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大杂院

一

中年得子，虽已有把子年龄，可儿子还小，正在读小学二年级，正是无忧无虑的年龄，每天除了上学，写作业，剩下的时间就是吃饭睡觉和畅快的玩儿。

儿子好动，每周六或周日都要我带他出去，要不打球，要不游泳，再或是无任何目的的满街瞎转，骑着电动车带着他，凡是没去过的地方，不论是公园还是博物馆，也不管是大街还是小巷，走到哪儿算哪儿，同时还要讲到哪儿，念叨点儿传说和典故。就这也成了习惯。别看儿子岁数不大，可北京的大事小情，能够磕磕巴巴地给你说出许多。

前不久，我带着儿子去中山公园玩儿，从中山公园的西门出来，便是南长街。我对这里的一切再熟悉不过了，因为往路西的一个胡同里走不远，就是我小时候居住过的地方，在那里我从出生一直住到上初中时离开。儿子听我这样一说，立马来了兴趣，非要过去看看，其实那里早已拆迁改建了，原来我们住的院子和门前的那条小街道早已拆除，盖了新楼，楼外侧围着高高的院墙，早已看不出过去丝毫痕迹。

小的时候，我家住的那个大杂院，是那种不太标准的四合院，院子分为前院和后院，靠东墙跟儿有一道门相通，连接前院和后院。整座院子没有南房，前院南侧是院子的围墙和大门。

全院加上我们一共有六户人家，都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陆续搬进来的。各家的人口都不是很多，听老人讲，过去搬走的有一家，是个大户，已经有八个姑娘了，还不成，末了还是生了个儿子算是打住了。那时房子也并不富裕，但管理的比较松，只要有理由就可以多申请，无非就是多交上一点儿租金，可是先搬进的住户谁家也没有那样做，都是够住了就行，有的甚至住得比较紧巴，其实那时租金很低，一般的家都能够承受。那时的人们，想法似乎都很简单，并不往这方面多想。这要是放到现在，一家子就恨不得把整座院子拿下。

我家住在前院靠西边的三间北屋，宽敞明亮，相比较其他东、西屋，那是好的。我和弟弟、姥姥住一间，父母住一间，还有一间当做饭厅或客厅。房间不大，家具摆设也极为简单，因为那时大家都不富裕。

住在我家隔壁的，也就是北房靠东边的两间，是小丑一家。他家是姐弟俩，姐姐叫小慧，父母都在工厂上班，其实小丑一点儿也不丑，大眼睛、双眼皮，高高的鼻梁，长得很虎实，不知为什么他的父母给他起了这个小名儿，我和小丑还是同班同学呢。

西屋小一些，只有两间，是邻居王奶奶一家住，他们家也有两个孩子，都比我小，大的是男孩叫小军，小的是女孩叫小妞，加上他们的父母，五个人住两小间，显得比较拥挤，但家里收拾得很干净，虽说家具已很旧，看上去却一尘不染。小军的父母都是小学教师，都带着眼镜，人很和气，说话细声细语的，见面也总是客客气气，很有文化的那种。

前院东屋也是两间，和西屋差不多大小，是小洪一家住。他家人口不多，平时只有小洪和他的母亲张大妈，张大妈身体不好，没有工作，在家做家庭妇女，听说小洪的父亲长年在外地工作，是搞地质勘探的，平时很少见到回家，偶尔回来也就是开会什么的，住上一两天就走，只有春节才能长住些日子。小洪比我们要大许多，在我们这个大杂院里，在孩子中排行老二，我们都习惯叫他二哥。

后院没有住满，只住了两家。是在我们之后陆续搬来的，住在北屋的是赵大伯一家，赵大伯很爱开玩笑，时常总拿我们这些小孩子取乐，赵大妈身体不好，难见出门，也很少和院子里的大人们聊天，只是偶尔出来坐坐晒晒太阳，他家的孩子是姐弟俩，都比我大，姐弟俩平时不住在这里，好像是在别处他的奶奶家住，只是星期天才回来。

西屋住的是顺子一家，他比前院的小洪还要大上近两岁，自然成了我们这个院子孩子中的老大，他的父母都在百货商场工作。

院子里的街坊四邻都是寻常百姓人家，所以各家之间有着更多的共同之处，孩子们也更容易合群，新邻居搬来没几天，我们很快就熟悉了，便整天玩儿在一起，有时甚至是打在一起。那时只有顺子和小洪上了小学，其他都还没有上学，大都是五、六岁的孩子，整座院子就像一个幼儿园，不时会传来孩子们的叫喊声、笑声、哭闹声以及家长们的呵斥声。

那时我们的小伙伴很多，除了院子里的，还有院外胡同里的孩子，大家住的都是平房，都在一个房檐下，孩子们很容易熟识，不像现在住楼房，楼上楼下住了三年，不知对方姓甚名谁，客气点儿的在楼道走个对脸，笑一下算是打了招呼。现在各家看护得都很紧。孩子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跑了一天，儿子玩儿累了，晚上早早地上床准备睡觉。平时都是他的妈妈给讲故事，这也是从小养成的习惯，不讲不睡觉，这天儿子非要我接着讲我小时候的故事不可，讲讲那早已消失的大杂院的事。

其实那里还真有些故事。

二

在我们家刚搬进那个大杂院时，院子还是比较破旧，之后各家陆续进行了修整。房子的产权是房管局的，等着他们来修很慢，需要先去报修，再排队等着，不知要到何时，所以各家大都自己干起来，忙不过来时，各家还相互帮帮忙，除各家外包括院子的围墙和地面也一起进行了修整。

经过修整的院子一下变得整洁多了，各家便又都在门前种上了花草。我家的门前比较宽敞，父亲不知从哪里找来的葡萄枝，压在地下，又找来一些粗粗的木杆，搭了一个大大的葡萄架。尤其是到了夏天，到处都是绿油油的，整座院子就像一个大花园。

为了我家的葡萄，父亲费了不少心思，开始时葡萄结得并不多，但即使再少，哪怕只有一小篮儿，收获的时候也要把全院的孩子们都喊来，每人分上一小份儿。这是我和姥姥最愿意做的事了，姥姥会找来一些小纸盒，坐在家门口的小马扎上，要孩子们排好队，边发边说：

“孩子们，尝尝鲜，尝尝鲜。”

