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友

我和谢工同在W科研所，但不在一个部门，应该称同事。我们开始并不很熟，后只因同病相怜，迅速发展成“病友”，谢工虽已离世多年，不知怎地，现在竟又常常想起他，想起当时所发生的那些事。

一、

那时我和谢工都在W科研所，我在人事处负责专业技术职称评聘，他在研究室搞数字表技术研发，他本不叫谢工，因是助理工程师，所以大家都习惯这样互称。

我去科研所的时间晚，起初和谢工只是因评聘职称工作有些接触，不是很熟，更谈不上私交，也就是有事说事，见面打个招呼，多余的话没有。真正让我们熟起来，并能聊得很投机，是在那年夏天，所里组织年度体检之后。

体检作为福利，每两年组织一次。

那天下午快下班时，医务室姜医生来电话，让我去她那里一下，我一听就有些紧张，心也立马揪了起来。体检后，只要医务室不找你，说明你没事。体检后的几天，谁都怕接到医务室的电话，可现在我接到了电话。

我急忙来到医务室，就姜医生一个人在。

“姜医生，体检有问题？”我进门就问，顾不得旁的。

“嗯，刚接到医院通知，要你明天去复查。”

“啥问题？”

“尿蛋白4+，有潜血3+，还带管型，应该是肾的问题，你平时有什么不舒服吗？”

“就是最近感觉有点儿累，懒得动弹，别的没有。姜医生，我这样算厉害的嘛？”那时我对肾病一点概念没有。

“肾病一般都有这些症状，不好说，需要复查确定，明天早点儿去，空腹，挂肾病科。”

那时不像现在，还没有网上和114预约挂号，需要赶早去医院排队。

“好的，谢谢您。”

说完我正要走，这时研究室的谢工来了，我主动和他打过招呼，本想问问是否也被通知了，后一想，还是算了。谢工和姜医生是两口子，人家要是有别的事呢。

回到办公室，我向处长请了假。

没想到，转天一大早，我和谢工竟又在医院挂号大厅遇见。看来和我同样，也是被医务室通知来的。

谢工个子不高，瘦瘦的，年近四十，却已头发花白，并非未老先衰，而是人们常说的少白头。长年穿的工服，因不是量体裁衣，最小号穿起来仍显肥大。要看背影，有些滑稽，不伦不类，但他要面对你时，又像是换了一个人。黑色细细的金属框架眼镜，进口镜片，高端，上档次，一下就把精气神提起来，挺胸抬头，不论走到哪里都是气宇轩昂，即使扎在人群中，个头不起眼，但那气质也能打倒一大片。就像今天来医院，也没有病歪歪的感觉，而是板板正正，倒像是来给医院作学术报告的。

这家市属中医院离我所很近，两站地距离，也是我所的合同医院。

我和谢工挂的都是中医肾病科专家号，我们去得早，人不多，分诊台护士把我们分别安排在两个诊室。

给我看病的是位老中医，女的，估计得有六十多岁，身旁坐着两位实习的年轻医生，他们喊她林主任。楼道张贴有林主任的照片和简介，主任医师，在肾病领域享有盛名，并且有着一大串的院校、学会的兼职和头衔。看来我的运气不错。

林主任号脉，看舌苔，又让我捋起库管，按一下小腿，看是否浮肿，之后详细询问我自觉症状。我自述很简单，除了感觉有些累，没劲儿，并无不适，饮食、睡眠、二便正常。林主任并没有多说，开了化验血和尿的单子，叮嘱说，等结果出来再找她。

我那时二十多岁，仗着年轻，加上曾长期游泳、长跑锻炼，有底子，什么都不在乎，甚至长年都很少感冒，对肾病更是无知，感觉还跟没事人儿一样。

尿检结果出了，血检还没有，只能坐在楼道长椅上等。

我拿着尿检化验单看，上面都是专业术语，什么白细胞，红细胞，酮体，胆红素，PH值等等，但因标有正常参考值，也能看出大概。尿蛋白4+，潜血3+，尿液浑浊深黄，还有什么管型，多项指标明显超出正常值，当时并不知这意味着什么，但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心里不觉还是有些紧张。我坐在那，目光呆滞，看着过往的病人，过往的医生，过往的护士，浑身有些发软，感觉脑子反应也有些迟钝。

血检结果终于出来了，我顾不上核对上面的指标，赶紧去诊室找林主任。

“您看，问题严重吗？”我小心地问。

林主任皱了一下眉，看了下单子，对我说：

“有问题，再去做个肾脏B超。”

当我把该做的检查全部做完，拿着结果再去诊室，林主任对我说：

“回去准备一下，住院吧。”

“住院？有那么严重吗？”当时我一听，就蒙了，什么情况，竟需要住院。我急切地问，我的心砰砰直跳。在我的印象中，只有那些非常重的病人才住院。

林主任指着检验结果，严肃地说：

“你自己看看，已经很严重了，住院治疗效果会好些。”

“能不能不住院？需要做什么检查我再过来。”

“不是这个问题，你现在需要卧床，完全休息，我们要随时观察你的病情，以便有针对性的治疗，不然那会影响治疗效果。”

