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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外的雨，从晚上一直下到清晨，桂花又落了金灿灿的一地，香气没有之前那般浓郁了。身旁的红掌开得如火如荼，却没有半点香气。刘转坐在灯下浏览着房地产信息,窗外汽车绝尘而去的声音清晰可闻。这几年因为一带一路，东南亚国家的经济神奇地飞速发展起来,泰国曼谷的房价一涨再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也在稳步提升，马来西亚吉隆坡自然是当仁不让，就连柬埔寨首都金边也今非昔比了。听朋友说一些身边人去柬埔寨投资创业真是大发了，一两年就成就出了一批中国富翁。刘转怎么都有些坐不住了，她还想搏一把，再不赌一把就没有机会了。长福市限购使她无法施展拳脚，可是放眼全国，感觉北上广深的房价堪比火箭速度，最值得投资，但仔细一想，不光价格似乎到了天花板，身份也达不到买房要求。也许只有转向海外了。她今年已经48岁了，妥妥的70后，她知道自己错过得太多了。
事情的原委还得从刘转的母亲说起，刘转的母亲叫做陈元芳，长福市本地人，外婆去世早，外公陈怀德是搬运站一名老实巴交的普通工人。姊妹五六个，全靠陈怀德那点微薄的薪水支撑肯定是不够的，幸亏他练了一点武术，带一些徒弟收取些物资多少补贴一点家用。纵然如此，捉襟见肘的生活情景剧时常上演。困顿的生活和木讷的性格，让陈怀德一直没有再娶的心思，他含辛茹苦地一心赚钱养家，对很多事情也有些力不从心，比如政府三令五申居民要陆续办理房产证，他一直就没在意。心想：住了这么久的房子，要办个证明做什么？办证又要收费，我不办又怎么样？难不成还赶我走吗？没想到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按照有关规定，没有房产证的住户必须无条件限期搬出，一下子陈怀德一家还真的要被扫地出门了。其实当时所谓的一家也就是陈怀德和小女儿元芳两个人而已，其他的子女都已成家另住了。邻居们都劝他写个报告去找一找有关部门的领导，大家都可以为他作证。可是他文化水平又有限，打个报告都要求人，他素来硬气不愿放下架子，什么都没带跑了一趟有关部门，受了接待来访同志的冷脸后决意再也不理会，就打算占着房子不动了。可是他的算盘打错了，新住户很快就要求进来了，双方僵持起来。陈怀德手里没有依据，自然也不占上风。终于他收到最后通牒，一个月内必须搬出，否则将以侵占公共财产的罪名追究刑事责任。这可了得？此时的元芳正好是适婚年龄，带着父亲嫁个有房子的人多少有点悲壮，可是元芳别无选择，为了不租房过日子，为了保住父亲的工作远离牢狱之灾，她毅然嫁到了有着几百平米土地的一个郊区农民之家，而她的丈夫刘树藩比她大了十几岁，还离过婚。而从见面到结婚仅仅只用了十二天的时间，纵然哥哥姐姐们都不同意，而元芳心意已决，唯一的条件就是对方必须同意父亲和自己一起住到百年之后。
一切都平静下来，终于到了安居乐业的阶段，刘家除了有房子，还有大片的果园和菜地，岁月静好。元芳深切感受到土地给人带来的安全感和满足感。她和丈夫勤勤恳恳地打理着房子和果园、菜地，还有四个孩子，日子越过越滋润了。借着改革开放的东风，丈夫当上了一个乡镇企业的小厂长，房子也盖了好几层，因为邻着一所大学，除了自住还可以收租。一楼被元芳改造成五个门面出租，每月租金不菲，二楼隔成小户型出租从未空置过，三楼自住。
