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诺言

文丨程文胜

一、

有一次，父亲不经意间看了我写在作业本上的小说，那是我模仿明清小说写的神话，文白夹杂，情节离奇。父亲当时的表情异常复杂，他把作业本合上，沉吟了好长时间，也没有说出完整的话。后来，他情绪低落、像对我又像是对自己说了一句话，他说：文学能当饭吃？

我母亲当时正从大锅里捞出煮得断生的米饭，那时还没有电饭煲，米粒要先煮软，让米汤从筲箕里渗入汤盆，再重新入锅盖上草锅盖小火慢蒸，如此工序总是米香诱人，副产品的锅盔也金黄香脆。母亲接过父亲的话开导我，逻辑严密，爱愁交织，说的是普天下父母最寻常又最入理的唠叨，母亲说：你才上初中呢，将来考不上好高中，就上不了大学，上不了大学，也就没有工作，没有工作，温饱都是问题，文学什么时候能当饭吃呢？文学什么时候也不能当饭吃。

我父亲对母亲的话不置可否，他坐在灶口，只是又叹一口长气，把我写有小说的作业本一页一页扯出，塞进灶塘里，火光映得父亲的脸忽明忽暗。

父亲是唐县镇公社大院少有的能称为秀才的笔杆子。那时镇子上的人们文化程度不高，对能写材料这件事情看得很神圣，能写的人也都自命清高，谈吐不凡。父亲毕业于老牌子的武汉地质学院，又爱好文学，更是内心充盈着骄傲。他藏有一本同学毕业纪念册，一百多页芯纸都是纯蓝墨水、圆珠笔甚至毛笔手书的临别互赠诗词，格律工整，感情真挚，一页页翻过去，仿佛青年才俊们一个个气宇轩昂在眼前吟哦，简直就是文学青年的一次西园雅集。父亲订阅了很多文学期刊，说起他对文学作品的认识来眉飞色舞，像换了个人一样周身洋溢着欢乐的神采。

父亲知道文学会让人的内心世界充满精神理想，他本可以写出他的文学人生，但最终妥协于物质和亲情放弃了努力。我知道，父亲一方面为我能爱好文学欣慰，同时忧心我今后的前程。事实上，父亲是对的，如果我不喜爱文学，我的一生不会像现在这样过得如此沉重。

可是，我的青春正值文学空前繁荣的时代，那时，我的同学们都痴迷于当时蜚声文坛的作家诗人，眼神里流露着诗性的忧郁，对话里激扬文学的腔调，似乎每个人已经是偶像的化身。

寻常人生只有一次，文学的美妙之处却可以无限延长你的生命，让你体验与现实不同的多样人生，相当于在这个世界上重新活过一次又一次。这样的文学梦想，岂能像那父亲处置作业本那样一烧了之而化为灰烬？

相对于父亲的阻止，中学语文老师申绍成则大肆鼓吹他的学生爱文学，最好是多出作家、名作家。

申老师是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生，上课的时候，他常声情并茂地朗诵他自己的文章。文章内容如今记不得了，但记得那文章里形容词如晨曦之色花红叶绿，排比句如长江之水一浪一浪，尤其是他陶醉于文学的举止神态，更是深深印在我的脑海。课堂上，他也常宣读我的作文，并预言我今后在文学上的发展。

但是，我资质平平，虽然发表了数以百万字的文学作品，终究是一个三流之外的作家。尽管如此，申老师却以我为荣，他曾在一家教育期刊发表论文，就以我的文学成长为例，说明兴趣是文学创作的最好老师。

有一年春节，我去看当了唐县镇中学校长的他，说起当年的文学记忆，很为他当年具有那样的文采而最终没有成为作家可惜，极力建议他重拾笔墨刀枪。申校长听了一愣，居然因多年荒废写作而面带愧色。他轻轻旋转酒杯，不停地说，老了老了。