我愣愣地坐在那，不知该说什么。可心里还在坚持，千万不要住院，千万不要住院。

“这病发展下去是很严重的，会导致尿毒症，真到那时就麻烦了”。林主任见我还在犹豫，便耐心地说出这种病可能会导致的严重后果。

我的心一沉，之前倒是听人讲过，什么尿毒症，肾透析之类的名词，可并不详知。怎么也没想到，这些一直觉得很遥远的事情，会突然降到我的眼前。

林主任见我实在不想住院，也不再勉强：

“暂时不住院也成，但不能上班，要绝对卧床休息，我给你开病假单。”

“一定一定。您放心。”我保证。生怕她再变主意，让我住院。

“那就先开些药吃着，一周的，之后再来复查。”

林主任边写着药方，边向身旁的两个年轻医生讲解，根据我的病情，哪味药多少克，哪味药加，哪味药减，讲得两位年轻医生频频点头。

我拿着林主任开的药方，出诊室，排队交费，排队交药方，排队取药。整个行程没有一百米，我却像跑了个马拉松，累得两腿发软，头冒虚汗，走两步就想就地坐下，我咬牙坚持着。这感觉与早晨来时截然不同，早晨的劲头哪去了？像是换了一个人，已不是早晨的我，忽然觉得我真是个病人，虚得像根稻草，风一吹就能给吹倒。

在我准备回家时，在医院大门口又看到谢工。他没有像我，拎着一大兜中草药，而是只拎着一个小塑料袋，都是成药，看样子药开的不多。他还是早上见到时那样精神，像个猎人，手里拎着猎物，正东张西望寻找下一个目标。

“怎么，您也看完了？”我走上前问。

“啊，怎样？等你半天了，还以为你走了呢。”原来他是在等我。

“这不刚取完药，太麻烦了，排了三次队，找我有事？”按说，他不该等我，我们还没有熟到那种程度。

“嗯，也没啥。就是有个事拜托一下。”

“啥事？只要我能做到的，您尽管说。”

“就是我今天看病的事，不要和所里人说。”

“哦，行。我不说。就这事？”我感到不解。

“对。就这事。”

“为什么？”我刚一说出口，又后悔了，我不该问。我赶紧把话又接了过来：

“没问题，我谁也不说，自当今天就没见过面。”我举手发誓。

“好，谢谢。”谢工说的很诚恳。他高兴地点头，并要和我握手，这也太居于礼节了，这点儿小事不至于这么隆重吧，但我看得出，他不是做作，不是装出来的，是发自内心的，或许他觉得这样做会让我重视起这件事。

没想到，我们都是肾的毛病，只是他的轻，尿蛋白1+，稍有潜血，医生讲没大事，抓紧治疗，严格说还不能算是肾炎；我就不同了，诊断结果把谢工吓了一跳。这么厉害，还需要住院？

“你住吗？”谢工问。

“不住。太麻烦，回家养不是一样？”

其实我不想住院，并非怕麻烦，而是觉得没有必要，再有怕母亲着急，能抗就抗，实在不行再说。当时仗着年轻，什么都不怕，什么都不在乎。

“现在感觉怎么样？”谢工问。

“就是觉得浑身没劲。”我说。

“这病也不知是怎么得的？”

“说不好，没想到一发现就已经这么厉害。”

刚才问过林主任，她说原因很多，病毒、细菌感染、其他疾病诱发、遗传、药物和自身免疫紊乱等等，均有可能。

现在已是中午十二点多了。

我直接回家，因昨天我已请过假；谢工说要回单位，课题组还有事，得赶回去。

我们挥手道别，各奔东西。

在回家的路上，我想，这个谢工真有意思，看个病有啥可保密的呢？又不是自身不洁染上艾滋病，说出去丢人，既然人家不愿意让说，或许有他的道理，有他自己特殊的情况。

回家路上顺便买个熬药的砂锅，家里以前没有。

二、

那时父亲在外地工作，节假日才能回来，平时就我和母亲，母亲身体不好，已经退休。

看完病回家，见我左手拎着大包中草药，右手拎着熬药砂锅，这架势给母亲吓了一跳。

“早上出门还好好的，这是咋啦？”母亲着急地问。

“没事，找大夫调理一下。”我没敢说出实情。

“到底咋啦？”母亲追问。

“真的没事，最近有些累，大夫说调理一下就行。”

“哪不舒服，也没听你说。”母亲还在追问。

“可能是这两天忙，累着了。”

“那你歇着吧，我去帮你把药熬上。”

“不用，过会儿我自己弄，不急，您歇着吧。”

我的病开始也是一直瞒着母亲，可时间一长，包不住了，因为这病也不是十天半个月就能好。当母亲知道是肾炎后，非常着急，让我不要再去上班，千万不能大意，这病厉害了，可是要命的，听见没，要命的！母亲的话我信，可这病能要命我不信，怎么可能？不就是腰酸腿没劲嘛，哪至于和死说在一起？

现在想来，幸亏当时母亲知道我的病，及时调整我的饮食，清淡、低盐；监督我按时吃药，坚持吃药，注意休息。这么说并非矫情，多大的人啦，吃药还得让人看着，而是这大砂锅熬的汤药，成年累月喝，喝到后来，别说看见药，就是看见那个药锅，都想吐。甚至出的汗，拉的尿都有股子药味，就像整个人用药汤泡过。有时实在喝不下，想空一天，每当这时，母亲便把药热好，端到我面前，一定要看着我喝完。而每次又不忍心让母亲着急，强迫自己喝下。