葡萄很好吃，紫紫的，甜甜的，姥姥说这是“玫瑰香”，或许由于是自己也参与劳作得到的果实，从内心有一种偏爱。

夏天，在葡萄的叶子长得很多很茂密的时候，父亲总要拿个大剪刀，搬个高木凳，站在上面为葡萄剪枝，为这我曾问过父亲：

“剪了那么多枝叶，稀稀拉拉的都不好看了，也没法遮阳避雨了。”

“这是为了结的葡萄能见到阳光，葡萄不见阳光长不好。”父亲说。

入冬前，父亲又会在葡萄架下挖一个大坑，把葡萄的主要枝干弯成一团埋在地下，然后上面再盖上厚厚的土以防冻死，待来年春天再挖出来。每次父亲做时，我都要跑前跑后，一副很忙的样子，因为我觉得和父亲一起干活儿，很好玩儿。父亲也愿意让我和他一起做事，当他的下手。每次父亲干活儿都会把我支得跑前跑后，他会边干边喊：

“小林，给爸爸拿铁丝去。”要不就喊：

“小林，去找姥姥要老虎钳子。”

姥姥这时要是坐在一边，也总爱唠叨上一句：

“看你爸干这点活儿，得有多少人伺候着。”父亲听了也只是笑笑，并不作声。

还有一件让我非常高兴的事，在一个星期天的早上，一个卖小鸡仔的老大爷，挑着筐经过院子门口，让正在门口的王奶奶看到了，就把那个卖小鸡的老大爷请进院子，然后王奶奶前后院招呼着：

“都来看看，买几只吧，给孩子们养着玩儿。”王奶奶这一喊还真管用，家家都出来了。姥姥拉着我和弟弟，迈着小脚，边走边说：

“看看去，看看去。”

来到鸡筐前，姥姥看了看，对卖小鸡的老大爷说:

“挑五只吧，四只母鸡，一只公鸡。”

这怎么能看得出来？我想。毛茸茸的，都是一个样。这时只见老大爷，从鸡筐里抓起小鸡，捏着小鸡的两只爪子，倒着拎起来，鸡头冲下。

“这是干嘛？”我不懂，问姥姥。姥姥说：

“你看，拎起来，鸡头朝下不动的，翅膀也不扑腾的是母鸡；鸡头使劲扬起来，翅膀不停扑腾的是公鸡。”啊，原来是这样。后来在小鸡长大后，验证了这种鉴定的方法是对的。

院里的家家户户基本上都买了几只小鸡，回到家，姥姥找来一个废纸盒子，把小鸡放了进去。小鸡小的时候，毛茸茸的，象个小线团，只能喂些小米和水，再加上点儿剁碎的青菜。每天都是姥姥负责准备，我和弟弟负责喂。小鸡小的时候，还真是挺娇气的，弄不好就要拉稀。

在小鸡稍大些后，各家的小鸡都会放出来在院子里散养，全院足有十几只。小鸡有时也很怪，院子里各家的鸡混在一起，有时我们都分不清哪只是谁家的，可小鸡却很清楚，等天一擦黑，各家的主人站在家门口“咯咯、谷谷”地一叫，鸡都各自跑回各自的家，绝不会弄错。鸡其实是很聪明的。

在我家房子西头的窗沿下，父亲找来一些砖块，为小鸡搭了一个大大的鸡窝，宽宽敞敞的，鸡窝的门是一个高高的圆形门洞，外边用一块厚木板挡住，且当做门，到了晚上，为了保险起见，门的外边再加上一块大大的石头顶住，很牢固的。

我最喜欢我家的大公鸡了，它从小就有一派绅士的风度，在院子里跑着玩儿时，只要大公鸡捉到一只小虫或是找到什么好吃的，它都要咯咯地叫来母鸡，把捉到的小虫或是好吃的东西送给母鸡吃，特别是葡萄架上掉下来的那种大大的足有一根手指粗的绿毛毛虫，小鸡最爱吃那种虫子了。遇到自家的母鸡和别家的鸡相互打架时 ，大公鸡总是第一时间冲过去，乍起脖子上的毛，脸红红的，头扬得高高的，把别家的鸡赶跑。可在我们坐在院子的小饭桌吃饭时，它也从不捣乱，只是静静地卧在一旁，看着我们吃饭。有时我实在忍不住，就从碗里夹出一大团儿米饭放到它面前，大公鸡也只是看看，然后又是咯咯地叫起来，等着母鸡来吃。如果母鸡不过来，这时它才把米饭团吃掉。即使是每天给小鸡喂食时，大公鸡也是这样，从不与母鸡争食。真是不可思议，它绝不像狮子那样，当母狮子把猎物捕获后，公狮子要第一个享用，母狮子和小狮子只能躲在一旁看着公狮子吃饱之后才能轮到自己。这样一比，我家的大公鸡真可称之为模范了。怪不得古代把鸡称为“五德之禽”呢。

小鸡给我童年带来的快乐，在那个时期是无可替代的。

儿子打小就喜欢小动物，尤其喜欢小狗，常常吵吵着要买一只，这让我很纠结，倒不是因为怕屋里有味或是怕麻烦，而是狗太通人性了，万一有个好歹，那会平添痛苦，让我无法接受。所以，我总是一次次地托辞，说以后再养，现在顾不上这些。儿子总是说，我在糊弄他。

三

记得小时候，那一年的夏天。午后雨过天晴，在东方的天空中出现灿烂的七色彩虹，那是我小时候见过的最漂亮的一次。那天下午，我和院子里的小伙伴们正在院子里趟水玩，当时雨已经停了，其实那时我们常常是冒着小雨在外边玩儿的，现在的家长十有八九是不会让孩子这样做的。我们不经意间，抬头往东边的天空一看，一条宽宽的彩虹挂在天边，非常漂亮，我们高兴地叫起来。赤橙黄绿青蓝紫，这是书上描写的，实际远远不是这样，各色之间并非界线分明，而是有着很宽的模糊地带，在阳光下，颜色也不甚清晰，即使这样已让我们这些小伙伴们兴奋不已。这在我的记忆中可是最美的景象了，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见过，也许出现过只是没有去注意。

我讲到这，儿子马上把话接过去：

“现在雨过天晴也很难见到，可我还从没有见过真正的彩虹呢。”儿子不无惋惜地说。

现在城镇雾霾的治理已大见成效，可怎么就见不到了呢？这个我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了。

前院靠南墙跟儿有棵大槐树，也不知有多少年了，院子里的大人们说，大概有上百年了。这么粗的树只有在天坛公园里见过。树干粗粗的，我们两个小朋友伸开双臂也抱不拢，树长得有三个房高，树冠大大的，像个巨大的伞，遮住了大半个院子。

