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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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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3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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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去朝来

暮去朝来

滇东北靠近贵州六盘水的高原上,常年云雾缭绕,淡紫的太阳从山间探出头来,轻纱薄雾缓缓地被阳光冲散,微风徐徐地吹,田间许多不知名的野草在田埂叫喧,仿佛它们才是这个村庄的主人。

沿着石铺路漫步,随手采撷一片叶,或是一朵野菊,浮躁的心也得以平静,以前托罗河还没有干涸,一路欢腾南下,和一条来自龙场镇以北的北盘江支流交汇。这条河流太疲惫了,像是一位冷风中徒步的老人,沉默地流往东山以外,河流造就着一个村落的历史,几代村民更迭,书写了这个村庄的故事。

我从地图上了解到的这条河流——托罗河,生活在村庄里,人们从来不叫它的名字,只管它叫河边。柔软的河水蜿蜒流向远处,假如它能够承载一叶木舟的重量,我将会划着木浆,同托罗河一起流往别处。河边的东侧,罗列着四五个自然村,其中,我出生的村子叫“店子村”,划在旧营村范围内。

店子村名字的来源我听奶奶说过,过去这个地方有几栋供行人歇脚的屋子,和古代的客栈有些相似,,村民们自然而然的叫着,就多了一个叫“店子村”的名字。这好比鲁迅先生文章里写的一般,这个村庄本没有名字的,叫的人多了,也就有名字了。

乌蒙群山叠嶂,中间留出了一个面积不大的盆地,天边牛乳般的云朵,给村庄蒙上一层洁白的纱布,纱布下的鸽子声声呢喃。

村子小得在地图要无限放大比例尺才看得见,地方小了,村里的亲戚也就多了。我的童年生活大多和奶奶在一起。夜色正浓,月光下没有行人,只有树影婆娑,偶然有几声狗吠,或有清脆的虫鸣。奶奶总喜欢在这样的夜里,讲述着她和那个年代的故事。

奶奶生于一九三七年,二十一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村里最早入党的。在那个封建思想尚存的农村小社会,奶奶是一位少见思想解放的女性,少时念过书,比起一些裹脚的农村妇女,算是一个跨时代的进步了。

村里曾经有一座用土培建起的简陋学堂,在褪去生命的木桌上,奶奶和其他学生一样,用毛笔写着大字,她的作业也常被老师打满分。那个时候,人们思想落后,女性很少被允许念书,基本被叫回家帮忙做农活。

奶奶在学堂里上了几年小学,家里的农活忙不过来,男老祖不让奶奶继续再念了,奶奶就和老祖赌气,从不帮助家里干农活,外曾祖叫奶奶扶篮子,奶奶假装听不见,甩头出门去,她除了学村里人唱歌跳舞外,还会到处参加宣威各个乡镇召开的会议。

一个不喜欢旧社会家庭约束,有着敢于挑战农村封建思想的少女,她就是我的奶奶。风华正茂的年纪,她没有选择弯腰躬耕,没有选择和其他妇女一样,用一成不变的方式去生活。相反,她用敢于反抗的勇气去寻找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

奶奶常常谈起爷爷,眼神没有了往日的呆滞,时而有光,时而黯淡。

爷爷在我父亲九岁时去世的,家里没有照片,我从来没见过他长什么样,就连我父亲对爷爷也没什么印象。农村集体化时,爷爷是店子村第一生产队的会计,奶奶是妇女主任,他们都是红卫兵,管理着村庄的各项事宜。当时阶级斗争泛滥,爷爷因派别问题,炮兵团的人常跑到村里来,和红卫兵作斗争,当然,那会儿他们常把斗争叫做“改造”。

在炮兵团的重重压力之下,爷爷只能暂时放下家庭,来躲避他们的针对,他沿着托罗河一路走去,穿过几个村庄,来到迤乐大桥底下。桥下荒草遍布,两边是农家人种的稻田,一条亘古的河流滔滔不绝地流往东山。