在我开始治病的那些日子，期间几乎没有请过假。严格说，我没听林主任的话，没在家卧床，不过我很在意，尽量不让自己累着，不然，吃的药都白吃了，罪不能白受。我过去骑自行车上班，后改乘公交车，省力些，有时就是眼看车进站，哪怕只有十米，我也不会跑两步去追，更不会像有些人，离着老远挥舞着双臂，连呼带叫地追，示意车等你，我宁肯再等下趟。要知道，那时追两步，其实对我都已成精神负担。

我和谢工不同，他怕别人知道，我正相反，复查后，如实向处长和同事们讲了，大家一致意见要求我住院或在家卧床休息。可我不愿意，我想工作，不想在家躺着，这可不是什么假积极，我年轻轻的，实在是在家待不住。处长听了，开始时不同意，怕耽误我的病，可架不住我一再坚持，最后只好这样处理；

“职称评聘，工作繁重，你这身体，肯定撑不住，这样吧，既然你不想在家休息，那就把工作调整一下，暂到资料室去，正好那里也缺人。”

说实在的，直到如今，我都要感谢处长和同事们，及时调整了我的工作并给予很多的关照。刚去资料室，我还真不适应，也不喜欢，过去忙惯了，突然清闲下来，感觉心里空空的。过后想明白了，在当时，这也是最适合我的工作。这样决定，不仅对所里、对我所分管的工作，对我，对我的家人，都是一种负责。

也正因如此，加上积极治疗，我的病总算控制住，没有继续往严重发展，虽说尿蛋白总在3+或2+间波动，毕竟比4+进了一步，也给我带来信心。对我来讲，一个需要住院的重病号，既没住院，又没卧床，已然是相当大的进步了。

三、

在所里，和谢工见面次数明显减少，过去我负责技术人员职称评聘，工作时间随时去研究室，或去试验车间，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所里90%的专业技术人员都集中在研究室，另10%在试验车间。自调到资料室后，便没理由到处去转，所里在这方面管理是很严的。只能中午在食堂，连吃饭带休息，聊上一会儿。

我们共同的话题，当然是病了，相互问药吃的咋样，自觉症状是否好转，或许是同病相怜吧，虽然病的程度不在一个档次，但相互表现出一种少有的关切，这倒霉的肾病让我们成了病友。起初我还以为谢工是个比较死板的人，只埋头业务，不好接触，其实他很随和，也很健谈。

对这病友，我之前负责职称评审时，查阅过所有专业技术人员人事和技术档案资料，所以我对他的背景并不陌生。

那时我们所是市里重点科研所，几乎每年都有成果获市级嘉奖。整体技术力量雄厚，专业技术人员占全所人员总数3/4，其余为行政管理人员和少量实验车间的技工。其中仅建国初期留苏（前苏联）回来的正高级工程师就有十几名，中青年技术骨干更是充实，中级专业技术人员大都出自国内名校。所里可谓人才济济，要想在这里拔尖，必须要有过人之处。

谢工在硬件上稍逊，仅是普通高校毕业的“工农兵大学生”，开始时在课题组只能打杂儿，可他有股子不服输的拼劲、韧劲、狠劲、钻劲，业务上精益求精，技术上勇于创新，所提的多项技术改进建议，均被采纳并成效显著。不久，便从技术员中脱颖而出，破格评聘为助理工程师，后又成了新组建的攻关课题组副组长，当时组长病休，由他主持课题组全面工作。虽说是个组长，听起来很不起眼儿的职务，这在我们所，可是非常了不起的任用，要知道，在研究室五个专业课题组中的正副组长，都是正高级工程师或副高级工程师担任，连工程师都没有，而谢工只是一个助理工程师，能够独当一面，可见其突出的实力和所里对他的重视了。

据说现在谢工的课题组又接了一个新项目，设想很大胆，技术上也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如果试验成功，那摘取当年市级科技进步金奖，不会再有悬念。那时，谢工可说是所里最具实力的中青年科技人员。

唯一遗憾的是，不知什么原因，谢工没有孩子。这种私事，如果本人不说，别人也不好问，问了可能会伤人。

这天中午食堂吃饭，见到谢工，买完饭后，我把他拉到一边，找个靠边人少的桌子前坐下。

“听说最近更忙，几乎每天加班，你身体咋样？”我问。

“谁知道，最近也没去医院化验。”他轻描淡写，好像说的不是他自己的事。

“这不成，要随时监控，你本来很轻，可别拖着。”我关心地说。

“应该问题不大，上上周验过一次，还是尿蛋白+-。医生说，没大事，最起码控制的没有发展。”

“药还吃着？”

“上次开的药吃完了，没时间去医院，这些天太忙，都快累死了。”他摇摇头，叹了口气说。

“那怎么成？药不能断。”我劝道。

“这我知道，可我真抽不出时间，医院人又多，一去就得大半天。你呢，怎么样？”他问我。

“还成，总体趋势向好。”我说。对此，我很有信心，因为这是看得见的变化，虽然很慢。

看来他是真累了，脸色不好，不论是站，是坐，还是那样挺拔，可总觉得是在硬撑，看着感觉很不舒服。

临走时，我再次向谢工说；

“别太累了，一定注意身体。”

“没事，放心，我这是小病。”

