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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真冷，耳朵和嘴巴冻得生疼。
来到厂里，我脱下衣服便洗，这时出纳张华大姐来喊我去领上个月的奖金。
张大姐大个子，胖圆脸，身上衣服撑得绷紧，说话带着笑。她悄悄地说：“李子，知道你调到哪里去了吗？”我就意识到调令真的来到了厂里。我摇摇头说：“不知道。”其时，真实情况我也不敢确定。她笑嘻嘻地说：“我寻思你哥哥托人找的呢，书记不放你走，找到人事局了。”我说：“我不知道啊，家里有病人，回家十多天了，什么消息也不知道，我又没熟人，前几天听人透露过统计局想留下我。”
下午去普查办上班，到县委招待所去办事见到了郑局长，他说：“小李，你知道你被留下了吗？”我摇摇头说不知道，他又说：“你厂里不放你，是吧？”我说：“是。”“我再催催人事局要人，好不容易留下了一个人，可不能再跑了，你不知道我们为此跑了多少腿！”
晚上，栾师傅告诉我，书记一听说调你走，他马上推出车子往外跑，说：“我找人事局去！”听了栾师傅的话，我心里反而平静了下来，厂里不希望我走，极力挽留我，说明厂里重视我，这是件好事情，至于最后结果如何，也只有听天由命了。我在当晚的日记上，抄写下了陈继儒辑录在《小窗幽记》中的一句话：
“宠辱不惊，闲看庭院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
上午，我一进办公室，就见宋老师浑身上下穿戴焕然一新，我笑着问：“宋大哥要回家找大嫂子去吗？”他说：“想去又怕下雨雪。”我看了看门外，天阴，也看不出来刮的什么风，说来也怪，连续三天晴天今天却阴起来。我说：“宋大哥你真的要走吗？”其实我这句话是多余的，因为我正帮他往车子上系东西。他说：“不走行吗？一个多月没回家了。”我笑了说：“你走了可没人和我上班了，你也许看见象棋就不会走了。”我说的“上班”是指下象棋，我们每次想下棋的时候就说：“别忙了，上会班吧！”这是我们“普查牌”的暗语。
宋老师就笑起来：“象棋也没娘们重要！”我笑弯了腰。宋老师走后，好长时间老董也没来，我猛然想起宋老师说他买“大同块”一事（过冬大块煤炭），便蹬车到了他家，见大门锁上了，问邻居也不知去向。回来后我便写日记，刚坐下，办公室的门猛地被推开了，走进一位陌生的妇女，她要找老宋，我说回家了，她摸起我的日记本就看，被我一把夺了过来，她笑起来，说：“小宋这家伙，我想开个信，谁知他把公章带走了，回来饶不了他。”
这位女同志，姓牛，单名一个“萍”字，农业局抽调过来的，这些自然是我后来知晓的。牛萍彼时二十六七岁，中等偏瘦身材，高鼻梁、瘦长脸，眼睛大，眉毛粗黑；人泼泼辣辣，口直心快，行事男人风格。
普查办“后勤组”有个管经费的会计姓徐，建筑公司抽调过来的，三十五六岁，平时提着个黑提包跑跑外勤。此人精瘦，爱开玩笑，跟宋老师们厮熟，他们一帮子见面爱开玩笑，在一起下茶喝不说“下茶”而说“甩一壶”，其实这句话有点男人间的暧昧的玩笑，并不雅观，更不宜女同志口说，但是牛萍并没有听出语言的“弦外音”来，有一次她去后勤组，正好老徐、宋老师几个大男人在屋里闲聊，牛萍进门就冲着老徐喊：“老徐，老徐，甩一壶啊！”一旁的众人就讪笑起来，弄得老徐支支吾吾不知说什么好了，最后红着脸说：“唉，唉，甩不甩的吧。”
这件事也是后来作为一种生活的“调料”趣闻，流传到我耳朵中来的，随手记在了我的日记中。
天冷，又下了大雾。栾师傅昨晚用我车子回家了，我只好跑着去上班，出厂门就迎见王厂长，厂长问：“小李，人口普查快完事了吗？”我就答应着说：“嗯，快完事了。”王厂长他不提调令的事情，我也佯装不知道。
上午给老董去煤厂拉“大同块”，回来已经中午了，我说同学来了我要走，他却怎么也不肯放我，和上次拉蜂窝一样，又把我锁在屋里，也只得在他家吃午饭了。中午喝酒，老董又把他单位物价局同事张金之叫来，三个人六个菜，一盘炸带鱼、一只扒鸡、一盘猪蹄、一盘炸藕合、一盘豆腐皮、一盘花生米，三荤三素，外加一盆鸡子汤。我不喝酒，老董怎么肯让，一直喝得我脸红脖子粗。
喝完酒直接回到厂里，一排住的赵师傅碰到我，说：“李子，喝酒了？”我“嗯”了一声，他说：“看着你脸红了呢。”
接下来便是端着脸盆去院中的水池上洗衣服，正好隔壁的张姐、王姐也走过来洗，张姐便开我的玩笑，说：“小李，听说你有对象了，而且还不只是一个，是吧？”王姐忍不住掩嘴笑起来，我却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说：“张姐，你听谁说的？我自己怎么就不知道，现在我是一个也没逮着呢，哪来那么多。”张姐撇撇嘴，学着我的口吻说：“嗯，没逮着呢，我看是你被人家逮着了吧！”我“哧”的一声笑起来，赶紧端起洗衣盆逃开了。
