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节里说父亲

提起父亲这个词，我首先想到的是党。我从小是个孤儿，是党和政府把我抚养长大成人，并给我了一个幸福人生的。在我内心深处，早已把党和人民政府当作父亲母亲了。

当然，每当父亲节的时候，在感恩养育我成人的党和人民政府这对父亲母亲的同时，也会在我模糊的记忆深处，不时想起埋在我那陌生了半辈子家乡一个大破箐边上的生身父亲。记不起他有多高，也记不清他的模样了。只依稀记得他是个只会刨地开荒撒荞，真正老实巴交的山里人。留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他耳朵不好使，不大能听见声音。据村里的老人们说，父亲的耳朵是被日本人的飞机轰炸给震聋的。他年轻时正值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与许多民工一道，被派到大理州祥云县的云南驿参与飞机场的修建。那天正在紧张施工，日本人的飞机就突然飞到上空开始狂轰滥炸了。因为事先没有通知，也没有得到任何预警，逃跑躲避已经来不及，许多人都在轰炸中牺牲。扔下的一颗炸弹在父亲的附近爆炸，周围的许多人都被炸死了，但他还算幸运，侥幸捡了一条性命，但从此耳朵再也听不见声音了。

他在世时，我们从未喊过他父亲、爸爸和爹之类，因为喊了他也听不见。叫他或唤他去干什么，就用小石头砸或用手拽。他感觉了，也就代表喊他“爹”了。我是他的大儿子，但他的许多事情在我的记忆里好像都没有，也没对父母尽过孝，心中老是感觉有些沉闷，也许这就是人们说的不孝之子。几十年就这样过去了。好多事情都遗忘了，也回想不起父亲是个什么模样，只依稀记得曾盖过他出民工参与县上修水库时获奖的那条大红棉毯。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是我们国家最困难的时期，1959 年至 1961 年那场波及全国的三年自然灾害，使许多人都因极度贫困和饥饿而患上了肝肿病。我的父母也未能幸免。那个年代医疗条件极差，物资匮乏，天天都有人因病死去。也许是为了防止疾病蔓延，地方上就选择了一个相对偏远闭塞，与其他地方联系相对较少的村庄作为集中医疗点，将各村的病人都集中到这个村子里，千方百计地集中治疗。那时的医学技术不发达，医疗水平有限，只能用些土办法救治。什么草药熬服，熏、蒸、烤、推拿等土办法都用过了，但还是始终没能将我的父母从死亡线上拉扯回来。年仅四十三岁的父亲，看着也躺在旁边的妻子，看着三张等着要吃的小口，无奈地含泪离开了人世，据说他死时连眼睛都不肯闭上。我还依稀记得抬他入土时的情景。两个村邻将他捆在一块床板上，一人一头抬出了那个村，准备抬回我们村埋进祖坟安葬。父亲被捆在一块床板上，因板轻人重，抬出村子不久就被翻了个身，变成木板在上，人吊在下，一只手松脱了，一甩甩地吊着。可那两个抬我父亲的也是早已是饿得面黄肌瘦的人了，走起路来非常吃力，实在抬不动了，要抬回我们村那是真的不可能。就将他放在那个大破箐边上一条被雨水冲刷成凹槽的沟里，并叫我们抓土掩埋。从此，父亲就成了异乡的孤魂野鬼。

那时我们三姊妹都还很小，大姐也只有十一二岁，连垒个坟包什么的能力都没有。还是已经去招亲上门了的父亲弟弟、我们的亲叔叔不忍心哥哥如此薄埋，将雨水冲刷的沟引向两边，帮着垒了个象征性的小土堆。指着土堆前面一棵茶杯粗的罗汉松树对我们说，记着这棵树，这里就是埋你们爹的地方。掩埋父亲时，我唯一能做到的是随手捡了一小块石头，在上面歪歪斜斜地刻上了当时广为流传的一句话，与我仅有的一小面镜子一起放在他身旁埋给了他。母亲看着父亲的离去，看着可怜兮兮的三姊妹，不知是病情加重还是极度伤心，也在父亲死后的第十五天，心不甘情愿地撒手人寰，大人说是骑鹤仙去了。我大姐死也不肯将母亲也丢在异乡荒野，跪地恳求亲戚朋友们帮助，将母亲抬回了我们村。用床板捆了个不成样子的棺材埋在我家的祖坟上一条箐中。父母没有了，我们三姊妹又小，撑持不了这个家。家里仅有的一点点东西也被人偷走的偷走，拿去的拿去。就连那条算是最好的红毯子也被人拿走了，就这样，我们三姊妹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

就在我家三姊妹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生计无着，无法活下去的时候，党和人民政府把我们安排进了孤儿院，由政府供养。这才将我们从困境中解脱了出来，使我们不但活了下来，还幸福地成长。为了报答党和人民政府的抚育之恩，我们姊妹始终将党和政府视作我们的父母。牢记一定要勤奋努力工作、必须为国家奉献一切，以此报答党和政府的养育之恩。在党和政府的关怀培养下，我家三姊妹中两个兄弟都成了军人，而且都超期服役多年。姐姐也在建筑工地上勤奋工作直到退休。我更是受到了国家重点培养，退伍后组织又送我去技工学校学习，学到了能为国家尽一份力，也是自己谋生的本事。虽然我们都是普通人，但在各自平凡的岗位上都始终牢记着一定要感恩的初心。无论组织要我干什么，我都始终尽力去完成。我的职业是个司机，在这个行业，我自认为自己都已经努力做到最好了。职称达到了最高等级，并第一批获得了“光荣在党五十年”荣誉。退休后还曾多次被单位返聘。我一直认为，是党和政府养育我成人。只要国家需要，组织需要，我不讲任何条件，不论做什么我都心甘情愿，尽最大努力做好。