其实他那会儿不老，也就是如今像我这样的年龄。从他家离开的时候，我忽然冒出一个奇怪的想法，我想也许今天晚上他就会提起笔来，开始重续旧梦了吧？

那时正值春节放假，雨雪后的中学校园里空无人影，我独自打着手电筒，小心地择路前行，周围一切静悄悄的气氛让我心里异常落寞。

这种落寞的心情不是现在才有的，自从喜欢上文学后，我的心绪就很少能够安宁。

我初中同学刘国平与我一样喜爱文学。他喜欢在文章里穿插文言文，读起来抑扬顿挫，我认为他将来一定能成为作家。他自己也认为不能成为鲁迅，至少能成为像《高山下的花环》作者李存葆那样的作家，他甚至起了个笔名以为将来之用。但他父亲不这么认为，说：“国平要是能成为作家，九儿也能。”

刘国平的父亲开了间香油磨坊，半条街都能闻到清晨霞光里磨坊散发出的焦香味道。他对国平的教育是，学好数理化才是正儿八经的事情。如果连大专、中专学校都考上不了，别说当作家，生活都成问题，只能跟着他磨香油了。这和我母亲劝导我专注学业的观点如出一辙。

刘国平的父亲口里所说的“九儿”，是我们镇子两个著名精神病人之一，另一个是曾先生。

曾先生整日穿着不知原来是什么颜色的旧式西装，脏兮兮地在弥陀寺巷子里一边哼哼英语单词，一边从垃圾堆里寻找死猫死狗甚至老鼠。中午，他会回到自己倚墙搭建的棚子里，用一只不大的黑行军锅煮食他寻得的战利品，那时巷子里便会弥漫刺鼻的橡胶味道，很气涩。曾先生一般不和人交流，看起来对人和善，性格也开朗，快乐大叔的样子，却不知为什么会精神不正常。

九儿不同，九儿是疯子却不认为自己疯，常捏紧拳头，把拇指从食指和中指之间穿出，形成一个锥子头，突然向朝她起哄的孩子眼睛戳去。虽然孩子多半逃脱，镇子里的人们还是不忘恫吓孩子“小心被九儿戳瞎眼睛”。

国平有天告诉我他的发现，他说：其实曾先生和九儿未必是疯子。九儿在家特别安静，曾先生知道列夫托尔斯泰，还知道高尔基原来叫阿里克谢马克西莫维奇彼什可夫……

国平咬牙切齿地冷笑着说：疯？怕是镇子里的人逐渐在疯。

国平说话时，眼睛里仿佛有被九儿戳中似的泪花涌动，他的话也让我长时间沉默。我在想，他能有这种惊人的发现和怜悯，更加证明他有作家的潜质。

一个冬天的夜晚，我和刘国平按照白天的约定，各自带了馒头到他家的香油磨坊会合。刘国平的父母忙碌一天回去了，值守防盗的任务就落在他的身上。这个场所也就成为我俩专属的文学沙龙会所。

我推门而进时，国平披着大衣坐在火盆边烤火，他看见我就示意我把临街的门关上。炭火盆烧得很旺，他黑黑的脸庞被炭火映得熠熠闪光。我们围坐在火盆边，很用心地烤着馒头片。味蕾有了烤馒头片的刺激，思维随之活跃。我们开始就某个文学名著的主旨争论，很兴奋很大声地说话，最终谁也没有说服谁，就安静下来，只听得炭火毕毕剥剥地响。

天晚了没话说了，我准备起身回去。国平突然拉着我，好像是要说一句憋了好久的话，他说：“我准备给《人民文学》投稿。”

国平的凝重神情让我一下觉得投稿这事很神圣，而在此之前我根本没动过投稿的念头。

国平说：我查了杂志地址，邮政所也打听了，二十页信纸寄挂号信两毛钱。这事要保密，不要让第二个人知道。

得到我的承诺，他重重舒口气又坐下伸开手掌烤火。

我忽然有些莫名的妒忌，赌气似的跑出门，屋檐下的一只黑狗受到惊吓，嗖的一声跑远了，雪地上脚印歪歪斜斜。

自此之后，刘国平开始等回音。在他等待的时候，我也开始偷偷摸摸投稿。当我的作品第一次变成铅字时，我很想告诉他，向他炫耀，但我没有，我怕他伤心，怕他埋怨我没有像他把秘密告诉我一样地告诉他。

我的同学国平很执拗，他又写了很多稿件，也投了很多刊物，可直到我高中毕业离开小镇，他也没有等到编辑部的采用通知，甚至连铅印退稿单也没有。国平备受打击，却没有因此消沉，只是他骄傲的神情再难看到了，这让我很是怜惜。