其实，最不放心的是我自己。那时的我，年轻，好动，明知劳累肯定加重病情，有时就是控制不住。一次尿检蛋白降到2+，这是第一次出现，星期天我竟骑车出去远远地逛了一圈。回到家就感觉不对劲，周一去医院尿检，立马又成了4+，刚保持两天的2+，又废了。有过这次教训，我是格外小心，再也不敢造次。

四、

时间真快，距上次体检查出肾炎，已快一年。大袋子中草药若堆起来，能码成一座小山。病情虽说比较稳定，可总在3+或2+之间晃荡，并没有明显好转，总体还是病歪歪的样子，病歪歪的心态，脸色蜡黄，走路脚下没根，没劲，轻飘飘的僵尸一般。

这让我倍感压力，倒不是因身体，而是精神苦恼。林主任讲，这病很难治愈，也就是所谓终身疾病，就像高血压，只能减轻病症，即使化验全正常，也并不代表彻底康复，可以为所欲为，稍一劳累，极易复发，只能非常谨慎地活着，并且长期服药，时刻想着自己是一个病号，甚至可以说，这辈子与药结缘了。

时间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何时是个头儿呀，难道真的要等到死？

一次复诊，我特意问林主任：

“就不能下点儿猛药？见效快点儿，现我看见药汤子就想吐。”

“药不能瞎吃，病这么重，不可能短时间就能好，先控制住不往坏发展，就是成功。”

既然林主任都这样讲了，我还能说什么？可又心有不甘，怎样才能尽快好转？因为这，让我苦恼了好长时间。

那天无意中在家看到一张西药说明书，其中用法用量中明确写道，首次用药或重症可加倍。既然西药可以，那中药也应该没有问题，这一下触发我的灵感，我病这么重，何不试试加量？可又一想，万一林主任已在药效上做过调整加了量咋办？我再加量，那不超的太多了吗？思来想去，最后，虽有顾虑，可还是不死心，决定一搏。

于是，从那天开始，每晚熬药时，都多熬一付，过去一付药，早晚两次服用，后改为中午多加一次，三付药两天

喝完。加量后，身体并无明显不适，于是胆子大了，继续加量喝。

之前林主任每次只开一周的药，七付，加量后只够五天，药不能停，只能再去开，林主任不解，问道：

“不到时间，怎么又来了？”

这可不能实话实说，编个理由，煎糊了，或洒了。好在和林主任已经很熟，人家没有计较。时间一长，次数一多，林主任觉得不正常，我不可能总编同样的理由。这我不能说，只好间接错开林主任门诊时间，另找别的医生，拿我的病历本，抄林主任开的方子抓药。再到后来，因是慢性老病号，放开了，每次可开两周的药，甚至二十天的药，回旋余地大了，就这样，我坚持了有半年多，直到稳定后才又恢复正常服药。

你别说，加量一段时间，再化验明显见好，当我第一次见到化验单尿蛋白为+-号时，简直不敢相信，仔细核对姓名、诊室、医生签名，怕看错是别人的。没错，就是我的。当时那种感觉，难以言表，有一种说不出的爽快。

其实，我并不能肯定这就是吃药加量的结果，还是正常医治应该出现的结果，别管什么原因吧，结果还是让我非常高兴。

或许我那样做，也有一定道理，把指标快速压下来，蛋白流失减少，有益体力恢复，最主要精神上得到很大安慰。当时拿到化验单的样子，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好笑，呆呆地站在原地，化验单反反复复看了不下十遍，随即立马来了精神，走路感觉都轻松了。这可说是自得病以来第一次，发自内心的喜悦，我几乎掉下泪来。

我赶紧来到诊室，对正在看病的病人客气地说：

“对不起，就让林主任看一下化验单。”

林主任接过化验单一看，也非常高兴，接触这么长时间以来，我还很少见到她笑。

“不错呀，药还坚持吃呢吧。”

“一直在吃，您开的药真好！”我恭维道。

“嗯，你先到外边等一下，等我看完这个病人，我再把你的方子调整一下。”

“好好。”

说完，我赶紧退出诊室。

或许真是因为加量，我不敢对任何人说，包括我的母亲。同时我也清楚，这化验结果，并非病真好了，自觉的症状告诉我，这是假象，就像一个人发烧，强制用冰块降温，温度下来了，可发烧病根并没有好转。

在那之后，我格外注意，仍是加量服药，一周之后，再次化验居然是尿蛋白-，也就是阴性，其他指标也都在正常值范围内。如果没有前边这些事，那我就是一个正常人了。

那天林主任带着一个年轻医生，我成了讲课的病例，首诊重症，一年多时间，症状逐渐好转，疗效明显。年轻医生非常认真地抄写我病历上的药方，经典是需要熟记下来的。

林主任毕竟经验丰富，化验单上没事，并不代表真正没事。号脉，看舌苔，观察神态，还是看出问题，叮嘱说：

“化验不错，并不说明病好了，这种病稍不注意就会反复，明白吗？千万不能累。一定要静养，最好是卧床，这个结果来之不易。”

“知道了。另外，林主任，能改吃成药吗？”

“怎么，不想喝汤药啦。”

“我一看就恶心，想吐。”

“不成。现在正关键，汤药我可以根据你的情况进行调整，效果要好，你每次可以熬少一点嘛，别一弄一大碗。”