其时，张姐、王姐也没有对象，她们也不过只比我大上一两岁。
天阴，渐次下了点小雨雪。
这天德州烟厂实习时同宿舍李言林大哥来了，他是来推我给他买的自行车的。中午也没回厂，买现成的菜在普查办喝酒，谈起光亭来，他要我到“服务楼”去找他，结果服务员说他们到局里没回来。李大哥对光亭看法极好，他说上次我发火，光亭把一切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光亭说：“李大哥你别怪学民，你怪学民等于怪我，怪我也等于怪学民。”他说光亭完全可以把责任推掉，而他却揽在自己头上，只这一点就了不起。我默默地听着，我知道光亭会这样做的，因为没有人像我这样的了解他。
外面，依然飘着细碎的雪花。我又打电话找光亭，罚了服务员三趟，终于找到了他。我说：“光亭，你怎么样？”他说：“没事。”我说：“听说你跟别人碰车子了，可有此事？”他回答：“不是我，是庆新。”我又问：“怎么撞的，庆新没事吧？”他说：“庆新没事，不是撞的，是自己歪的。”光亭问我有什么事情，我说：“你马上到我办公室来一趟。”其实，我也不知谁撞车子，只因为刚才去县委北院锅炉房打水，我充能的骑车子去，李大哥拿着三个暖瓶坐后座，刚出大门口，他在后面一上车，我身子轻，招压不住车把，况且路面很滑，连人带车都歪了，我的手蹭在路面血乎乎的，李大哥也弄得满身是泥巴，但暖水瓶却没坏掉一只。旁边有几个小朋友正在踏雪，见状就嘻起来，问：“你们两个怨谁？”我说：“谁也不怨，怨老天爷不该下雪！”所以打电话时手一疼，猛然想起了挨摔这件事，便信口问光亭撞车子了没有。
正和言林大哥说着话，从后窗看到光亭进大门来了，我让李大哥先到里屋躲起来，光亭一进门，我就对他说：“光亭，别人跟我撞车子了，你看把我手撞的，走，跟他们算账去！”他围着我瞧了瞧我的手，环视了一下四周，径直推开了里屋门。他说：“我不信你跟别人撞了车子，不过打电话让我快来，倒把我吓得不轻，我寻思你出了什么事情了呢？”
翌日，红日高照，微微北风。我和光亭在车站与李大哥作别。回来后，我给世宝写信，写了三个小时零十五分钟，满满的八页，长达两千多字。写信过程中没有停歇，只是起身踱步两次，在缓缓的踱步中，我在平息我心海中的那种情愫起伏。
中午我在水池上洗衣服，看黄师傅搬出一盆仙人掌置放在门前晒太阳，看那样子，这盆仙人掌有年头了。我就问黄师傅养几年了，他说快五年了，我说你养的不错啊。黄师傅说，仙人掌这东西和“乞丐”一样，好养。又说，这种花不喜欢勤力人，浇水勤了烂根，施肥多了烧死，“赖七赖八”活得更好。
我就随着打哈哈说笑，黄师傅见我说起养花，误以为我亦喜爱，他端起锅碗来水池上洗刷，笑着小声问我，李会计你要是喜欢花的话，改天回老家我弄几盆送你。
我们说着话，见王姐端着个脸盆从东面走过来，她笑吟吟地说，你写的《枣花》真不错啊，车间同事都赞扬你哩！她看我摇头，接着说，家属院里种花的人家很多，可以抽空去看看，又说她屋里养着一缸金鱼呢，你去看看写写吧。
王姐，个子不高，有点像德州实习时的王秀玲，但她比较矜持。王姐住在张姐的隔壁，我进厂之初，有一天中午在水池上洗衣服，王姐在东面门口露露头，又露露头，就是不过来，我知道她想用水。现在情形就大不一样了。
王姐看我水池上的洗衣盆，就说我：“洗完了吗？”我说：“洗完了，你咋不早过来，你看我这手，”我把摔破了缠着白布条的右手举起来让她看，口里接着说“你不早过来怕是我叫你替我洗衣服啊？”王姐笑了问：“给钱吗？管饭吗？”我说：“可以，还管吃管住呢。”王姐白白眼，笑曰：“小坏蛋！”。
我端起盆要走，王姐问我：“你赞美的我的那盆菊花呢？”我知道她这是给我要我写的散文《秋菊》。前段日子，王姐宿舍里养了一盆四个花朵的金菊花，有一次她搬出来在门外晒太阳，我仔细观赏了一番。
我对王姐说：“只是打了个草稿，等整理好后再给你看。”这时黄师傅也凑了过来，问我什么叫散文啊，什么叫小说呀，说《齐河文艺》上有我的散文《枣花》，还有小说《客车路过焦庙》，你怎么写的。我说那是从心里出的。王姐笑了说：“散文要抒发感情，我看你写的《枣花》充满了文学家的浪漫色彩。”
晚上，我没有坐下来看书，也没有写文章，我让同宿舍的刘师傅再次陪我到车间走了一趟。我见到了上夜班的很多职工，其中有小白，还有说给我找对象的那位孔姓女老乡，还有王师傅，还要那位容貌出众的姓丛的姑娘。
在车间里，我还看到了地区教育局在此印刷的《初中生复习提纲》，还有一张地区法院的布告，加盖着鲜红的大印章，上面有徐桐的名字，他被判了四年徒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