到了夏天，院子里的人们便拿个小板凳或是小马扎坐在大槐树下乘凉。这应了那句老话：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可就有一点不好，虫子太多，就是那种绿色的象蚕一样的肉虫子、一寸大小连着丝悬在半空的“吊死鬼儿”。在地上爬时身子一拱一拱的，大家都这么叫。具体学名叫什么当时谁也说不清。后来才知道是叫什么槐树虫或蓑衣虫。要是不小心踩了，让人恶心半天。虽说那时也有单位负责打药，打药的车只能停在院外，药能喷上一半就不错了，所以成效甚微。

院子里最热闹的时间，还是夏天吃晚饭的时候，家家都把小饭桌搬出来摆在房前，摆上几个小板凳或小马扎。每到这时，也是小朋友们最高兴地时间，都会高兴地叫着：

“吃饭喽，吃饭喽。”

谁家要是做了点儿好吃的，像是鱼呀、肉呀什么的，都要喊邻居家的孩子过去，或是大人们端着碗直接走到你家的饭桌前，把一块鱼或一块肉放到孩子们的碗里，因为那时家家都不富裕，只要做了点儿好吃的，都会拿出来与大家分享。

西房的王奶奶更是这样，只要是单犒劳孩子的东西，她都要做出四份，两份是她家的小军和小妞，另两份就是我和弟弟。只要有这样的时候，母亲也总要从家里找出点什么再送过去，哪怕是一点点自己腌制的咸菜。母亲总这样对我们讲，关系再近，也不能白吃人家的东西。

因为院子里各家的关系都很融洽，所以在我们这些小孩子之间也很少发生矛盾。即使偶尔出现点儿小矛盾，那也是转眼就又和好如初，重新玩儿作一团。

不过在我们院这些孩子中间，也有淘气出圈儿的，把大人真惹急的时候。不过事后大人们谁也不会真的计较，毕竟都是些不懂事的小孩子。院子里的小洪就是那种偏淘气的孩子，倒不是爱打架骂人，而是总要冒点儿坏水儿出来，常搞点恶作剧。只要他一先吃完饭，就跑到别人家的饭桌前捣乱。特别是看到有别家小孩子在场的时候，他就更来劲儿，对着人家的饭桌，学着呕吐的样子，弓着腰，嘴里还哇哇的叫着：

“我受不了啦，我要吐，哇——”

再不就是学大粪车的声音，边说边比划：

“大粪车来啦，嘀嘀，曝喽曝喽，哗哗，哎呀，好臭呀！”说完，捂着鼻子哈哈地笑着跑了。

离院子大门不远处就有一个公共厕所，抽粪车隔三差五便会来抽粪，抽的时候在院子里都能听到。小洪这样一学，让人很自然地联想起抽大粪的情景。正在吃饭的大人们便假装生气地挥挥手：

“去去，这儿吃饭呢，多恶心。”

小孩子听了，倒是不嫌，边笑边顶嘴道：

“我不怕，哈哈，我家的饭真好吃呀。”说完再诚心吧唧两下嘴。一副很香的样子。

每当这时，只要小洪的母亲见到了，就赶紧过来，拉起小洪，连声说道歉：

“对不起，对不起，这孩子不懂事。”

“不碍的，不碍的，小孩子嘛。”大人们也只是笑笑并不过多地责怪孩子。

谁家也不会因为小孩子的淘气而闹矛盾，只是一笑了之。

可有一次是个例外，事件的主谋，也就是后院的顺子瓷瓷实实地挨了他父亲的一顿胖揍，据顺子后来说，把扫炕笤帚都打烂了，屁股疼了两个礼拜。

那天我们几个小伙伴吃过晚饭后到顺子家去玩儿，他的父母大概单位有事，还没有回来。顺子很神秘地对我们说：

“今天我给你们玩儿个鬼游戏，你们可别害怕，我也是从同学那里学来的。”

我们争先恐后地说：

“不怕，不怕。”

只见顺子从他家的柜子里翻出一件冬天穿的大棉猴，就是长的棉大衣，上边带帽子的那种，然后又找来一个厚枕巾卷成一团，塞在棉猴的帽子里，把棉猴的帽子撑得圆圆鼓鼓的，像一个人的头。再从抽屉里翻出一个掉了一个镜片的破眼镜别在“脸”的上边，眼镜的两个腿儿用一根小绳子围着头系住。在嘴的位置上再用别针别上一个红布条当做舌头，足有半尺长。头上再扣上一个两边带护耳朵的那种旧栽绒棉帽。做好后，顺子一手拿上一根一米多长的竹竿，另一只手拿上一个手电筒，顺子钻进棉猴，整个棉猴用竹竿高高地挑起，足有两米多高。顺子一手举着竹竿，另一只手打开手电筒，从棉猴里面的领口处，照着那红红的舌头，走起来，晃晃悠悠，的确怪吓人的。当时把我们吓得都往屋外跑，顺子见我们都跑了，他不但没有喊我们回来，还顺势把屋里的灯全给关了，那时天已晚，屋里黑黑的。我们都躲在院子远远的地方往屋里看，虽说害怕，却又不敢回家，当时谁要是回家，小朋友们准保笑话他胆子小。同时大家也是出于好奇，倒要看看顺子能搞出什么名堂来。

借着月光，只见他家的门被轻轻推开，一个两米多高的“大鬼”晃晃悠悠地走出顺子家的门，从“大鬼”的脖领处透出一线手电筒的光亮，隐隐约约地照着那个足有半尺长的“红舌头”，我们被吓得魂飞魄散、大喊着四处躲藏。

顺子见我们真的害怕了，便脱下棉猴抱在怀里，对我们说：

“瞧把你们吓的，快过来吧”。顺子说完便回到屋里，重新打开灯并把棉猴扔在床上，这时我们也都陆续跑了过来，还都装得很英雄的样子：

“这有什么呀，一点也不可怕。”

“那好，咱们上街上去吓唬别人，唉？小洪怎么没来？”顺子看了一下屋里所有的人问。

“和他妈妈上街了，说一会儿就回来。”有人说。

“那好，就是他了。”顺子满有把握地说。

“谁呀？”我们还问，顺子把手一挥，说道：

“目标小洪，出发！”

我们排着队，一个拽着一个地跟着顺自出了门，说实话，当时我确实有些害怕，两米多高的一个“大鬼”，吐着红舌头。我们战战兢兢地来到院子的大门口，见小洪家还黑着灯，大概还没有回来，顺子说：

“那我们就等他一会儿。”