我应着。虽说自我感觉并没有缓解多少，腰酸腿麻，浑身没劲，可精神上却轻松许多，自信心大增。

五、

我和谢工又有些日子没见了，这天还是中午在食堂碰到了。我们仍选择一个角落，谢工不希望别人听到我们的谈话。

“没事了吧？”我心想，尿蛋白+-，应该是最轻的症状了，很快就会好的。

“哪呀，不好。”他皱着眉头说。

“怎么？”

“简直不敢想象。”

“怎么讲？”

“前天我去复查，再取点儿药，可一化验，尿蛋白4+，血尿3+，和你当时一样严重，化验单上恨不得每项都不正常，哎！医生也叫我住院。”他长叹了口气说。

“你没再查一次？要是不准呢。”

“查了，还是那样。”他满脸沮丧。

“工作太累了，说我谢工，歇歇吧，别太玩命了，不行就住几天院，让医生好好调理调理。”

“课题正在节骨眼儿上，怎么好离开？”

“要是真累趴下了，那课题同样受影响呀。谢工，真的

不能再拖了。”我看他的神态，比我最严重的时候都不如，有些萎靡不振。可他的口气，却是一如既往的严肃，对我几乎是命令的口气：

“这事可千万不要向外说，更不能告诉我老婆，免得她着急。”

“你的病她不知道吗？”我不解地问。

“知道，体检完那次复查，回去就对她讲了。只是最近病重了，没告诉她。”

“那你每天熬药，他不问？”

“说是小毛病，医生在给调理。”

“嗯。保密可以，可你这样下去可不成。”

“你不是也没住院，也没卧床吗？”

“你我的情况不同，我比你年轻，身体素质，也就是底子肯定也比你好，虽说病症一样，但治疗的效果肯定不一样；再有，我在资料室，工作不累，而你带课题组整天加班，耗费的精力体力比我多得多。所以你比我更应该重视。”

他点了点头，没有言语。

或许是我的话，说到关键了。他饭吃的很快，说有事得赶紧回去，他起身走了，我本想和他再多聊一会儿，再劝劝他。

看着他的背影，我的心一沉，他走路的样子明显与以前不同，有些拖沓，有些软绵绵，谁要是走路愣点儿，都能把他给碰倒。别人或许不在意，可是我却有感觉，我病得最厉害的时候，就是这副样子。没想到，几日不见，他的变化竟是如此之大，我还以为他早就彻底好了呢。按说，一个尿蛋白+-号很快就能治好的。

有一点，我想不明白，病既然已经很重，为何还不让对外说，有必要隐瞒吗？还要隐瞒到什么时候？是怕休息了影响工作？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再这样下去，会很危险，林主任就曾不止一次地向我讲过，这种病拖延下去会要命的，人家讲的已经很直白。发展下去，等着你的就是尿毒症，肾衰竭。换肾的机遇又有多少？

我甚至都想去找他们室主任，把实情向室主任反映一下，不要给他压太重的胆子，他的病承受不起。即使不住院，不卧床，尽量调剂一下工作，不要太紧张，不要加班，不要再把他当做一个正常人使用，中午多休息一会儿，或者来个特例，只对他实行弹性工作时间，既然工作不想离开，那总得想点儿别的办法，总之不能累着，更不能拖着。

说是这样说，可我不敢去找，因为我答应过谢工，不对任何人说，不能食言，不能不守信，我很无奈。

吃完午饭，我没回资料室，而是拐个弯，到医务室。

医务室的几位医生都在，我不好当着大家的面说，便示意姜医生出来一下，姜医生看了我一眼，把手里正在看的《内科学》放下，跟我出了医务室。

“有事么？”姜医生问。

“嗯，没啥事，就想问一下，谢工现在咋样？我好几天没见到他了”

“还那样，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

“他很忙，中午食堂吃饭，很少碰到他，顺便过来问问。”我没有说刚刚我们见过面。

“你还挺关心他的。”

“同病相怜嘛。”

“嘿，瞧你说的，你们倒成病友了。”

我没敢这么说。

通过和姜医生对话，谢工病重的情况，她还真不知道，我几次想捅出来，话到嘴边，又给咽了回去。

我真想不透，要是真给桶了，能是一个什么样的后果？

六、

所里有规定，上班时间非工作原因不准串岗，所以人们休息聊天都集中在中午吃饭时间。我似乎也变得有些神经质，一到食堂，不忙着排队打饭，先忙着找谢工，看他来了没有。好像对他的病比对我自己的病更上心。谢工是个很实在的人，他是个业务强人，令人敬佩，我真心希望他尽快好起来。

这天我饭买完了，也快吃完了，还没见谢工的影子。我又等了一会儿，午餐的时间都过去大半了，食堂也没什么人了，还是没见。去医院了？不一定。这时只见和谢工同一课题组的技术员小赵来了，我忙上前拦住他问：

“这么晚才来呀？”

“啊，手里有点活儿。”

“谢工没来吃饭？”

“在办公室讨论图纸呢。”

“已经吃过啦？”

“没有。我这不是来帮他打回去吗。”果然，见小赵手里多拿了一个保温饭盒，正是谢工平时用的那个。

这样下去怎么成？怪不得病越来越厉害了，也太不注意身体了，可我也不能和小赵说什么。

出了食堂，我正往回走，忽听身后有人喊我，回头一看，是姜医生。我连忙迎了过去。

“姜医生，您叫我?”