我们三姊妹被县民政局的工作人员领出村子的那天，村里人看着我们都只是 叹气地摇头。因为家家都十分艰难自身都难保。村邻和亲戚见了都是绕着走。在后来的几十年里，由于我们那个村十分偏远闭塞，一直都没有什么联系。村中的人们都认为我家的人都不在世了，瓜分了能用的东西，最后连宅基地都被村里收回，建成了别人家的房产。准确地说，村里唯一保留的就只是埋着父母亲的那个小土堆。在党和政府的关爱培养下，我们三姊妹都长大成人了，我也在外面漂泊了几十年后又回到了故乡。面对村民们认为早已不在世了的一家，面对父亲那个孤魂野鬼，我必须要去找回的魂灵。我不信迷信，我只是感觉我是有过父亲的人。几十年儿子面对父亲这个词真的不配。我是个烟鬼，可从未敬过父亲一根烟。他们将我们送来世间，埋在异乡几十年，我从未给 他们磕过一次头，也从未给他们上过一炷香。按人们的常理确实说不过去。我只感觉必须报恩。可惜我们三姊妹都是一般的普通人，感恩的力度太小了。面对那一摞摞先进模范的小本本心中才有点点安慰，因为我们也尽力了，到年老了的今天我仍在努力。

我们村地处大山区，那时能走出来的人少之又少，而且要在外面的社会上站稳脚跟，正常发展确实不容易。村里人都觉得我家三姊妹命好，羡慕我们说是运气好，都往祖坟埋得好上推。其实我们心里最清楚，是共产党伟大，是社会主义制度好。离家几十年后，我一家又从外地调回家乡工作时，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寻找父亲的坟，并将漂泊异乡三十多年父亲的孤魂重新唤回埋在母亲身边。其实，这种真情假做的迁坟过程，为的不是那个孤鬼。尽管声势浩荡，也仅体现了这家人还有后人存在。说白了是做给活人瞧的，人世间哪有什么能左右你人生的灵和神。

也许是老天的关照，父亲的福气。那块荒野得无人青睐的父亲埋葬点，经过几十年的雨水冲刷，竟奇迹般地高出四周地面。那棵顽强的落汉松也竟长成了水桶粗的大树，一直陪伴着我的父亲，没让他在荒野的异乡显得那么孤零。挖开那个土堆，虽然一只手倒背在身后，头朝下的姿势，全身的白骨却光滑完整，更加使人弄不明白的是我放在他身上那面小方镜依然可以照人，我刻着“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那个小石头，字体虽然歪歪扭扭，但仍然可以辨认，皮带扣什么的仍旧保持完整。震天的炮竹声中，红漆棺材装着父亲的遗骨，一路浩浩荡荡地被抬到母亲的坟旁合冢安埋，并按照当时村中最高规格竖起一个碑。终于了却了三十多年来一直揪心的心病。

记得我们第一次回村给父母上坟，竟引起了村民的议论。那是无意之举，多位战友和朋友都非要和我到家乡去看看。浩浩荡荡六七辆小汽车一同前往。我们村那条路，只要有来车半公里外就能看到，灰尘滚滚，就如大领导来临的气势，引得村民纷纷夹道观看。车停了，下车的竟是被他们认为早已不在世了的我家三姊妹回来给父母上坟。场景虽不是有意安排的，但过后也引得了村民一阵子茶余饭后的谈资。联想父亲背上那面还可以照人的镜子，说原来是有灵魂照着后人，丢弃荒野几十年无人照管的裸埋白骨还光滑完整说是有灵气。那是人们斜眼都不会关顾的箐夹沟说是父亲葬得好。那本来应该是要被雨水冲平的凹地反而高出一截，左看右说那里就是个风水宝地。说得活灵活现，讲得神乎其神。其实就是几十年都无消息的人突然又出现在面前，村民们的思维一时没有转过弯来。不是祖坟埋得好，也没有神灵照应，是共产党，人民政府为我们付出了多少代价才有了这般的景象。

从外地调回故乡后，我被安置在县客运公司工作，当客车驾驶员，经常路经我的家乡。只要还有空位，我都会停车带上想乘车的村民免费送他们一程。尤其是看到小学生走路返回学校，只要我遇着，就要停车免费请他们坐一程，哪怕几公里也可以。虽然这种行为被单位知道后多次挨过批评，可我宁受批评也没改。我心中只有一个信念，想让村民们都能感觉到我永远是那里出来的人。

我搭载过数百甚至上千招手要坐车的人，我时时期盼招手搭车的人中就有我的父亲，因为我也有私心，如今他们的儿子有能力尽孝，可是无可奈何，子欲养而亲不待，想尽孝而亲已远去，只能对乡亲们尽点情了。我一直在想，中国共产党伟大，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绝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我们三姊妹的经历就是一个缩影，是最好的体现和诠释。 抚育子女成长本该是天下父母都应尽的责任，但我们的父母却无力尽到，是党和政府帮他们尽了，把我们抚养成人。如果他们真的有灵，肯定会痛哭流涕地跪在党旗面前，千拜万谢，感谢中国共产党对我们一家人的大德深恩的。

（作者：孟荟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