在我们院子大门外胡同不远处，有一个拐角，旁边是一个公共厕所，路灯在厕所的另一侧，使得这个拐角正好在黑影里，平时我们要是回家晚路过这里，也都要不由自主地回头往这黑影里看上一眼，怕藏着什么东西，随后便会紧走两步，离开这个黑拐角。

我们几个壮着胆子在拐角里藏好后，派小军站在外面放哨。

没过多久，就听见小洪和他妈妈说话的声音，在昏暗的路灯下，小军又仔细看了一眼，确定后马上跑过来报告:

“来啦，来啦。快准备。”我们紧紧地贴在一起，大气不敢出，只等小洪他们走近。

当小洪和他的妈妈快到拐角时，顺子打开手电筒，挑着棉猴，慢慢从黑拐角处走出来，只见这个两米多高的“大鬼”一下出现在小洪和他的妈妈面前，猝不及防，把她们吓了一大跳。只听小洪被吓得“哇！”地大叫了一声，一下坐在了地上，小洪妈妈也被这突如其来的怪物吓得不轻，无奈护子心切，顾不得害怕，拉起小洪转身就跑。

见真的吓着他们了，这时我们这些孩子赶紧从黑影里跑出来，冲着小洪他们喊：

“小洪，小洪，别怕，是我们。”

顺子见到这样，也赶紧收起棉猴抱着，和我们一起喊：

“别怕，我们逗你玩儿呢。”

说是逗着玩儿，可小洪的妈妈这次是真的生气了，半天没有回过神来，当晚就找到顺子家告状，顺子被他的爸爸连打带骂：

“你个混孩子，要是把人家吓坏了怎么办？”顺子的爸爸也有些后怕，连连向小洪妈妈道歉。

回到家，姥姥也说了我，以后别再这么闹了，怪吓人的。小洪经过这次惊吓，蔫了好几天，不过很快又恢复原样。大家在一起玩儿时，提起那天晚上的事，都会开心地大笑起来，我们对小洪说，那天晚上其实我们也很害怕，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玩儿这种游戏了。

讲到这，儿子突然笑着坐了起来，他指着窗前的衣架说：

“爸爸，去把衣架上挂的衣服拿下来吧，或把衣架搬走，黑着灯，外面的月光一照，太像你讲的大鬼了。”

我一看，果然有点儿像。屋里关上灯以后，窗外的月光透过纱帘，衣架影影绰绰的立在窗前，只是少了那个发着亮光的红舌头。我对儿子讲，那只是衣服，可儿子不干。无奈我只好下床，索性把衣架挪开。

当然，除了以上讲的这些，那时我们会自制许多小玩意儿，自娱自乐。像推铁环；抽汉奸，又叫陀螺；做风筝；做书签，说到做书签那还是从顺子那里学来的。从街上捡回一些五角型树叶，可能就是枫树叶吧，接一盆水，然后把叶子泡在水里，浸泡一会儿后拿出来放在小饭桌上，再用棕毛刷子轻轻地拍打，叶子的肉被拍掉，只剩下树叶上细细的网状的筋，然后摆在窗台上晾

干，再用颜料染成各种颜色，夹在书里压平，一个树叶书签就做成了。

还有我们男孩子爱玩得小竹人，用旧毛笔杆儿截成数段，分别做成身子、胳膊和腿，找一个圆圆的带眼儿的珠子作脑袋，头顶上和双脚用三个带眼儿的衣服扣子，用竹签子做红缨枪或薄铁片剪成双刀作武器。最后再用一根非常结实地的小线儿从头分别穿到双脚。做成后，找一个大的木椅或小饭桌，必须上边有裂缝的那种。玩儿的时候，把穿小竹人的小线儿从椅子上或是桌子上的缝隙穿过去，我们两只手在椅子或桌子下面，快速地、不停地交叉拉拽手里的小线儿，小竹人便会在椅子或桌子面上手舞足蹈起来，如果做两个小人对打，那就更有意思，可见刀光剑影，令人眼花缭乱。如果慢一点拉动小线儿，小人就像木偶一样，很有节奏感地舞动起来。

那时的玩具少得可怜，大部分都是自己做的，很少有买的玩具，在那个时期，甚至有时做玩具的过程比做好后去玩儿更有乐趣。

我讲的这些玩艺儿，儿子是不屑玩儿的。我讲一个，他否定一个，那有什么好玩儿的呀？真没意思！儿子的玩具成箱子放，大到笔记本电脑、手机、平板、各式电动玩具，小到课外读物、纸工，甚至陶泥都有精致的包装，需要花钱来买。我小时候，那泥巴都是到街上直接到地下挖的，许多玩具也都是家里留的边角废料自己制作的，几乎用不着花钱，当然，那时也没有过多的钱去买玩具。

四

后院的顺子已经上小学三年级，应该十岁了，那时上学都晚，满七岁才能上学，如果生日赶不上点，就要晚上学将近一年。不像现在，不论是社会还是家庭，把孩子的早期教育看得很重，满六岁就可以上学，从三岁起上幼儿园，五岁起上学前班，上了小学手机电脑比大人玩儿的都利索，嘴一个比一个能说。孩子的早期智力开发远远胜过我们小得时候。

儿子说的没错，我那时玩儿的确实没啥意思，可在当时对我来讲就是再好不过了。还比如养蛐蛐就是很大的一件乐事。

儿子上幼儿园时，也让我给他抓过蛐蛐，只不过就几天新鲜，随后便扔在一边，记得我小时候，一只蛐蛐能玩儿很长时间。

那天顺子学校没课，便喊我们到他那里去看斗蛐蛐儿，我们知道，顺子养了好些蛐蛐。瓶瓶罐罐在他们家的墙根摆了一排，一到晚上就叫个不停。

顺子在他家的门前，摆上一个小饭桌，桌上放着一大两小的小铁罐，小铁罐上盖着盖子。我们围过去，问：

“这是几号呀？”

他便故作神秘的样子说：

“过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今天请你们看一场蛐蛐儿大战。”

说完，便把那个最大的罐子打开，我们伸过头去看，四五个小脑袋撞到了一起。大罐子里空空的，只有罐子底下垫的一层黄土，别的什么也没有。

大家失望地看着顺子。

“别急嘛，蛐蛐儿在这两个小铁罐里呢。今天可是顶级决战。”