“是呀，我问你个事。”

“您说。”

“你的病怎样？听你们资料室的说，现在控制的不错。”

“嗯，是这样。化验是没啥问题，感觉也轻松许多，但还不能算好，医生讲还需继续吃药巩固一段时间。”

“不错呀，你是哪个医生看的，不行也让我们家老谢去看一下。”

“谢工，他现在怎样了？”

“不好，厉害啦，现在尿蛋白都4+了。”

“他向您说的？”我试探性地问，因为谢工不让说，那姜医生是怎么知道的。

“哪呀，他夹在书里的化验单，被我无意中看到的，都这么厉害了还不说，还瞒着呢，急死人了。”

“他不是尿蛋白+-号？这可没多长时间，怎么一下这么厉害，和我刚查出时一样，那您一定要说他，别太累了，听说他们每天加班都很晚，这病弄不好会很麻烦。”

“我当然知道，几次我都想去找他们室主任，给他请个休假，或者另行安排个轻点儿的工作，就别挂着那个组长了。看你现在多好，工作也不累。可他不听呀，不让我去找，一说就跟我急。哎！”

“他们室主任知道谢工病重了吗？”

“应该不知道，或知道有点病，不知道有那么严重。要是知道，室主任肯定早就让他回家休息了，最起码也不会在工作上给他加码了，我真的没有办法了。”

“那他自我感觉怎么样？我开始那会儿是腿胀，浑身没劲，恨不得走两步就得坐下。”

“他现在也差不多，每天回到家，胡乱吃几口饭，倒头便睡，其实也睡不着，浑身软得像一滩烂泥，连话都懒得说，闲说话累。”

“不行就找一下给我看病的林主任，主任医师，周一和周三上午出诊。要早点儿去挂号，找她看病的人比较多。”

回到资料室后，我半天缓不过劲来，这我就整不明白了，已经那么重了，室里的领导就真的一点看不出来？我才不信呢。一个大病号即使毅力再强，再能装，外在的表现，也难免露出蛛丝马迹。

他的病和我开始时差不多一样重，我在办公室同事面前，刚开始也是强颜欢笑，实际上一点说笑的精神都没有。我那时强打精神，一天下来，真是一点力气都没有了。没撑两天，同事们便都劝我，别硬撑了，该休息就休息。可见大家的眼睛是雪亮的。再说，我比谢工年轻，在病之前，身体素质也比谢工好，游泳、跑步是我的强项。我就不信，他比我还能抗，还能装。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假设人们知道谢工有病，可为什么就没有人出面解决一下呢？莫非也都是因为课题需要？这我又不信了，地球离开谁都转，就离不开谢工？

当时我甚至想把吃药加量的“偏方”告诉姜医生，可又有些后怕，各人的体质条件不同，万一吃坏了怎么办？不行，这是药，不是食疗。再说，人家是医生，给医生讲怎么吃药，那不是班门弄斧吗？

既然谢工不让姜医生去找研究室领导，那我就找机会去一下，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七、

几天之后，研究室的老主任，电话打到资料室，让我帮他找一份国外的技术资料，说一会儿派人来取。正好我想去看看谢工，就对老主任说，不用来了，资料我给您送去。

资料找到后，我先去老主任办公室，在科研楼一层，把资料交给他，老主任谢过之后，让我坐下，我们很熟，过去搞职称评聘，我在研究室待了半个多月。老主任德高望重，是位留苏（前苏联）的正高级工程师。

因为知道他很忙，室里几个课题同时上马，时间紧，任务重，我不好打扰他，于是便起身对老主任说：

“您忙吧，我去找谢工有点儿事，说完就走。”

“谢工？他不在呀。”

“外出了？”我问。

“到外地参加一个高峰学术会，本来主办方是邀请我的，我离不开，就让他代劳了。”

“哦。现在全所您这里最忙，听说总加班？”

“可不，现在正是关键时候。”

“那也得悠着点，别都累坏了。”

“我也怕呀，可任务太急，有什么办法？我每天也这么盯着，现在晚上睡觉都得靠吃药。”

老主任虽嘴上这样说，可仍看得出，他很满意自己手下的这些同事，于是很欣慰地笑着。

“今年在市科技大会上能拿几个奖回来？”我问。

“现在还不好说，拼吧。”

“您的三高好些了吗？”我听他说过，他有三高。

“老毛病，无所谓啦。大家都那么拼，我能歇着吗？我们这还真有身体不好的，可仍照常坚持工作，吃药抗着。再说了，吃五谷杂粮，谁还没点儿病呢？像我这老三高，吃药都不管用，那又怎么样？”

他的话我不好接，本来我想慢慢扯到谢工身上，再暗示身体不好，需关照一下。可老主任都六十多岁的人了，自己

都带病坚持工作，带头这么拼，我还能说什么？

可我还是不死心，想再做一次努力。于是我把话题又转回来，不再拐弯，直截了当：

“谢工身体咋样？那天中午在食堂见到，无精打采，病恹恹，脸色灰暗，我没细问，是不是加班累着了？”

“他呀，没事。能有什么事？好着呢，干起活儿来，跟小老虎似的。再说，他老婆是咱医务室医生，谁能有他这待遇，专职家庭医生护理，还能有问题？说实在的，我是真干不动了，到岁数了，所里也不让走，非让我再带带这些年轻人，也是呀，将来还指望他们接班呢。”