没有了食物,只有水草和树皮可以用来充饥,没有了住处,只有凛冽的晚风作枕。有时候实在挨不动饿了,爷爷就会上村里讨几口饭吃。爷爷像是个拾荒者,没有了往日生产队里的硬气,狼狈地走进屋门,坐在人家里吃上一顿苞谷粗饭,尽管他们也热情款待爷爷,暂时解决了饥饿的问题,但爷爷终究要在桥下经几个月的风霜洗礼。这种苦仄的生活或许只有他们老一辈人才坚持得了,他们可贵的吃苦精神在如今鲜见。

爷爷出门逃躲期间,房屋被人一把火给烧了。浓浓烟雾仿佛出现在我的眼前,无情地熏着口鼻,让人难以呼吸,喘不过气。麻绳专挑细处断,苦难只会让贫寒的人更加凄惨。

奶奶有苦难言,去娘家请人来帮忙修整房屋,一砖一瓦零散地拼凑上去,组建着这间屋子的骨骼,搭建起一个叫“家”的东西。后来,我所能看到的是也这间被重建后的瓦房。瓦房渐渐地也老了,房屋上的瓦片褪去清幽的颜色,落满枯叶和灰尘,土培的墙壁开始脱落,掉到地上,被人们尽情地踩踏。

那次躲过炮兵团回来后,爷爷生了一场大病,卧床不起,奶奶频繁地请医生来帮爷爷医治,也没有效果。那个医疗技术落后的年代,爷爷得不到及时医治,拖了几个月的病情,含泪而终。

爷爷正值壮年死去,给还有七个孩子的家庭造成沉重的打击,雪上又落了层血霜,还有七个子女需要养育,贫苦对于奶奶来说尚可接受,人前的尊严才是最难拥有的。

爷爷离开的第二个月,曾祖受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心理打击,光景一天比一天破烂,经受不了这个世界的摧残,也随黑发而去。

曾祖以前是油翁,给村里人磨油。他打油从不会撒落一滴,做哪行习哪精,奶奶与父亲至今还用这个例子来告诫我们这一代人,要秉持吃苦耐劳、专注学习的品质。现在我家屋前还放着他打油的石晷,即使岁月已经在已经在石晷上留下了痕迹,有些地方经百年轮转,变得坑洼残破,但光放在那里,也足以显现他的伟大。

奶奶谈到曾祖时又和我说起外曾祖来,外曾祖是一个把文言故事娓娓道来的文盲农夫。和别人坐下来吹牛聊天,他总能把故事说得精彩,倾听的人很是佩服。他的死亡和一个文盲会说文言故事的文盲一样荒唐错落,就像天空上铺满了红土,开出黑色的花朵。

外曾祖是从楼梯上掉下来摔死的,奶奶说,外曾祖尽管没让奶奶继续读书,年轻的时候常和外曾祖顶嘴,没怎么听过他的话,但外曾祖他毕竟是奶奶的父亲,他的意外离去,奶奶心里一直都很难过,后悔曾经没有多帮帮外曾祖做点农活,多理解一下作为父亲的不易。

奶奶口中他们那一代的故事,一字一句刻在我的脑海里,我不敢遗忘他们苦仄的生活,惶恐当下一代人的生活条件变得舒适,我和奶奶一样对下辈人说起时,他们不能体会到那一代人的疾苦。

夜晚的乌蒙山冷了下来,双手紧紧围着村庄,冷空气从山间传播开来,穿过阡陌田间,落到村中央那棵软枣树梢,那荒地上的野草叫累了,低垂着脑袋,静静地睡着了。奶奶家的灯光微闪,老一辈的故事也跟着灯光渐渐暗了下去。

春天的乌蒙山里,红满山间的杜鹃花,点缀着村庄,布谷鸟的叫声响遍村里,偶尔朝山野吼一声,声音回荡整个村庄。西南边吹来的暖流把冬日里的冰雪给消融了,水滴顺着树梢,滑落而下,有的侵入红土,有的顺着山上的溪流缓缓流往村庄,村庄的几户人家屋后,桃杏抽出花苞,算是给春天的一个回信。