顺子说着，便把其他两个小罐里的蛐蛐儿轻轻地倒进大罐子里，再用一根探子，也就是一根竹帘子棍儿，上边绑着几根头发，用来斗蛐蛐儿用。

顺子把他的蛐蛐儿罐编成顺序号，1号最厉害，2号次些，依此类推，在他家的墙根下已摆满了足有十几个小铁罐儿。

今天大战的就是1号和2号。顺子把1号偏黑的蛐蛐儿叫做“黑头”，2号偏黄的叫做“黄头”，两个蛐蛐儿倒进大罐里后，只见“黑头”前后抖动了一下身子，便一头追了过去，“黄头”被吓了一跳，赶紧跑开。顺子见状急忙用探子把“黑头”截住隔开，不让它继续追，“黑头”仍不依不饶，振翅鸣叫起来。蛐蛐儿最怕从身后猛追了，本来可以赢的，从后面一追也就完了。隔开后稍停了一下，顺子又用探子探了一下“黄头”的大牙，只见“黄头”重整旗鼓，振翅鸣叫，疵着大牙，追着探子的毛一路咬过来。

“好啦，注意看。”

顺子说着，用探子让两个蛐蛐儿调头，然后让蛐蛐儿迎面自己往前走，直到两个蛐蛐儿自然碰头，其实等不到碰头，两个蛐蛐儿的长须子已相互探到对方，这时只见两个蛐蛐儿都鸣叫起来，以壮声威，震慑对方，然后猛地冲上前，两个嘴，各自张开钳子似得大口相互对咬，四个呀紧紧地绞在一起，这真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僵持了很长时间，在进退翻滚五个回合之后，最终2号不敌1号，垂头丧气，败下阵来，仓皇逃窜。被1号追着在罐里跑了好几圈。1号“黑头”猛烈地振翅鸣叫，像是在向顺子报功。

顺子赶紧把2号用手取出来，轻轻放回到原来的小罐子里。

顺子边鼓捣着他的蛐蛐儿，边一本正经地讲起来，这些也不知哪儿学来的。他说：

“好的蛐蛐儿，不仅头要大，脑锛儿还要亮，像寿星老那样的头最好。像那种尖头小脑的，根本排不上队；还有就是看蛐蛐儿头的颜色了，那种发黑、发黄、发紫、发青的，属于上品；那些纯白或杂色的都是次品。记住几点就成，头圆、牙大、腿须长、毛糙、势强、厉害。

这是我第一次看斗蛐蛐儿，我对顺子说：“哪里可以抓到，我也想养蛐蛐玩儿，到时咱们玩蛐蛐儿大战。”

顺子收起了蛐蛐儿罐子，重新摆到墙根处。他去屋里拿来一个自制的抓蛐蛐儿的罩子，是用细铁丝编的。

“用手抓不成吗？”我问。

“手抓也可以，不过容易把蛐蛐儿的腿压断或是把须子压断。最好的蛐蛐儿是全须全尾，一点儿不能伤残 。”

回到家，我让姥姥帮我找几个小铁罐子，姥姥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我只好想办法自己做了。我到街上挖来一些黄土，和成泥，做成小泥罐，然后让姥姥帮忙放在煤球炉的炉台上烤。烤干后用煤夹子夹下来凉凉，然后再找一些小木片当作盖子。就这样，我一气儿做了好几个。并且也学顺子的样子，用毛笔在罐子上真事儿似得标上1号、2号、3号。

晚上爸爸回来了，见我做了这么多小泥罐便问：

“干什么用呀？”

“抓蛐蛐儿。”

“好呀，那晚上爸爸带你去抓。”

之后我又让爸爸帮我做一个抓蛐蛐儿的罩子，我一说，爸爸就知道，立刻找来一些细铁丝，很快就做成了，像个捞饺子的笊篱。

就这样，吃过晚饭，爸爸带着我，去附近的花园或是街头巷尾的墙根或大树底下抓蛐蛐儿，听到哪有叫声，就拿着手电筒，轻手轻脚地靠过去，再慢慢地蹲下身子，照准了迅速用罩子一扣，蛐蛐儿被惊吓迅速一跳，正好跳到我的蛐蛐儿罩子里。爸爸还真行，一个晚上就抓到五只，有一只扣歪了，蛐蛐儿的一支大腿还给压断了。不过没有死，那我也舍不得丢掉，带回家放在罐子里养起来。这要是顺子，早给扔了。他说过，有一点小毛病的都不要。

之后的某一天，我也学着顺子的样子，一手托着蛐蛐儿罐，一手举着探子，边走边喊：“顺子，咱们斗蛐蛐吧。”

我是见蛐蛐儿就抓，抓了不死就要，并没有像顺子那样精挑细选，和顺子的蛐蛐儿大战，那肯定必败无疑。本也想学学田忌赛马，别管是三盘两胜，还是五盘三胜，可最后还是输了，其实输赢我也并不在意，只是觉得好玩儿，开心。

之后爸爸又帮我抓了许多蛐蛐儿，十几个泥罐都装满了，也在我家的墙根下摆上一排。一到晚上蛐蛐儿便都鸣叫起来，声音有高有低，有细又粗，很好听，真有点儿世外田园的味道。

蛐蛐养的很精心，我每天都要打开看一看，喂一点吃的喝的。蛐蛐的寿命也就是从夏天到秋天，百天左右。有一个蛐蛐我甚至一直养到深秋初冬，天气已经很冷了，街上早已没了蛐蛐儿的叫声，这只蛐蛐坚持到最后，在蛐蛐儿罐里，最后几乎都爬不动了，直到慢慢死去。

养蛐蛐不过是一种乐趣罢了，记得前些年居然在地摊上有卖蛐蛐的，好的品种能卖到几十块上百块，这未免玩儿的也太过于奢侈了。

那时，能够吸引我们的玩意儿，再有就应该是玩儿弹球儿了，这也是过去同年代不少人的共有经历。

如果谁要是有玻璃球，那是很稀奇的，很让人羡慕。在我们这些孩子中，只有小丑家有，我见过的。小丑家有一副玻璃球跳棋，棋盘是个五角星，五个角五种颜色，玻璃球的球芯也是不同的五种颜色。因为早先丢了几颗，不能再玩跳棋了，小丑便把玻璃球拿出来分给我们，每人分几个。我得到了三颗玻璃球，中间夹个彩芯，一颗是红的，一颗是绿的，还有一颗是黄的，非常漂亮，我非常喜欢。