主任很自豪地笑着。我心说了，还小老虎呢，你手下的那个谢工，现在可是个病猫！

我出了老主任办公室，没有直接回资料室，而是来到科研楼二层谢工所在的课题组。大家见我来了，都非常客气地打招呼，然后又埋头忙自己手里的工作，好像我忽然来了一下，忽然又不在了，像空气一样。看到这种工作状态，我真不忍心再打搅他们，好像跟他们多说一句话，都是罪过。

可要是不问出点啥来，我又不死心。索性拉下脸来，问离我最近的一位老师傅，这位师傅是实验车间的一位高级技工，我也比较熟，见面常开个玩笑，他现也在和课题组一起攻关。

“谢工怎么不在？”

听我这样一问，皱了一下眉，说道：

“哦，你找谢工？出差了。”

“好长时间没见，他现在身体咋样？”我问。

“嗯，没事，挺好。”师傅笑着说。

“真的？”

“那可不，不过，谁能没点儿毛病呀，你别说，现在还真说不好，谢工身上总有股子中药味。”

“他病啦？”

“不知道，也可能没病，吃药调理调理补补身子吧。其实我才有病呢，老气管炎。”说着，刻意地干咳两声。

“得了吧，您是老妻管严吧。”

“去去，你这臭小子。赶紧走吧，没工夫理你。”他把我推出了门外。

我本想再问，也不好再开口。

在回去的路上，我一直在想，这个谢工，也真有意思，保密工作做的也真是奇葩，听室主任的口气，也像是不知情；同课题组的同事们似乎也不是很清楚，即使知道一些表皮，恐怕也没有人去深究。这让我感到一种由衷的不快，这都是有意还是无意的呢?一个简简单单的事情，怎么搞的这么蹊跷？

出了科研楼，我先去了医务室，想找一下姜医生，问问谢工现在怎么样了。

到医务室后，有几个人正在等着开药，我便把姜医生悄悄叫出门外。

“还是问老谢的病？”姜医生说。

“对，我就想问一下，谢工的身体现在咋样？上次您说想去找给我看病的林主任，谢工去了吗？”

“哎！别提了，他还没去呢。”

“都多少天了，咋还不去？听研究室人说，谢工又出差了。”

“是呀，没办法。”

“那他怎么吃药呀？现在可千万别停药。”我知道他也是汤药。

“提前熬好装个瓶子带上呗，好在时间不长，来回一共四天。”

这也真够受罪的，出个差，还得带着一大瓶子汤药。那时就是麻烦，现在好了，汤药已经能制成小颗粒的冲剂，很方便。

我还想再叮嘱几句，可没有。似乎我也和姜医生一样，无能为力。可这样下去也不成，想了一下后，便对姜医生说：

“实在不成，您就去找一下研究室的老主任，把谢工的病情挑明。我想老主任会照顾的。”

“老谢不让呀，上次我想去，跟我急了，还大吵了一架。他本来工作就够累的，我也不想再给他添麻烦，可现在他的病，哎！”姜医生无奈地摇着头。

“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您是医生，比我更清楚，您要是不方便说，我去说。”

谢工的病都已是住院的水平了，并且还在加班加点地工作，既没卧床，也没休息，这可真是在拼了，每天就靠那点药撑着。可姜医生并不同意我去找老主任，并且和谢工的口气一样：

“先别声张，等明天老谢回来商量一下再说吧。”

“那好吧。”我也只能这样。

八、

谢工出差回来，火车中午到的，那时不像现在，出差随便一个地方，只要有航班，就坐飞机。姜医生和研究室的技术员小赵去接站，所里专门派了公务车去接，原本是先回所，向主任汇报开会情况，之后再回家，可出了车站，既没有回家，也没有回所，而是直接去了医院，并且直接进了危重病房，可见谢工当时的症状有多吓人。

后来听姜医生讲，当时在火车站见到他时，脸浮肿得像换了个人，再看他的腿，粗了一圈，一按一个大坑儿，到医院后检查，憋了半天又尿不出来，那副神态，几乎和死人一样，躺在那里像一滩泥。真不知在外这几天是怎么过的，幸亏有小赵跟着，不然我根本搀不动他。

想象得出，一个重症病人的那副神态。我非常理解，我有切身体会，在我病得最厉害那段时间，走在街上，只要走不动了，随地而坐，也不管啥地方，哪怕行人再多，什么脸面不脸面，根本不会顾及。

姜医生的电话打到所里，所长，室主任等一行领导，拿着单位的支票急忙赶到医院。这突发的情况出乎大家意料，平时觉得他虽不是很强壮，也有些毛病，可怎么也不会出个差，就一下整进了危重病房？

其实真正的原因，我相信，除了我和姜医生，肯定还会有其他人知道，谢工的病并非突发。

谢工住院后，我没去医院探望，怕影响他的休息和治疗，但我隔三差五就会去医务室，问一下姜医生。每次去之前又很犹豫，害怕问出不好的消息。

医院虽已进行了全力救治，但肾衰，功能丧失和代谢紊乱，仍没有止住，最终导致尿毒症发生，即使进行血液透析治疗，也仅仅是维持，这也是最危险，最无望，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唯一的希望只有肾移植，可供体短缺，虽想尽办法，最终也没有得到解决。

一天早起上班，在所里碰到姜医生，姜医生的眼睛红着，询问谢工的病情，姜医生说情况很不好，医院已下病危通知，恐怕来日不多。

我不能再等了，问姜医生：

“我想去看看他，医院那里方便吗？”

“下午我正要去，你和我一起吧？”