奶奶讲完了他们一代的故事,接着和我讲述下一代人的故事。奶奶说,生活尽管有诸多不如意,光景不好,但还是要让几个孩子念念书,以后也好去过他们自己的生活。

父亲他们那辈读书是很艰苦的,上学的地方在托罗河与北来的北盘江水交汇之处,学堂建在山腰间,围墙用红砖建起,那些砖谈不上规格,也没有技术可言。那个用泥土培和木材作为主要建筑材料的年代,砖可是稀罕物,哪家用砖建了一间屋子,就足以宣示他在村子的成功。

往往天稍露出点鱼肚白,乌蒙山间的雾气还没有完全散开,父亲就得早早起来,拎着昨天煮熟的猪食,迅速倒在猪槽里,然后又把家里能干的农活都做完,才挎着褪了色的布料书包,脚走几公里的路去学堂念书。

那个布料书包是奶奶用几件不要的破衣服拼缝起来的,但能有一个书包,父亲已经知足了。河边两排排列整齐的斑芝树泛出新芽,父亲顺着托罗河一路直下,穿过几丛竹林,经过廉家村,就可以看见一座庄严的学堂肃静地坐落在腰间。

上学期间或许是父亲少年时过得最舒服的日子了。教父亲化学的老师是我大爹的丈人。后来他跟我们谈起,父亲经常在下面躲着看课外书,当老师的怎么可能会看不见,但学生总得有些自己的爱好,也就放任不管了。

放学后,就得从学堂一直跑着回到家,跑到田边地里,割一背篓猪草。地边树林葱茏,鸟鸣盈耳,庄稼长势很好,要是期间不出意外天气,年底肯定是大丰收。

庄稼长势好的地肥沃,猪草也沾了肥土地的光,长得又深又嫩。父亲把篮子搁在一旁,拿起镰刀“擦擦”地不紧不慢地割着。割草的时候,父亲会先一小捆一小捆扎起来,然后聚成大捆,最后手里再拿一把草,分成两份,两头的尾巴交叉到一起,再把草拧成一股绳的样子,缠在大捆的青草上,打个结,把篮子压得实在。

把猪草背回家放好以后,又得赶着跑回学校上晚自习。说到割猪草,奶奶还和我聊到关于父亲的一次经历。

有次,父亲带着小叔去地里割猪草,恰好地边长着几棵梨树,小叔割了些时长,口渴的不行,便叫父亲扯几个梨给他解解渴。可梨树高得够不到啊,突发奇想,父亲就把手里的镰刀丢上去打梨。梨倒是打下来了,不幸的是镰刀尖口正好挖进父亲的头里,鲜红的血液顺着头发流了出来,父亲又不敢让奶奶知道,拼命地抓泥巴塞进伤口里堵着。回家前还叮嘱小叔,要是敢说过奶奶听,就把小叔揍得爬不起来,小叔被吓坏了,就一起瞒着奶奶。

夜里,父亲的伤口不小心被草席子戳破,血流了一地,姑妈去楼上准备睡觉时,看见一摊红血在父亲床头,被吓坏了,赶忙夜里请来村里的医生帮助父亲止血,父亲后来才平安无事。讲到这时,我从抬头看了看奶奶,她的眼里仿佛充满了作为母亲的自责和愧疚。

父亲好读金庸写的一些武侠小说,能达到痴迷的程度。忙活了一天后,夜晚,靠着对书里另一个世界的期待,以及第二天就要还书的压力下,父亲不敢浪费油灯,就把早已准备好的木柴点燃,吹一下烧着的木柴,火光就微微亮起一下,一夜读一本课外书成了一种习惯。

经常这样做,免不了被奶奶发现,奶奶就会一把扯过父亲手里的书,甩在地上,朝书上吐一口唾沫,再用脚踩上几脚。父亲的尊严也落在了书上,被奶奶无情地践踏,这对一个文学爱好者来说,是多么大的打击。

父亲到底还是坚持下来,读课外之余,书本知识也不落下,成绩一直不错,考初中的时候,他们班两人考上,其中一个就是父亲。正常来说,父亲应该也是一位大学生吧,但是家庭苦难压在父亲肩上,像路遥先生笔下的孙少安,只能无奈放弃学业,回到家帮助奶奶忙碌活计,养活两个弟弟,还有整个家庭。