以后我离开家乡漂泊在外多年，辗转多个省市，开始还有通信，后来联系便少了，对文学更是讳莫如深。再后来，只知道他高考落榜后还在小镇里磨香油，日子单调而重复。

有一年，我有幸到一家国家级大报社工作，参与编揖每周半个版的专刊，我赶紧写信给国平，告诉他可以写点文章来，可能会有发表的机会。但我始终没有等到回音。

我探亲回老家，也曾专门去磨坊找他，磨坊还在，可已换了主人。听说他几年前就去南方打工去了，直到现在也联系不上。

我不能设想国平现在的生活，但我知道我跋涉半生而无建树的艰辛路途。我知道，对一个文学青年而言，无论今后从事什么职业，无论是否坚持写作，心中都会有解不开的文学情结。这是文学青年的共同梦魇。

三、

文学又岂止是青年人的梦想呢？

那年回家乡随县探亲，一位年逾七旬的老人通过我堂兄找到我。老人进屋的时候，我和家乡的几个朋友正在堂兄家边吃边聊，大家心里高兴都已略有醉意。堂兄抢着介绍说，老张是县纺织厂退休职工，早知道我的大名，又不认识文学界的人，写了一辈子也没发表一个字，特别希望能得到指点。

堂兄介绍的时候，老张一直点着头。饭前我只听堂兄说有文学爱好者想让我看看稿提提修改意见，没想到竟是一位老者。出于礼貌，我邀请老张一起坐下喝酒，他立即惶恐不安地拱手谢绝，一个劲儿抱歉自己来早了。堂兄便把我们带到另一个房间，找了一个小方桌让我们面对面坐下。

那时，春日的阳光让空气里的浮尘旋转成几根明亮的光柱，从窗口那边斜斜地照射过来，我看见老张已经谢顶，脑门上渗着细密的汗珠。老张从帆布包里拿出一沓书稿摊在大腿上，双手费力地来回在稿纸上按压想把起卷的纸张抹平，他脸上挂着既兴奋又尴尬的笑意，好一会儿才把书稿递给我。

我接过书稿，只见普通带红杠的信纸上密密麻麻地写着蓝墨水钢笔字，为方便修改，每两行空出一行，一大沓稿纸粗估一下约有二十多万字。我立刻心生感动而醉意全消。本想好好看看，可因傍晚还要去机场赶着回北京，只能粗粗看了十几页。张姓老人的作品是长篇小说，写的是退伍军人回乡改造荒山致富的事，可流水账的叙事和差距甚远的语言，实在让人难以卒读。

我看书稿的时候，眼睛余光发现老人一直很紧张地看着，当我合上书稿看他时，老人却躲闪起来。我不忍伤老人的心，就说了几句违心的鼓励的话。

老人很激动，急切地问能不能出版，我一时语塞，不知如何作答。老人说：“要不这样，我借你的光，作品署上你的名字？”

我连忙拒绝，我说，这不是署名的事情，我又不是巴金老舍，我的名字不能给作品增色，而且出版社三审制度很严格……

我说的是实话，那时出版社审稿确实很严格，不像现在随便买个书号随便找个印刷厂印个一千册就行。实在不行，还可以在网络上推送一下……

老人终于听明白我的意思，眼里的光亮渐渐淡去，他把书稿重新放回包里，沉默了好久忽然说：“这下死心了，也写不动了。也许可以干点别的什么了……”然后，老人起身向我道谢告辞出门，他走得很慢，背好像也佝偻起来。

也许他来时就佝偻着吧，我这么想着，忽然感到心里十分难过。

这个文学老人的名字叫张炳华，一辈子我也忘不掉。

每个人心里都会有一座城市、一个乡村、一本大戏，有一张张面孔、一个个生动的挥之不去的情感记忆。

这些过往的生活痕迹，构成精神世界最原始的积淀，形成性格中悲悯和敏感的部分。如果年轻，又恰好爱好文学，这些沉睡在记忆河床的物质就会觉醒、激荡、纷纷扬扬，让人产生表达的冲动和当作家的梦想。而文学的梦魇往往自此如影随形、挥之不去。

一生一世，对于爱好文学的人而言，文学简直就是梦中留给天地人间的一句诺言，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没有谁能真正走出这个梦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