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

　　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中国传统文化，并不都是“传统”的。如果我们把“现代文化”理解为是适合于现代工业化与后工业化时代经济基础的思想观念和社会制度，那么我们依然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内容已经相当“现代化”，甚至先进性。在建设现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过程中，我们很注重从现代西方文明中汲取养料，而从中华文化遗产中汲取营养，则是一项亟待加强的工作。那么，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哪些“现代化”的内容呢？

　　稳定深厚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

　　每个中国人生来就属于一个毫无疑问的国家和民族，这个民族有五千年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这种国家归属感和民族归属感渗透到每个中国人的血液。大概许多人没有意识到，我们中国人视为理所当然的这种国家和民族意识非常具有现代性。现代的经济、政治与社会制度，无论是国内层面或国际层面，无不是建立在国家制度之上的，没有国家制度简直不可想象。在思想领域，民族主义是现代社会较之一切政治意识或宗教观念都更为重要的意识形态。在多数情况下，民族利益高于阶级利益、教派利益。

　　中国人民历来把“国”与“家”相连，把“国”视为“家”的扩大，“国家”成为我们华夏子孙最为稳定而深厚的人生依附和精神家园。除了外患所迫，中国鲜有企图从内部分疆裂土的不肖子孙。即使内忧外患最为深重的时候，中国也少有无政府状态，民族意识则往往更加强烈，民族命运屡屡浴火再生。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饱受屈辱。但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又让我们看到了民族复兴的光明愿景。不能不说，人民强烈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巨大成就并保持社会稳定的强大推动力量。在人类实现大同社会之前，或者在人类实现无阶级、无国家的共产主义社会之前，这种爱国精神和民族主义意识始终是一种现代的和先进的制度。

　　儒家思想具备的现代意义

　　儒学之所以充满了现代性，乃是因为它是一种世俗的社会知识体系和行为规范体系。它用世俗的、建立在实用理性基础上的观点和原则，解决了西方人需要借助神才能解决的信仰问题；同时，它又通过诉诸人的内在道德规范，解决了西方文化中必须通过外力强制立法才能解决的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问题(即所谓法治和德治之分)。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国儒家文化是以较低的成本实现了中国社会的延续、稳定与治理。如果我们看到西方中世纪宗教统治的黑暗，和近代西方的发展进步始终与其不断的世俗化进程相伴随，我们就没有理由不感谢我们的祖先为我们留下了“敬鬼神而远之”的世俗文化。

　　儒家思想及其后来的思想发展，包括吸纳融合儒、佛、道等思想而产生的宋明理学，是中国皇权时代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绝不仅仅是一种知识上的空想或道德上的虚伪，而是深深扎根于普通人的经验理性、极具实践功能的实用理论。

　　儒家推崇仁、孝、义、礼、智、信、勇，讲究“人禽之辨”“义利之辨”。“仁”的含义之一是指“仁政”，类似于现代的“善治”，这是孔子针对当时的天下乱局和人民苦难而提出的政治理想，他为了实现这一政治理想曾四处奔波、处处碰壁。儒家思想鼓励人们带着理想和道德积极入世，匡计时艰，并为此不断完善个人人格修养，锻炼个体意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道德理想曾激励过无数爱国的仁人志士和普罗大众。儒家文化的理想性一面不应该被忽略。

　　中国传统文化讲究“中和位育”，即思想不走极端，不陷入简单的二元对立，鼓励差异和矛盾双方和谐共存；主张君子“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万事万物各安其位，各得其所，各有发展。这种和谐思想不仅具有中国意义，而且可能是医治当今世界种族、民族和宗教冲突的良方。

　　丰富的辩证法和唯物论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宝库。中国古代的辩证法思想不仅体现在经史子集里，也体现在古代建筑、医药、军事以及中国人的思维和日常生活领域。

　　恢复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有益无害

　　较之于资本主义的文化，我们可能对一切“封建”的东西更为敏感和反感。但是，如果能够客观地比较和分析中国“封建”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差异，我们往往可以得出两者各有利弊的结论。而且令人惊叹的是，中国文化的长处恰恰是西方的不足，而中国文化的短处恰是西方的长处，这种东西文化的互补性可以发生在思想、道德、制度、社会、思维等各个层面。

　　我们应该在保留中国传统文化优点的同时，学习借鉴西方文明的长处，弥补自己的不足。然而，当西方文明的长处在近代以商业和军事双重侵略的方式出现在中华文明的面前时，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自信心遭受了最严重的打击。

　　但今天，我们完全可以也完全应该以更加客观、公正和开放的心态来看待自己的传统文化。中共十七大提出“弘扬传统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崇高褒扬，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项英明决策。

　　我们显然也不应该以我们的传统文化来排斥现代的西方文明，更不应该以此排斥马克思主义。如果我们以排斥西方文明来弘扬传统文化，把两者完全对立，则无异于开历史倒车，无异于拒绝工业文明、现代科技和现代市场。因此，只有在坚持以开放的心态学习西方文明成果的前提下，我们恢复和弘扬传统文化才能够达到最为有利的效果。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确保人民政权真正具有人民性和真正符合人民利益的根本保障。在政治意识形态的意义上，传统的儒家文化尽管具有一定的民主性和人民性的内容，但总体上，其民主性、人民性和科学性不可与马克思主义相匹敌。

　　因此，当我们在意识形态上已经牢固确立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主体地位的时候，当我们十分注重学习西方文明的先进成果的时候，大力恢复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将有百利而无一害。因为我们已经获得自觉拒绝传统糟粕的免疫力，而传统文化的优秀内容也将得到自然的现代化的改造。

　　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不仅追求物质目标，还有处理各种社会关系和寻求精神归宿的需要。除了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设想，马克思主义更多涉及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一般规律的理论，对生活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人民应该发展什么样的人际关系、家庭伦理、道德原则、个人修养、生死观念、国家意识、民族意识，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给出明确的指引。我们显然不可以通过引入西方宗教来解决这些问题。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恰恰可以弥补这一严重不足，使中华民族在新的起点上拥有自己理性、健康而又容易认同的价值观念和精神家园。

　　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在于当我们排他地和绝对化地采用传统文化的时候，而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和先进性在于当我们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和开放地接受西方文明成果的时候。对中国传统文化兴利除弊，在今天已经不难做到，因此，大力弘扬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无疑是我们正确的选择。

　　剩下的一个疑问可能是，让马克思主义来主导和让西方文化来中和的中国传统文化还叫中国文化吗？答案是：凡人类社会的一切有影响力的文化，从开始出生到不断发展，无不是一种综合物或者融合物，那种单传独立的文化从来就没有存在过，或者即使存在也将迅速夭折；与马克思主义和现代西方文明的结合，势必迎来中国文化发展的新的繁荣和新的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