弹球儿的玩法很多，在院子里的地上挖几个水碗大小的小坑，弹进小坑再瞄准对方的球，击中赢球。在院子里玩时，我都舍不得用小丑送给我的玻璃球儿，因为老玩儿，玻璃球儿上就会磕成许多小疤瘌。后来我想到了蛐蛐罐，我又到街上挖来一些黄土，揉成许多小泥球，放在炉盘上烤，直到烤干烤硬。以后再和小朋友玩儿时，我就用泥球儿玩，院子里的小朋友们见了，也很喜欢，都抢着要，于是我又做了好些个分给大家。

玩儿弹球儿，是那时我们这些小朋友主要的乐趣之一，直到玩得我的右手的大拇指指甲盖都给磨掉一大块，姥姥见了心疼地拉着我的手说：

“唉，你这孩子，怎么使这大劲儿呀，看磨的，都露着肉了。”

每到这时,我就会赶紧背过手去,不叫姥姥再看。

那时小孩子坐在地上甚至趴在地上玩儿是常事，现在的小孩子谁要是在地上乱爬，那家长非打骂一场不可。一次我带儿子去公园玩儿，就见一位母亲带着一个四五岁的男孩，由于孩子在地上爬，被这位母亲一顿打骂。什么脏啦、病菌啦、传染病拉，数叨了半天，孩子被母亲骂的愣愣地站在那里不知所措。

其实我对儿子也是这样，现在要是在大街上别说在地上爬，就是坐在地上还要挑个干净的地方，绝不会随地乱坐，甚至还要垫上张纸。过去老人们讲，小孩子就得沾点地气儿，现在恐怕没有人信这个了。

五

那时，北京的冬天很冷，虽然我不喜欢北京的冬天的寒冷，似乎穿多少衣服也暖和不过来。穿着棉衣、棉鞋、棉裤，戴着棉帽、棉手套。圆滚滚的，从头到脚，全副武装，可还是冷。院子整天是冷冷清清的，家家关闭着房门，只有各家的烟囱冒着烟，那时家家都烧煤炉，液化燃气罐是后来才有的。人们要是出门，也是来去匆匆。

只有下起大雪来，院子里才又会充满生机。大团大团的雪从天而降，像抖落的棉絮，要是站在雪地里，几分钟不动，头上身上便会落上厚厚的一层，如同一个雪人。

不等雪停，我们这些小伙伴们便呼三喊四地跑出来，谁也顾不上冷了。在院子里打雪仗、堆雪人，学着北极熊在雪地里踩出一串串的脚印。玩得满头大汗，甚至能把棉帽子摘掉，那一个个小脑袋冒着热气，象刚出锅的馒头。每到这时，只要有家长看到了，总要推开门，隔着老远喊上一嗓子：

“怎么把帽子都摘啦？看一会儿非冻感冒不可，快都戴上！”

小朋友们听到喊声，马上会一溜烟儿地跑远，留下一片哈哈的笑声。

那时的雪才真叫下雪呢，得有半尺厚，早起家门都推不开，现在北京怕是再也没有这样的镜头了。

我儿子也很喜欢雪，前几年倒是下过几场，可现在暖冬，雪成了稀罕物。

现在的人们其实很矛盾，就像这雪，即盼着下雪，又害怕下雪。下雪可以净化一下空气，可又害怕交通瘫痪，虽说科技已很发达，但至今还没有一个很有效的迅速化雪的办法，有人曾幻想过，在铺设路面的沥青、水泥或是砖中加入一种特殊的化工材料，雪落上即化，这不就解决了吗？这种科幻的东西，好像现在还没有。

那时每年冬天的雪，下得都很大。要是晚上下雪，早晨起来，家家的门都推不开，厚厚的堵在门口。记得有一年，雪下得将近一尺厚，起床后雪已经停了，我们使劲推开房门，并招呼院子里的小伙伴儿们，先用扫把在院子里扫出几条供大家走的通道，然后我们就开始堆雪人。由于雪大，雪人很快就堆成了。之后再各自跑回家去找东西。有的找来煤球当作雪人的眼睛；有的找来胡萝卜，插在脑袋上当鼻子；有的找来旧扫把，做成雪人的两只胳膊。我从家里向姥姥要了一个破旧的脸盆。扣在雪人脑袋上当帽子。小伙伴儿都很卖力气，因而玩儿的也非常开心。之后再美美地玩儿上一场打雪仗，弄得满头满身都是雪，即使是两败俱伤，也绝无怨言。每个人的棉鞋都被雪水沤湿，回到家又都免不了受家长的训斥。我回到家，把湿鞋脱掉，叫来姥姥，帮我把湿棉鞋烤在煤球炉子旁。

当时我就这一双新棉鞋。

鞋湿了，出不去了，我便蹬着椅子趴在玻璃窗上对着玻璃窗哈气，玻璃上已结成一层薄薄的冰花，像是蒙上一层窗帘，很快被哈气融化，露出一块圆圆的透明玻璃，我透过玻璃往外看。那时虽说都穿着棉衣棉鞋，可是双手和双脚仍被冻起了小疙瘩。晚上睡觉前用温水一泡，奇痒难忍，那时的我似乎什么都不在乎。

那时雪天还有一景，现在城里已不多见。雪天过后的中午，各家房顶上的雪，经太阳照射，已开始融化，顺着房檐往下滴，可空气并未回暖，仍在零度以下。已溶化的雪水顺着房檐滴下来，在房檐下便会滴成一个大大的冰凌子，有的能冻成一尺多长，像一把剑。有时我们用竹竿儿把这些冻的冰凌子敲下来，可它们一掉到地上便摔得粉碎，我们便捡大些的冰凌子玩儿。冬天玩儿冰块儿，手被冻得通红，都有些麻木了，可我们玩的还是津津有味。

儿子的衣服塞满衣柜，鞋也是一堆，冬天又是旅游鞋、又是运动鞋，有不少只穿一季就小了，许多还是八成新的。我儿子肯定想象不到就一双棉鞋一旦湿了就出不去门是啥感觉。

　 　六

时间真快，转眼到了上学的年龄，那时要求七岁上学，不像现在，满六岁就可报名。开学前，学校通知先去进行学前测试，其实就是学校要了解一下孩子的基本情况，简单问个加减法，或问点儿生活小常识。

记得在学校的一间大教室里，摆了几张桌子，几名老师坐在后面，孩子们排成几队，分别被叫到老师面前回答问题。小孩子们都显得有些紧张，毕竟是第一次面见陌生的老师，那时许多孩子都是家里老人看着，没有上过幼儿园的。

“小朋友，请过来。”叫我的是一位女老师，瘦瘦的，戴个眼镜，很和蔼的样子。我快步走到老师面前，先向老师鞠一个躬，这是爸爸教我的。老师先问了一下，会不会写名字、几岁啦、简单的加减法，最后问了一个常识性问题，我的回答，让老师都笑了，当时怎么也不会想到老师会问我这样一个不着边的问题。老师问：

