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文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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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程文胜
大学毕业后，我在北京一家国家级报社实习编辑，每天要从丰台的家赶到市区报社上班。先坐339路公交车到六里桥，再步行至公主坟坐地铁到南礼士路，然后转乘公交，途中要转三次车，需要一个半小时。
公主坟是中转站。有时加班晚了，为了省时间，就坐私营的小公共回家。那时公主坟有不少点对点的小面包车，一般停在路侧，等人上得差不多了，会在车内过道摆上小凳子，然后发动马达让车沿街缓慢地开。售票员多为女性，似乎都有武功绝技，远远就能看见她拉着车栏杆，半个身子探出车门外，手臂忽上忽下伸向行人，不停高声吆喝着终点站名称和票价，希望再招揽些乘客，让人担心她一不小心从车上跌落下来。
那年冬天，有天天色已晚，我从公主坟地铁匆忙出来，忽然被一个乞丐拦住了。乞丐折了条腿，盘坐在草毯子上。他灰白的头发蓬松如蒿草，面色暗红积满油垢，眼神躲闪着，像在看你又不像看你。乞丐对我摇晃着一只搪瓷水缸杯，稀稀朗朗的硬币在里面碰撞出零乱的声响。他一边摇一边嗫嚅着什么。我知道他一定是想让我朝那个杯子里丢些零钱，可我身上只有整钱，总不能让他找换吧？我飞快地逃离了。
寒风卷集着尘土，塑料袋、快餐盒、碎纸片被吹向半空飞扬，脏乱的街道上，行人都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一个个行色匆匆急于回家。天寒地冻，往日来来往往的小面包难见踪迹。我越急着回家，越觉得时间漫长，彻骨的寒意也越是无法抵挡，想跑几步御寒，又担心走得太远，错过了忽然出现玻璃窗上写着熟悉地名的熟悉客车。
等车的时候，我看到拐角路灯旁有人在烤羊肉串，顿觉饥渴难耐，就买了十串。等烤好了，吃上了，忽然想起地道口的那位老人，心生怜悯，就又买了十串，边吃边朝对面的地铁口去。但等我带着热乎乎的羊肉串返回去找他时，那里已经没有老人的身影了。
他的腿残疾成那样，能到哪里去呢？我满腹疑惑却又不能耽搁太久，只得拿着羊肉串回来。原本想让烤串的小贩加加热，谁知小贩也不知去向了。我只好把那份善心放进包里，恰在这时小面包车售票员喊着“丰台云岗”的吆喝声由远而近。我急不可待地钻进车门，只听得风从窗缝挤进来，发出嘘嘘的哨音。
第二天、第三天……连续好几天，我有意无意地经过那个地铁口，但始终也没见着他。自此，我出门的时候总会带些零钱，也总能遇到需要帮助的人。我的习惯也影响了我的女儿。那些年，她会因为景区的一个小贩是老婆婆而买自己不想要的东西，在城区地下通道口遇到乞丐，也会毫不吝啬地把零花钱送给他。她甚至也希望能见到我所说的那个摇搪瓷缸的冬天寒风里盘坐的老人。
几年后，我们举家从郊区搬进了市里，孩子在我工作的单位就近入学，我不再早晚奔波了。有一天傍晚，我和同事去北大医院看一个病人，出来的时候忽然见到路边有个盘腿坐着的老人，我的心立刻急促跳动起来，莫非是他？
正当我掏出钱包准备过去的时候，同事一把拉住我，他说：“你给他钱？他恐怕比你还要富有。”
我对同事的态度很不满。同事笑说，你没看报道？看来你真不知道？曾有记者专门采访过街边、地铁、通道里的乞丐，都是职业乞讨者，他们在郊区租房住，早出晚归，尽管乞讨方式不同，收入差距也大，但每个月最少也能挣到5000元。
我一下惊呆了。我看着老人，一样蒿草的灰白头发，一样躲闪着的眼神，一样残疾的大腿……但他没有能摇晃出声音的搪瓷水杯，他的面前是一只保温桶，里面有零乱的细钞，我不能确定他是不是那年我遇到的人，我还是毫不犹豫地把零线放进了老人面前的保温桶里。
二十几年过去，我在西城生活了八年，在海淀区购买了经济适用住房，又生活了十几年，市区的交通状况早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地铁开了十几条线、公交划设了专线，私家车更是普及，我们早就摆脱了颠簸出行之苦。尤其是我居住地附近变化更大，临水而居，左面有玲珑塔公园，右面有紫竹桥公园，沿街也遍布大大小小的花园，每天晨昏都有闲适散步的市民，脸上都写满富足安康、享受生活的微笑。公主坟的美丽变化，更让人感叹不已，而我再也没有遇到过像那年冬天摇晃搪瓷缸子老人一样的乞讨者了。
有年春天，我到伦敦威斯敏斯特大学学习，居所附近的尤斯顿地铁站口有一个大超市。有一天，我买完第二天的早餐出门，忽然见一个衣衫褴褛的中年英国男子坐在台阶旁，他留着棕灰色的长发和胡须，面前放着一个塑料盒，里面有零散的小钞和钢镚儿。英国乞丐！我在北京多年未见的乞丐身影如今在英伦现身。这一发现让我竟然有些兴奋。我抑制住兴奋的情绪，把超市收银员找给我的钢镚儿全部拿出来，估计有三个英镑多。我把英镑叠成一摞，像绅士一样放在他伸开的手掌里。
英国乞丐低头向我致谢时，我又想起当年的那个老人，忽然感到是祖国改革开放的成就，让我在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疆域上，有了中国人扬眉吐气地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