的“文学史批评”自诩客观和科学，但这种旧批评也是一种秘而不宣的意识形态，它只研究作者，不去思考文学本质，把文学当成自然而然的现象。而巴特则认为永远不要把一切文化使然的东西当成自然而然的东西。由于精神分析的影响，他认为文学作品与作者和外部世界的关系经常是一种扭曲变形的关系，评论文学作品不需要以作者所处的历史背景为依据，文学是一个自主的世界，其意义来自于读者的多重解读。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时期的巴特一直坚持文学批评的这种内在性原则。巴特在《两种批评》一文的最后还分析了(当时的) “大学批评”固执地拒绝内在研究，只允许实证性研究的原因：除了作者意图决定论在作怪，也许还因为新旧两种批评意味着两种不同的知识形态。新批评是一种高扬主观性的自由批评，它需要的是对作品的好奇心，而实证性研究要求渊博的学识，需要很强的技术性知识，大学教授们不愿意改变知识形态，是为了把实证性研究变成维护大学选拔机制的工具，也就是维护自己的权威性。

　　针对以事实为依据的实证主义批评，巴特提出了自己的批评观。他认为，文学批评的对象是文学作品，而不是现实世界本身，其标准不应该是“真”和“假” 。文学批评与文学的关系是“语言”和“元语言”的关系，其标准应该是“有效”和“无效” 。批评的任务不是揭示作品的历史真相，不是去发现作者的隐蔽意图，而是建立一种能够阐释作品语言的自成一体的有效语言。在“新批评之争”的总结性论著《批评与真理》中，巴特说，文学批评就是用批评者的语言“覆盖”文学作品的语言。巴特的批评著作《 S/Z 》就是最好的例证，他用自己的语言重新书写了巴尔扎克的作品。

　　巴特作为批评家的暧昧之处就在于，他喜欢从原创性写作的角度来谈论批评，他认为，同样的写作愿望把批评与文学连接在一起，换句话说，批评家和作家共享同一种乐趣——写作。巴特一生从未写过小说，但他一生都是在写作的欲望驱动下进行文学批评的。为了说明批评的真理在于写作，他把文学批评和普通阅读做了区分。普通读者只读不写，批评者读了还要写，普通读者只是出于对作品的热爱而阅读，批评者则是为了写作而阅读。“如果说阅读就是渴望作品，那么从阅读转向批评，就是改变愿望，不再渴望作品，而是渴望(批评者)自己的语言。 ” (巴特《批评与真理》)

　　(秦海鹰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