刘转虽然在母亲的耳濡目染之下有些经济头脑，可是她在操作层面上比起来差太远了。首先母亲因为生育四个子女，完全没有办法出去工作。相夫教子，协助丈夫兴家立业是主责，她有更多的时间到处找信息，而且有成熟的父亲作为指导老师，对于市场变化的敏锐度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看着房子渐渐蜕变成出租功能后，她到附近区域买了长福市第一代商品房举家搬了过去，然后又张罗着为子女成家买房，资产不断增值，变戏法似地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地主。刘转完全没有母亲这样的经历，她安静地做了一个事业单位的会计，安分守己地为单位精打细算不在话下，对于小家的建设倒是有些随遇而安，完全不像母亲一般未雨绸缪，步步为营。但是颇有意味的是，同样是因为房子决定了她的婚姻。单位最后一波福利分房有个狗血的要求，必须是已婚人士，这下把正在恋爱中的刘转给打了一剂强心针，房子的诱惑真的太大太大了，单位的适婚男女无一不火速成婚的，多子女家庭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常态，而到了接近新世纪，65后几乎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三代同堂蜗居的太多了，有套房子能够另起炉灶简直是天上掉馅饼般的机会。纵然刘转家里不缺房子，可是三个哥哥扎堆结婚要房子住，而且还要装修的压力可想而知。自己作为女儿，自然不会让父母为难而影响哥哥们的利益，她需要自立门户，这个福利分房的机会一定要牢牢把握。与母亲神相似的经历，仅仅谈了半年恋爱，家住紧邻长福市的县城男友李江变成了她的丈夫。李江是一名公务员，单位福利分房没赶上，就指望着刘转这次机会了。那套四室一厅的房子成了两人加快恋爱进度直奔婚姻殿堂的最大动力。这一次刘转赶上了，她是幸运的，可是后来的机会其实遍地都是，但是因为她心思不在房子上，浑然不觉中便总是一错再错了。比如婚后没过多久婆家拆迁，拿着十几万拆迁款，刘转只想着多盖几层等着以后发展起来能够收租，完全没有横向发展买地的思维，要知道当年的买地价只有一万多元一缝，所谓一缝就是大概60平米的占地面积，如果用十万元买五六缝地，先把房子盖起来，不盖那么高，二十年后一缝地的价格达到了80万元，那么五六缝地的价值就是近五百万了。比刘转这十几年合并收租收益也不过一百来万的价值大太多了。当然当年谁都浑然不觉，县城的地买了有什么用？投资？笑话，这地方住了几十年都是这点价值，连以后能出租大部分人都是不敢想象的。当时能够解决温饱就不错了，哪里来的闲钱干这个？县城人的思维比刘转更封闭，现在回过头来一看才彻悟了。还有更后悔的是，接下来刘转的单位旁兴建大市场，当时买个门面也就几千块钱一平，十几年后近十万一平，建设的时候她居然看都没去看一下，听人议论着也没走心，当然能够下决心买下来门面的同事也是寥寥无几，砸进去几万块钱，万一血本无归怎么办？大部分人都是怕亏钱的思维。错过了市场建设这桶金，刘转才开始有投资房产的意识，可是同一个地段，她选的房子升值慢多了，因为她图便宜，租金不高，维修成本增加，闹心的事情很多，品质房的概念渐渐浮出水面，她刚刚赶上，学区房的概念又横空出世，她的投资又落伍了。而身边有些走出长福市的朋友，都已经到了北上广深实现资产暴增或者到全国各地割了几轮韭菜，赚得盆满钵满了。
刘转呆呆地望着电脑屏幕，越看越觉得机会又失之交臂了。原来继英国、澳洲、新西兰等地中国炒房大军撤退后转战东南亚已经是三年前的事情了。现在哪里还有机会？北上广深的价格已经高不可攀，二线城市也是当仁不让遍地鸡肋，大亚湾、海南自贸区的概念一出，房价扶摇直上，然后限购令限价令一出已经稳定下来。上世纪九十年代海口的房价从400元一路狂飙到七千元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刘转一进入思考模式就有些头疼，疫情之下复杂的国际形势，还敢贸然投资海外资产吗？自己手里不过就是本地几套房，公婆和自己自住就占了两套，其余租金也不高，甚至还有些时段是空置的。如何将不良资产处置变现是当务之急，可是变现又贬值，投资去向又不明朗，怎么办呢？刘转有些一筹莫展。这时，电话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