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文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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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黄鼠狼
我在唐镇生活了十几年，最难忘记的是少年时期一段与小动物共生的美好时光。那时，黑白相间的燕子在屋檐下衔泥筑巢，红嘴老鼠从立柱上爬下来舔着小爪，水缸沿上爬行着软体的遇盐即化为水的蛞蝓，院子里养着懒散慵倦无所事事的鸡………当然，有鸡就会有觊觎鸡的黄鼠狼。
那十几只鸡，白天在院子里由一只公鸡带领着在院子里刨土、寻食，或者说是做出寻食的样子——鸡的主食还是依靠撒下的剩饭和谷物——黄昏了，一个个咯咯地叫着钻进厨房边的鸡舍，母亲临睡前去插上鸡舍门，有时也由我代劳。当然，也有几只拍不尽的蚊蝇漫无目的飞行，发出嘤嘤嗡嗡的振翅声响。偶尔，还会有身形敏捷的蝙蝠出没，让生机盎然的生活增添更多的趣味。
正如安宁的湖水时有波澜，平静的生活也会出现意外。一连几天，左邻右舍都在报告有黄鼠狼窜进院子偷咬家禽的事情，他们眉飞色舞的表情，渲染得“黄大仙”出神入化。老黄家的还将咬去一条腿的鸡拿出来示人。那是只芦花鸡，右小腿被生生咬断，鸡支棱着羽毛，发出丝丝的喘息声。老黄家的不知被黄鼠狼咬过的鸡能不能吃，大伙开玩笑，说怎么不能吃？都是你们姓黄的一家子！
黄鼠狼的出现让母亲有些忧心。父亲说无妨，院墙虽是土夯的，但有厚密的仙人掌，鸡舍也是钢筋焊的，黄鼠狼进不来咱这小院。母亲还是不放心，每次都把鸡舍门堵得不留一丝缝隙。
因为母亲上心，我也格外留心屋外鸡舍的动静，只是一连几天我家的鸡都没有什么意外。
我那时只听说过黄鼠狼，知道是一种机敏的动物，但并未见过它的模样。人真是很奇怪，心里一边不希望黄鼠狼出现偷吃鸡，一边又下意识地期待它出现，而且，它越不出现，失落感越强。我那时就是这样，总在设想着黄鼠狼出现的场景，最好有如《少年闰土》里的那匹猹一样的意境：
“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地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
鸡舍安宁，并不意味着夜就安静。
我家顶棚上每夜都会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那是老鼠在顶棚篾席上奔跑发出的声音，时间久了，单凭声音就能知道老鼠的大小和奔跑的方向。平时任凭它们热闹，只是闹腾得欢了，拿木棍朝上顶一下，声音倏然而逝。
据说，老鼠算是吉祥之物，老鼠入宅说明仓廪丰盛，老鼠在古代文玩上，也多以其谐音而雕塑成形并寓以“数”钱之意。
有一天晚上，顶棚上的热闹异于往常，我脑子里念头忽然一闪：黄鼠狼！！
赶紧下床奔出屋外。那时，皓月当空，只见院角的木板桌上停着一只长约三四十厘米的动物，它口衔一只鼠扭头看我，样子似乎并无惊恐之意。
第一次见到黄鼠狼，我很惊讶它的矮小。我原以为黄鼠狼能偷杀鸡，至少要比鸡大，谁知它是如此狭长而细瘦。
我跺了一脚，那匹黄鼠狼蹭蹭一下跳上短墙，一溜烟逃走了，不知墙上厚密的仙人掌是否扎疼了它的脚爪。
自此之后，我再没见过黄鼠狼，顶棚上的动静也恢复如常。