“树叶子夏天是绿色的，什么季节会变黄呀？”

“还是夏天。”我肯定地回答。

“为什么？”老师又问。

“太阳晒得呀。”我理直气壮地说。

可老师说我回答的不对。当时旁边进行测试的几位老师也都笑了。回到家我问爸爸，爸爸说：“秋天叶子才会变黄，夏天的叶子都是绿绿的呀。”原来是这样，其实这些平时我都见过，在院子里有几棵树就是这样，只是没有刻意留心而已，那时的我真是傻傻的。

说到这，儿子哈哈大笑起来。“爸爸真笨，这都不知道呀。”这话不假。现在的小孩子远比我小时候，所学到的东西，接触的东西多得多。

上学了，我和院子里的小丑被分到同一所小学，同一个班。每天我们都是相约同去上学，正好做个伴儿。不需要家长接送，学校离家不远，只有一站地的距离，但途中需要经过一条小马路。那时路上的汽车很少。

当时我们用的书包是那种最简易的帆布书包，小小的，几本书几个本加上文具盒和一个喝水的搪瓷水杯。书包很轻，背上它可以轻快地跑跳。不像现在小学生的书包十几斤重，在街上常可看到这样的情景，一身肥肥大大的校服，带个小眼镜，弓着腰，拖着拉杆箱，像是刚出差回来，身旁跟着接送的爷爷或奶奶。

我儿子的书包就是这样，一周中课程最多的一天，书包真的有十多斤重。儿子毕竟是男孩子，教室在四楼，那班里的女同学呢？怎么往上扛，特别是那些瘦小的女孩。儿子讲，那就一个一个台阶慢慢往上爬呗。那种场景可以想象得出，可见知识的份量。

暑假到了，这是孩子们最快乐的时光。学校安排了暑期学习小组，按住家就近组成，每个同学轮流坐庄，第一年老师把学习小组定在我家。我们小组一共四个人，除我和同院的小丑外，还有一男一女两个同学，他们住的离我家也很近，都在一个胡同里，上学前我们就已认识。

我们小组的学习时间是每天上午八点半到十一点半，在我家门前的院子里摆上小饭桌，搬来小板凳，大家一起趴在桌子上写作业，写累了就玩儿一会儿，有时作业多时间长了些，赶上中午吃饭，姥姥便会留下他们在我家吃饭。其实姥姥每天都特意把饭菜多做出一些，以防万一。

作业写完了，按老师要求一起读课文，那也是我们最喜欢做的事，我们大声朗读，虽然有时读不准跑调，有时甚至磕磕巴巴，可是我们读的很高兴，也很会自我欣赏，读完了还会相互吹捧一番。有时也会得到院子里的大伯、大妈的赞许。姥姥要是闲了，也会叫上西屋的王奶奶，搬来个小马扎坐在一旁做针线活儿，听我们读课文。有时听着听着，姥姥也会学上几句，带着浓重的河北家乡的口音，逗得我们大家都笑起来。

其中有一首卖菜的童谣，我至今记得，是这样写的：

“卖菜、卖菜。卖的什么菜？韭菜。韭菜老。有辣椒。辣椒辣。有黄瓜。黄瓜一头苦。买点马铃薯。昨天买的没吃完。再来二斤葱和蒜。光买葱蒜怎么吃？再来二斤西红柿。西红柿人人爱，又做汤来又做菜，今天吃了明天还要买。”

现在的孩子很少和同学一起写作业了，除了在学校，放学回家后都是自顾自，同学之间少有沟通，其实我倒觉得同学之间互相讨论学习或作业的问题不仅有效，也更有乐趣。

七

除了院里的小伙伴儿和同学外，我还有一个最好的玩伴，就是我家养的那只大公鸡。大公鸡长得非常威武，高高大大的，脖子伸长仰起头，能到我胸脯的位置，又花又亮的羽毛，走路时，骄傲的头高高地扬起，我很喜欢它。

一天晚上，我们正准备睡觉，听到外边的鸡窝有声响，平时只要天一擦黑，我们就把鸡赶进鸡窝。天黑了，鸡就不再叫了，很安静，可今天却反常，还有哐哐的声响。我急忙起身，抄起门后的一根儿棍子，推门快步跑了出去。一看，鸡窝前一只黄鼠狼正在扒鸡窝的门挡板，我一下冲过去，举起棍子就打，这哪儿打得着，黄鼠狼嗖地一下窜跑了。我来到鸡窝前，伸手摸了摸鸡窝里的鸡，一只不少。我又重新把鸡窝的门挡好。我站起身，又朝黄鼠狼逃跑的方向看了看，见没事了，正准备回屋，爸爸跟了出来，问我：

“什么呀？”

“黄鼠狼。跑了。”我说。

爸爸又找来一块大的木板，挡在鸡窝的门上，这下好了，双层加固，牢不可破了。

从那以后，黄鼠狼再也没有出现过。

讲到这里，儿子来了兴趣，问黄鼠狼长什么样子，还没有见过呢。现在城里很不容易见到，不过动物园应该有。你想呀，黄鼠狼，又像鼠又像狼，比老鼠大比狼小而已，跟猫差不多。儿子对我的回答并不满意，非让我给画一下不可，我只好起身找来笔和纸，草草地画了一只黄鼠狼。儿子说，画的四不像，看不明白是什么。

不久，院里西屋的王奶奶病了，记得是在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王叔叔只带她去了一次医院，回来后王奶奶就再也没有出她的那两间小屋，后来王叔叔又把他们家所有窗户和门都用报纸糊上，像一个封闭的纸盒子。可以想象，这样屋里一点阳光也见不着。

为什么要这样？一天我问姥姥：

“王叔叔干吗都把窗户和门的玻璃糊上呀？多憋气呀。”

“不知道，大概是怕传染吧。”姥姥说。

“那小军和王叔叔他们不怕吗？”

“这，也可能不是，唉。”

姥姥叹了口气，其实她也不知为什么要这样。

王奶奶病了，这事让我一直很纠结，他们一家似乎与世隔绝了。

在院子里，虽说各家的关系都很不错，但我们家和王奶奶家的关系最近，或许是两家的房子紧挨着的缘故吧。平时我和姥姥在家，要是临时离开出去买点儿菜，房门也不用锁，打个招呼，王奶奶就会搬个小马扎坐在门口照看着。王奶奶有事，也常喊我过去帮忙，象做个针线活，就喊我：