上山砍柴在父辈他们那时候是不可或缺的,至少得过冬要用柴才会暖,还有猪食要用柴才能熟。砍柴刻在村民的骨子里,谁家的柴砍得少,就像农家人不会种庄稼,建筑工人不会建房,会成为一种耻辱,人们是最瞧不起的。

奶奶家里养着一头黑牛,山上的柴都靠它拉下来。牛是农村人最大的资产,也是以前唯一的运输方式,驾牛车,赶牛车,都得要学会。

奶奶很严厉,父亲他们一辈谁也不敢睡懒觉,每天只有日复一日的砍柴。父亲他们无论早晨多么不情愿,下床以后用冷水冲洗几下,提提神,就得早早吆牛车上山去,路边全是昨晚下的露水,裤腿被草尖露水打湿透了,他们也从不在乎,反正上山去,日头会把露水全都蒸发。

从奶奶口中,我能想象到父辈他们坐在牛车上,拉着穿牛鼻的绳子,压着碾过无数遍的两条车轨,缓缓朝山间林木驶去。

父亲还有两个哥哥。

在我印象中,大爹上山砍柴时,遇到兰草挖回家里养着。兰草适宜在湿润潮湿的环境中,大爹就把兰草全放在一个房间,窗台上全是清新淡雅的兰花。兰草的叶子四季常绿,细长而飒爽,素装淡裹,是江南烟雨小巷里撑伞的女子,即使是在梅雨时节,没有阳光也感受得到舒适的温暖。从喜好兰花这一点来说,我看得出大爹典雅脱俗的情操和居静芬芳的气质。

大爹和父亲是能读走书的,贫寒的家庭和微薄的收入无法支付他们两兄弟昂贵的学费,只能辍学回来帮助家里做农活。或许他们当初心狠一点,逼迫一下奶奶,是不是家族就不会这样败落了。可人不能自私,在那个穷得学费都交不上的年代,读书成为了一种奢侈,能读上几天书识几个字已经算是莫大的荣幸了。

二爹是他们兄弟几个中生得最俊的一个,也是命最苦的一个。小时候被凉水冰瞎了一只眼,家里没钱给他医治,奶奶就把交完公粮后剩下的一些拿去卖,还不够的话,奶奶又只能把圈里一头猪卖了给二爹医治眼睛。二爹的眼睛到底还是瞎了,奶奶已经尽力了,作为母亲又怎么不心疼呢?

后来,二爹在十九岁时被水淹死了,小时候奶奶还请人给他算过命,先生告诉奶奶,二爹命中被水相克,是终究摆脱不了这个宿命的。走时年纪小,不能埋进家族的坟山,只能把二爹埋在前山的山腰处。

每年清明上坟时,坟的周围杂草丛生,望着遍地的荒芜,这位素未谋面的亲人的孤坟,十几载年华戛然而逝,心就会隐隐作痛。

奶奶讲述了两代人的故事,如梦岁月,充斥着我的胸膛,一脸的沧桑,感叹生命太渺小,恍惚间,就消失在阑珊之处,在丘壑间苟延残喘着,最后死去。

出生在群山间的这个村庄,我应感到荣幸。年少时我总想着要逃离这个村庄,它交通梗塞,世代脸朝黄土背朝天地耕作,眼睛能看到的除了山还是山,除了红土还是红土,尽管山间的一草一木曾让我动容,但我还是嫌弃它的落后,发誓一定要走出大山,一辈子也不回到这里。

十年寒窗,我实现了这个誓言,成功走出了大山。高考分数超了一本线,考上了几乎近等于包分配的一所公安部直属警校,顺利毕业的话,我也可以成为两代人口中的端“铁饭碗”的人。 奶奶为我感到骄傲,尽管两代人的日子无论多么艰苦,但她很欣慰她的孙子即将成为一名正式的国家公务员。

我说不出家族的贫苦,它的确在这个村庄生活了世代,但这个村庄养育了我,并把我送出了大山,而我仅仅能做的也是毕业以后回到家乡,在那片我所热爱的红土地上,坚守好自己的职责,假如再能为人民群众办点实事,为社会做出一些贡献,那这辈子也就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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