与动物共生的年代远去了，动物也离我们远去。窗明几净的环境营造了现代文明的假象，我们在心里却时时怀念着那份与动物共生的和谐。
认真想一想，也不一定全是动物与人的关系，或许还有邻里相互温暖关照的亲近感和烟火气吧。
无论如何，那些记忆里的画面只能存在于记忆之中，生活的存在和感受毕竟已那个年代迥然不同。
二、小人书
很多人回忆自己的文学之旅，都说年少时饱读诗书、博览群书。每每看到这些博学的人列出少年时代的串串书单，我便羞愧自己“薄学”，因为我的文学启蒙不是四书五经、唐诗宋词，而是一本本小人书。
那时，小人书大多来自唐镇新华书店。书店在十字街东北角的两间门市房里，临街一排曲尺型的柜台颇为气宇轩昂。说是新华书店却并不只经营书籍，中间的柜台主要卖作业本、笔墨文具，西边的柜台是写大字报的各色纸张，只有东边柜台是书籍，玻璃柜台里摆了红宝书、新华字典，还有几本连环画。连环画对小孩子不出柜，除非有大人领来买。每有新出版的连环画到了，柜台边便常有凑近围观的小屁孩，鼻涕蹭在玻璃上，留下一道道觊觎的痕迹。
新华书店有一次进了几本彩色大开本连环画，小孩们立刻疯了。售货员很讨厌，故意隔几天翻开一页摊在玻璃柜台里，油墨的香味、五彩的人物迷得孩子一个个央求父母购买。
在孩子的世界里，小人书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手里有一本别人没看过的小人书，便会在孩子中有众星捧月的快感，屁股后面始终有央求一阅的“乞读者”。有一次，邻居家的小孩新买了一本《奇袭白虎团》，小人书一般是60开本的，但他这本是32开本，很罕见。他在书脊一角穿了根绳扎在腰带上，书卷成一个筒插在裤兜里，走进人堆时，时不时让它掉出来，很吸睛。一个平时很讨厌他的女孩子，居然也柔声细语地跟着他一路，二人终于坐在树底下一同观看，气得小伙伴差点流鼻血。
有一年，我到县城姑妈家过寒假，惊喜地发现，表哥居然有几百本连环画，仅《三国演义》就有60多本。二十多天的假期，连环画让我如饥似渴、如醉如痴，眼睛终日有擦不尽的眼屎。等我回家的时候，我的棉衣棉裤里能装藏的地方都塞满了小人书，有三本搭在腰带上系着，以至于我在绿皮火车上不敢去上厕所。
八十年代初，镇上文化馆首先开了书摊，在四合院的天井旁一溜摆开，一分钱看一本，初中高中的学生常旷课来翻看。以后镇十字街也摆了书摊，终日黑压压一圈人围着，摊主备的小马扎不多，更多的人是席地而坐，久坐而起，两眼一抹黑。
现在文化产品大发展，尤其是声像制品普及，再没见当年迷小人书的场景了。小人书只是作为一代人的共同记忆，逐渐消散于历史烟尘之中。
小人书充满了艺术魅力，它语言通俗易懂、故简洁明快、人物刻画精到，这种图文并茂的特殊载体，包罗万象，博古通今，不仅对我有文学的启蒙意义，从某种程度上说，它甚至托举起了一个阅读匮乏的时代。
我想说的是，小人书，一点都不小。
三、糊顶棚
那年我们和胡姨同住一个小院，前后两家人都是平房，我家临街，她家居里，都是唐县镇食品所库房改建的职工宿舍。为两家人进出方便，专门从我家房屋东侧砌出一道墙，辟出一个通道，依此至西搭出天棚，天棚横梁上覆盖篾席，用铁丝固定，乍看起来，我家住的似乎是房中之房。
刚要搬进去住时，屋子里墙皮脱落，顶棚积灰，地上返潮，霉湿的气味让人不能久留。父母亲却高兴，毕竟从两间互不相干的筒子房，住进了带小院、有厨房、客厅、卧室的正经房子。那时已进入腊月，要赶在春节前入住，收拾房屋的活计更为紧迫。父母要上班，任务落在我和哥哥身上。
清理杂物、打扫卫生完了，首先解决顶棚漏尘和墙面美观的问题。父亲从单位抱回一大摞报纸，说，打一盆浆糊，把顶棚墙面糊上吧。