“行。”我无力地答应。

谢工躺在病床上，身上插满各种管子和连接的仪器，嘴上扣着一个罩子，吸着氧，打着点滴，监控着心脏、血压、脉搏，整个人像一部实验室里的仪器。不能像正常人那样讲话，身体半天不动，只是眼睛偶尔眨一下，看得出人还活着。即使你趴在他的跟前，眼睛也是呆呆的看着你，面部没有一丝表情。

我坐在床前，轻轻地握着他的手，他的手已没有一丝力气，甚至没有一点温度，像一个假人的手。

我轻声对他讲：

“谢工，会好起来的。”我重复说了几遍。

他的眼睛终于动了一下，看来他听见我刚才的话，只是无法用语言或肢体交流。

我默默退出病房，去问他的主治医生，情况咋样？

“很不好。怎么不早住院？难道不知道自己病得这么重？”医生像是责怪，也像是质疑。

我无言以对，只是无奈地摇了摇头。

之后，不到两个月。

这天中午，所里研究室接到姜医生从医院打来的电话，谢工走了，时年四十一岁。

这是他第一次住院，没想到，也是最后一次。

当我听到这一消息时，心里一凉，浑身发冷，像打摆子。其实我早有预感，可还是没有想到，这预感会来的这么快；再一个没有想到，一个肾炎，又不是癌症，听起来并不吓人，可竟要了一个人的命。

在举行追悼会那天，所里的人去了不少，从所长到员工，包括一些外边协作单位的朋友和老同学，我也去了。

谢工的遗体摆放在花丛之中，崭新的服装是量体定做的，他仍戴着那副超派的眼镜，静静的，像是正躺在床上闭目休息。

所长致悼词，几度哽咽。为谢工的英年早逝深感痛心，他动情地说，谢工长期带病坚持工作，身患重病，也没有向所里提出任何要求，仍带领课题组加班加点攻关，是我们的楷模，他破格提拔为副所长的任职报告，局里已批复，原准备他出差回来开会宣布。本可堪以大任，可人却不在了，他的去世无疑是所里的一大损失。

研究室老主任更是泣不成声，谢工所带的课题组，已连续两年获得市级科技进步银奖，今年他所带的课题组是一个新项目，概念全新，设计超前，本有望夺魁，可在这关键时刻，人却走了。他病重的情况，也是出差回来住院才得知的，当初医生是要他卧床休息的，哎！其实我也是有感觉的，看他的状态，觉得有些问题，可没有深究，总认为是工作压力大所致。其实那时已经有病了，并且病得很重，我们却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如果当时知道这些情况，强迫他休息，抓紧时间看病，或许早就治好了，最起码不至于发展成不治之症。他不但没有好好的得到治疗休息，反而带病攻关，并且担子越压越重，这无形中也加重了他的病情，如果……

这已成既定事实，没有如果！

人事处长，也就是我的直接领导，也是哭的捶胸顿足，作为人事处的领导，我们的工作就包括技术干部管理，过去只关注工作和业绩考核，对干部健康情况关心不够，谢工得了这么重的病，我们人事部门，居然一无所知。虽然所里两年组织一次体检，可后续工作没有跟上，应该对体检结果进行跟踪，建档，并采取相应措施，如果平时的监督考核工作，也把健康情况作为日常考核中的一项指标，肯定会早有察觉，采取强制休息或另行安排轻一些的工作，或许可以挽救他，最起码不至于这么快就发展到今天这一步。

之后还有各部门代表发言，虽是一片自责和惋惜，可似乎谢工的死，大家并不应该感到突然，因为谢工并非突发疾病或灾祸，而是一个已经病了近两年的老病号，并且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老病号。当初还在世时也并非一点看不出来，其实我相信，有些人恐怕早就看出来了，最起码在病重的阶段，只是不敢说或不想说而已，因为谢工正在组织课题攻关争取夺魁的关键时刻，你给捅了，那他还能继续干吗？肯定领导强制要求住院或回家休息。你说是关心同事，可有多少人会这么想？或许有人会说你是怕人家获奖？嫉妒人家？既然这样，谁还敢提，所以大家都在观看，像舞台下的观众，看台上演出，现在人一落幕，如梦方醒……

作为老病友，我本想也说几句，可一想，还是放弃了，我不知在这种场合说什么合适。能埋怨他只想着工作，不注意自己病重的身体吗？不能。人已经走了，责怪的话半句都是多余；是后悔当初只为了一个承诺，没有把他的病说出去？现在看来，当初的承诺已变得毫无意义，已变得一文不值；还是自责加量吃药的“偏方”，因害怕担责，没有告诉他？我不知道。

我只为他的离开感到难受，这一切原本可以避免，比如我。如果早重视，在还没有恶化之前，治疗效果应该比我更好。

追悼会开成追思会，之后又开成检讨会，大家讲的情真意切，感染了在场所有人。

最后是谢工的老婆姜医生，话还没说先嚎啕大哭起来，她更是一顿无遮拦的自责：

“老谢，我对不起你呀！都怪我，当初也是为了你，怕影响你的进步，要是不掖着藏着，我们一起坦然面对，把你的病情向领导汇报，大家共同监督，那也不至于此呀!”

姜医生哭的撕心裂肺，这种场景，令天地动容。

我的这多半生中，参加的追悼会不少，唯有这次是最个别的一次，也是最揪心的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