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盲教师

对于现在的80后、90后和千禧年出生的零零后来讲，扫盲应该是一个十分陌生的概念。然而，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曾开展过两次大规模的除盲运动，取得的成效已成为共和国文化发展史上，永远不可磨灭的记忆。

1952年，新中国刚刚成立四周年。此时，全国文盲率高达80%。为了扫除新中国发展道路上的拦路虎，就在这一年的5月，党和政府广泛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在全国开展了第一次大范围的扫盲运动。这场运动一直持续到50年代末，并取得了丰硕成果。据1964年的一份调查结果显示：全国15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由解放初期的80%下降到了52%。1983年10月，中国广大农村实行了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了防止新文盲的产生，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和改革农村学校教育若干问题的通知》，要求农村小学把没有读过或没有读完小学的15岁以下少年儿童，吸收到学校中来，采取全日制教学，让他们尽快学完小学主要课程。同时，对现有的青、壮年文盲，也要组织他们继续学习，最终全面完成扫除文盲的历史任务。就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我以一个扫盲教师的身份，全程参与了第二次全国扫盲运动。

我记得很清楚，那是1983年冬季的一个白雪皑皑的早晨，村支部书记吴松明踩着厚厚的积雪来到我家。进门后，他先是在我家门前狠狠的跺了两次脚，意欲把一双鞋子上的积雪弾掉。可当时的情况是，他心中的美好意愿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那个年代的积雪似乎特别的黏人，任你怎么抖落，它就是附在你的身上不放。吴主任感觉无可奈何，也就不管它了，低头走进我家低矮的瓦屋中，一屁股蹲躺在靠东墙堆放的麦秸垛上，两只手交叠着放在后脑勺上，拖着长腔喊着我父亲的名字说：“听说咱家孩子高中毕业几个月了，闲在家里也没有事。这不，上面号召要在农村开展扫盲教育哩，咱大队要办一个成年人扫盲班，就让孩子去大队教扫盲班吧，一个月补助27块钱，跟村里的民办教师一样待遇。…….”吴支书的一番话，听起来简直就像来自天边的春雷，我最直接的感觉就是周身发热，心跳加快，激动得半天说不出话来。对于我的这番感情变化，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是不可能体会出来的：1983年，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已经实行几年了，但是，成长在那个时代的农村青年，依然没有明确的出路，除了上学、参军，便是一头扎进地垄沟里，继续步着先辈的后尘，从事传统的农事耕作，娶妻生子，终老一生。那个时候还没有时兴外出打工，在农村长大的年轻人，只能空怀一腔力气而无处发泄。此时的我，高考落榜憋在家里已经半年了，每天的百无聊赖，每天的日升日落，已经给我带不来太多的希望与快乐。就在气馁与绝望之时，吴支书的一番决定，无疑为我打来了一扇通往希望与追求的大门。就这样，在告别高中校园生活半年后，我再次走进自己小学就读的村小学校园，成为一名扫盲教师。

上任第一件事，就是配合乡里派下来的扫盲工作组开展扫盲宣传。宣传形式以刷写、张贴标语为主。在十多天时间里，我把村里大街小巷的土坯墙上，都贴满了以大力扫除青壮年文盲为主要内容的标语。同时，在征得小学校长同意后，我还带领五年级的学生们，排着队伍，手里拿着红、黄、绿各种颜色的三角形小旗子，上面用毛笔字写着扫除文盲的内容，走在村里的大街小巷上，边高高地举着小旗，边整齐地喊着“扫除文盲”的口号，努力营造一种浓郁的宣传氛围。

为了让扫盲教育深入人心，我根据全村老百姓屋墙墙面的光滑程度，凡是发现能够写字的地方，我都要在上面写上拼音，拼音下面标上汉字，并在拼音与汉字的右边配上图。有的墙面窄些，能写五、六个字，有的墙面宽些，能写十余个字，注上拼音，还能配上富有创意的彩色图片。这样以来，村上的人无论是下地劳动还是收工回家，无论是赶集上店还是走亲访友，走在村子里的大街小巷，都会情不自禁地驻足拼音认字，不经意间就认识了很多汉字和拼音。

接下来，便是进行集中扫盲教学了。我村的扫盲班占用三间教室，里面摆了二十多张摇摇晃晃的木制课桌凳。按照上级制定的扫盲标准，共招收三十多位青壮年文盲学员，且大多为二、三十岁的青年女性。由于这些学员大部分与我同村，论起辈分来，她们中间有好大一部分人，我该喊她们嫂子。平时，这些人在村里没事时就爱凑热闹，这一次，由村里统一把他们集中起来学习识字，这对她们来说，不啻是一件悠闲且快乐的事。尤其看见我这样一位年纪不到20岁的小青年，站在讲台上，给她们一笔一划的传授写字要领，她们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一个个坐在讲台下，一边打着毛线衣，一边纳着鞋底，一边叽叽嘎嘎的说笑着。我看在眼里，急在心中，就想着法子帮助她们提高对扫盲工作的认识。

我结合平时听到的个别村民因为不识字而闹出的笑话，牺牲大半个夜晚，编了一段顺口溜，第二天读给班上那帮特殊的学员们：不识字，真为难，/拿着钞票花错钱。/十块票子当一块，/半月伙食搭赔完。/进城市，更难办，/男女厕所难分辨。/见厕所，就想钻，/男女见面把脸翻。/打官司，到法院，/不当流氓当流窜，/起因就是不识字，/您看难看不难看…….当我把这段顺口溜念给台下的学员听时，竟然引起她们的哄堂大笑，但是，笑过之后，她们又变得沉默起来。其中，一位名叫狗臭的大嫂主动站起来，用真诚的声音大声说：“姐妹们，咱兄弟说得对，不识字就是太为难。我们得趁着这个机会，跟咱兄弟认识几个字，大家说中不中？”“中！”台下的二十多位大嫂齐声回答。当时，我真没想到，自己的一个小智慧，竟会收到这么出奇的好效果。

自此，在以后的两个多月里，我和那帮“嫂子学员”，硬是把上级教育部门下发的《农村扫盲教材》一书，从头至尾学习了一遍。

在做好集中扫盲教学工作的同时，我还为那些大字不识一个的典型文盲开起了“小灶”。还是那位叫狗臭的大嫂，每天都是忙了地里忙家里，忙得手脚不停歇，就是抽不出时间来学文化。见此情景，我就利用午饭后的时间，到她家里教她学拼音、识汉字。我初次到她家里时，她们一家人刚吃完饭，碗没洗，锅没刷。为了抓紧时间学文化，尽早把她的文盲帽子摘掉，我先帮助她洗碗刷锅，然后再教她学拼音，写汉字。我的这番举动，深深感染了狗臭嫂子，在以后的学习中，她表现的十分认真，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她能学会十多个字。为了巩固学习成果，她会像小学生那样，趴在家里的饭桌子上，一笔一画地在本子上学写刚学会的字。刚开始时，她写的字扭七别八，经过我的纠正和示范，过了不长时间，她写的字就比较成形好看了。

就这样，通过半年的辛勤努力，我村的三十多位扫盲对象全部脱盲。1984年，县里组织扫盲验收，我村被评为全县脱盲工作先进村，我也被评为先进个人。这场扫盲运动，一直持续到2000年，中国正式对外宣布:中国已经实现了“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战略目标，全国成人文盲率降至9.08%，青壮年文盲率降至4%以下，世界头号“文盲大国”的帽子彻底摘掉了！

多少年过去了，一旦回想起那场旷日持久的扫盲运动，我的心里便会升起隐隐的感动，因为，我毕竟是那场文化普及运动的亲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