糊顶棚是那时镇上居民流行的做法，一般人家不会像如今这样，吊顶花饰水晶灯把居室的装修精确到以尺寸长短设计计算，当时人们首要的是解决温饱问题，美观只能退而求其次。对乔迁之家而言，糊顶棚便是一种省时省钱省力，防尘聚气保暖的好做法。
我们镇上人家糊顶棚，主要是用废旧纸张，讲究的人家用崭新的公家报纸，报头一样，规格一致，一屋子《人民日报》，宛如正规军。找不到一色地便混用草纸、报纸，黄黄绿绿，花花白白，形同游击队。
父亲在公社办公室工作，抱回来的主要是《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农民日报》，规格不一，却都是挺括而簇新的，氤氲着一股好闻的油墨气味。想着这些报纸马上要上墙、上顶棚，心里颇有不舍。
那时我已喜爱上文学，知道《人民日报》有文艺副刊，便从一大堆报纸中挑出有眼缘的——我现在仍觉得文字有眼缘，扫上一眼心里就大体有好坏的判断——诗歌散文刊头报花什么的，放在一旁隐藏好。
哥哥把浆糊调制好了，见我还在那里挑报纸，催促我赶紧刷糨糊、扶梯子。但要把报纸糊上顶棚却费周折。浆子少了粘不上，多了往下垂。而且人小棚高，上下梯子费时费力。
我们想了一个办法，用一根细木条固定于顶叉上，把糊有浆子的报纸反向对折挂在细木条上，扫帚加上长木棍，先用细木条将报纸顶在棚子上，再用扫帚渐次推平压平，一张叠压一张，卧室小半天就糊好了。
刷客厅的时候，报纸不够用了。哥哥狐疑地看着我说，应该有富余啊！
我只好将截留的报纸拿出来。但我留了个心眼，刷糨糊时，有意把文学副刊一面朝外，这样客厅顶棚上都是有社论的头版，仰头才可看见，而墙围子都是有文学作品的副刊，站着坐着歪歪头就能看见。
父亲下班回来看到我们的战果，很满意，他笑着说，有了这些字，就算是书香门第了。
搬进新居，全家人都很高兴，有说有笑地整理物品，唯我的心思在墙面的报纸上，时不时地看上一阵子。
大年初一，父亲说我们顶棚糊得好，压岁钱给双份。哥哥领了崭新的甚至可以刮胡子的钞票，嗖一下冲出屋去买鞭炮去了，我却提不起兴趣。这时，父亲叫过我，说单独给我一份糊顶棚的工钱。
父亲说着递给我两本期刊，是复刊后的《人民文学》和《诗刊》。
父亲说，知道你喜欢文学，各订了一套。今后就别老盯着墙面看了……
我立即接过来，刚一翻开，油墨的香味就扑鼻而来，那味道让人莫名其妙地想流眼泪。
现在，我们家的兄弟都住楼房，早已没有纸糊的顶棚了，似乎如今的报纸书籍里也没有了当年的那种浓郁的油墨香味。
或许香味还在，只是我嗅觉不太灵敏了吧。
四、玩泥巴
我们唐镇北面有一段土夯的城墙，城墙外流淌着宽十多米的护城河。城墙和护城河都是我后来查阅小镇曾是战国唐侯都城的历史之后的称谓，我的乡亲们只管那一带叫壕沟。
壕沟里的水似有如无，直到雨季才会听到有流淌的水声，水面也开始茂盛着水葫芦与莲叶。顺着水流向西，便是西码头下的古河道。河道里铺着软缎子一样金灿灿的细沙，清澈得可以看见小鱼尾鳍的河水使两岸的柳树更显葱翠。壕沟至河道这一带也是我少年时代和玩伴们常常光顾的场所。
那时，我们疯狂地喜欢上泥塑，一街的小伙伴用泥巴制作玩具，驳壳手枪、桌椅板凳、解放牌汽车、戏剧人物，想起什么做什么。不仅如此，还以十字街为界，东街与西码头的孩子结伴在十字街口隔三差五地互相比试，看谁的更逼真、更结实。比下去的就近摔碎丢弃。
我们东街的孩子取胜次数为多，主要是泥土有黏性，那是我们从壕沟边的土城墙洞里挖回的千年黏土。每次取土的日子，都设置了岗哨，以防被西码头的孩子发现。