“小林，小林，帮奶奶紝个针。”

我会马上放下手里的事情，跑过去一手拿着针，一手把线头用舌头舔湿，再用手捻一下，闭上一只眼，像瞄准打枪那样，一下把线穿好，王奶奶会在一旁很高兴地看着我。

王奶奶会做酥饼，里面加上馅儿，非常好吃，很像是“稻香村”的点心，每次做好后先要喊我，或是让小军给我送来。又酥又软。

王奶奶的家被报纸糊的严严的，根本看不到里面，一天中午，趁院子里没有人，我偷偷趴在王奶奶家的门缝往里看，里边黑黑的，什么也看不见。晚上的时候，在院子里遇到了王叔叔，我对王叔叔说：

“我想去看一下王奶奶。”

王叔叔看了我一眼，弯下腰，压低声音说：

“好孩子，还想着奶奶呢，你不要去看，她的病会传染的。”

“那你们怎么和她住一起，不怕传染吗？”我不解地问。

“没有办法呀。”叔叔无奈地说。

王奶奶到底得的是什么病，谁也不知道，至今我也没有闹明白。在院子很静的时候，有时还能隐隐约约听到房里传出的细微的哼哼的声音。

八

冬天到了，又是一个格外寒冷的冬天，北风刮在脸上，象刀割一样，这么形容一点也不夸张。就在这样一个寒冷的冬天，学校组织我们进行拉练，也就是背上行李，徒步行军到农村去接受锻炼。开始同学们还挺兴奋，可以出去玩啦，可一出门才知道，远不是想象的那样好玩儿。

爸爸帮我整理好行装，东西虽不多，这对于八、九岁的孩子来说，绝对够份量。更为困难的是，还要徒步行军、连走两天，每天要走上七、八个小时。目的地是的近郊区县，好在不算太远，我们只是走了两天，中途在老乡家住了一宿。

第一天走下来，许多同学脚上都磨出了水泡。老师不让同学们把水泡弄破，说那样会感染的。可我没有听，晚上洗过脚后，趁同学们没注意，用指甲一掐，把两个前脚掌的水泡弄破，顿时水泡里的水一下子流了出来，只是破的口儿稍为有点疼，但泡里的水出来了，还是很舒服的。

我们分别被安排在老乡家里住，吃的是派饭，晚上睡的是火炕，这是我第一次睡这种炕，热乎乎的很舒服也很解乏。第二天起床成了问题，有的同学宁可不吃早饭，也要再多躺一会儿。整条腿酸疼，没见第二天的队伍呢，整个成了散兵游勇，一瘸一拐的，直到天黑才蹭到目的地，比计划晚了两个小时。

在村里住了两天，冬天没有啥活儿，只是帮助村里干一些零碎的事情，其实也确实没有啥事好让我们这些小孩子去干。

天一擦黑，同学们便早早地钻被窝睡觉。在农村好像比城里还要冷，到处都冻得邦邦硬，放在房间里的大水缸，所存的水都会结上一层薄薄的冰，早上我们便用这缸里的冰水来洗脸，洗过的脸，肌肉似乎都僵住了，甚至冰得脸都有些疼，有的同学怕冷，只是把毛巾蘸湿，在脸上胡乱擦一把了事。

这也是我第一次离开家这么长时间，独自在外生活，当然有老师的关照，可真正躺在被窝里并睡不踏实，总是想家。

拉练结束了，在返回的途中，又下起了雪，不大，但路有些滑。同学们顾不上这些，一下来了精神，谁也不觉得累，像是经受了锻炼，提高了素质。其实主要是因为往家的方向走，我们要回家了，当然不觉得累了。进城走的是机场老路，笔直的路一眼望不到头，除了路两侧的树丛还有头上的路灯，似乎再也没有其他东西了，路上的车辆很少，不像现在，机场高速都像是停车场。

拉练回来刚进院子，见许多人在王奶奶家门口说着什么，门口还放了一口长长的箱子，是医院拉死人的那种。我急忙跑回家，问姥姥：

“这些人在干什么？”

“王奶奶死了。”姥姥擦了擦眼角说。

“怎么会这样？”我感到很突然，虽然王奶奶已经病了很长时间。

我爬在窗户上往外看。王奶奶用床单裹着，被抬进了箱子，然后盖上盖，被几个人抬出了院子。王叔叔和李阿姨满脸是泪，低着头紧跟在后面，这时不见小军和小妞的影子，我们姥姥：

“小军和小妞呢？”

“大概是让亲戚接走了吧，怕吓着孩子。”

顿时我感到心里空落落的，浑身有些发冷。我赶紧到炉子前去烤，把双手捂在烟筒上取暖。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死人，王奶奶的死对我触动很大，在感情上，真可等同于我的家人，王奶奶也很喜欢我，在我们院子里的这些个小孩子中，王奶奶说过她最喜欢的就是我，说我懂事。我比小军和小妞大一些，所以王奶奶有些事，常喊我过去帮忙。

后来姥姥说的一件事，让我至今不解。那是王奶奶去世前一天的上午，我还在外拉练没有回来。

姥姥说，王奶奶不停地喊你的名字，喊了足有十几声，不知要干什么，我过去看了，可门锁着。怪了，全院子的人，她谁也不喊，专喊你。姥姥学着王奶奶有些沙哑的声音，怪怪的有些吓人。突然间，我感到后背有些发凉。可一想到姥姥形容的情景，又觉得王奶奶怪可怜的。

九

在这个大杂院里，我一直住到小学毕业，后来因为要在此片盖楼，院子被拆迁，新居有几处可以选择，邻居们根据各自情况各奔东西，并没有集中住在一起，后因各忙各的，我们这些老邻居也很少联络和走动，时间一长，可以说基本失去了联系。

几十年弹指一挥间，这些都已成过去，包括那当时的院子、那棵百年的老槐树，甚至那条街道，早已踪迹全无，变成了一座座大厦。拆迁后我曾回去看过一次，当时正在施工。过往的一切，随着机器的轰鸣声，已如烟飘散，过去的一切已成心中的印记。

我还在不停地讲，努力回忆着当时的一些细节，尽可能找一些让儿子觉得新鲜有趣的事情，这毕竟是我的一些真实经历，没有小说类似的夸张与虚构。可当我打开床灯，看一眼儿子时，他不知什么时候早已经睡着了，发出轻微的鼾声，嘴边枕头上流着一大滩口水，微微笑着，不知正做着什么美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