泥土取回后，大家蹲坐在街边的青石板上，和泥、塑形、雕刻、晾晒，然后埋在自家土灶下层的草灰里，利用大人每日三餐做饭时的柴火烧制、膛下余烬烘闷，一周下来，那些玩具裂出道道细纹，只需用泥水抹平，便如陶器一般色泽温和、像模像样了。
我那时喜欢制作人物雕塑，尤喜古代武将。先用泥土塑成二十厘米大小的人物，勾勒面目、身形后，置入灶膛如法炮制定型。再以细目砂纸研磨抛光，用丝绒布制成战袍加身。
最下功夫的是铠甲，需找数支锡质牙膏皮——那时牙膏多为锡铝制包装——剪裁成片、压平，再以刻刀细细轧出金锁连甲的纹饰，一片一片裹在肩臂、腹胸、大腿等部位，敲破玻璃弹珠，取半只充填为护心镜。然后，粘盔缨、描面颊、点黑睛，再将竹制长刀令其竖持，一个威风凛凛的骠骑将军就活脱脱地立在眼前了。
那时真是我们的黄金时代啊！小伙伴们都有自己的手工绝活，个个无忧无虑，眼神流光溢彩，不像现在的少年沉迷于电子游戏，目光呆滞，表情木讷。我们的那些手工制作如今被益智游戏取代，从人的性格养成的角度看，还真说不上是进步还是退步。
我们的泥制玩具最早受到冲击，来自东街粮管所的一个小女孩。
小孩的母亲是武汉来的知青，为了回城一直和丈夫两地分居。每年夏天，她丈夫会带着小女孩来到小镇上小住一段日子，而每次见到那小女孩，她总会带来让我们眼前一亮的东西，有时是彩色小人书，有时是动物饼干，有时是迷你手风琴。
小孩叫铃铛，八九岁的模样，瘦瘦弱弱，不爱理人。她越不理人，我们一帮小伙伴越是逗她，做鬼脸、耍伎俩。
有个汪姓伙伴尤为淘气，他能把双眼上眼皮翻转，黑眼珠隐藏得一丝不露，乍一看小鬼一样，吓得铃铛东躲西藏。惹急了，她便操着汉口腔随口编出顺口溜骂人：“黄板牙，咧歪嘴，翻起个眼睛皮，像个无常鬼。”
武汉腔抑扬顿挫、诙谐俏皮，很好听。大伙被骂了，不仅不恼，反而开心得大笑。一来二去，就由生而熟，成了小伙伴了。
我们带着城里来的小姑娘钻城墙洞、捉小鱼虾、采莲蓬子、偷摘附近生产队的豌豆荚，当然，也教她玩泥巴、做玩具。每个暑假，铃铛玩得很开心，每次走时都舍不得离开小镇。
有一年，她手捧一只洋娃娃回来了。后来知道，那是她姑父从香港带回的“芭比娃娃”。那娃娃服装颜色鲜艳、表情栩栩如生。那是我平生见过的最为精致的玩偶，它让我们自制的泥土玩具一下相形见绌。
铃铛说，她妈妈很快就调回武汉了，这次来小镇只待几天，可能是最后一次了。
我们小伙伴听了，心里都觉得有些难过，一个个闷闷不乐。
铃铛忽然说，我能用这娃娃换你们的泥玩具吗？
汪姓小伙伴立即答应，其他几个也高兴地同意了，只有我犹豫了一下。
铃铛。说：你的武将呢？
我说，我不是不答应，只是武将要修缮一下。
大家纷纷跑回家拿玩具，商量好洋娃娃归大伙共同所有，每人保管两天，先从汪姓小伙伴开始。
第二天中午，汪姓小伙伴悻悻找到我，说当天傍晚，铃铛妈妈就要回了洋娃娃，说那娃娃很贵重。
小伙伴恨地说，谁稀罕呢？又不是抢来的。又叮嘱我说，既然这样，你的武将就别给她了。
一连几天，我们都没见到铃铛。
按照写小说的套路，煽情的结局似乎应是这样的：
一个细雨蒙蒙的上午，铃铛一家搬家，她父母正在忙着给解放牌汽车挂斗扎雨布，玲珰坐在驾驶室里出神。这时，我出现了，我轻轻敲车窗，递给她喜欢的我仔细修缮过的“武将”，然后跳下车踏板就走了。不一会儿，汽车从身后鸣笛而过，我看到铃铛双手扶在车窗上，她的脸忧郁而湿润。
但这不是生活的原本样子。
事实上，我再也没见过铃铛，心里虽然动过把“武将”送给她的念头，也只是心念一动而已。
自此之后，她就仿佛从地球上消失了一样，谁知道她去了城市的哪个角落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