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风中

中篇小说在风中

（阿木）

如今世事不相同，昨日西为今日东。

说与舟人稳把舵，免得打入波浪中。

——《翠屏古刹第四十签》

1

溪畔的荻花都白了。

昨夜，在我一夜准备嫁妆躁动不安的时候，屋外的野地里悄无声息地偷偷地下了一场霜。这场霜不仅表明气候进入了冬季，也是我结束少女时代进入一个新的人生季节。我不知道这个季节会呈现怎样的风花雪月？我听见了轿夫们踩在霜地里发出的“咔咔”的有节奏的声响，这声响一个个在踩碎一个少女十六年的梦幻。我知道，我这一去，重新回到故地绝不是我现在青春美丽的少女，还有那天真无邪以及对一切怀着灿烂的心境。

离家不到十里地，就在我还在回味我跨出娘家大门那一刻复杂的心情的时候，天空就刮起了大风。风好大，我在界山生活了十六年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风。界山人叫这像头发盘成结的风为鬏头风。风儿吹得呼呼响，打着旋儿，好像是专门戏弄我似的，围着我的花轿旋转着。风儿吹得我的花轿如同激流中的小舟东倒西歪。那几个抬轿的轿夫被风吹得睁不开眼睛，吹昏了头，走得很艰难。我的贴身丫环兼伴娘杏儿扶着轿儿不停地催他们快走，说是过了西圩口就好了。西圩口是我一生中一个重要的地名，从这儿开始便是进入界山和离开界山的分水岭。那些轿夫们低着头努力向前走，后面跟着的响队几个吹唢呐的、打鼓的乐师们早就没有了声响，都把响器抱在胸前低着头走路。

风把轿帘吹得像旗帜在风中飞舞，布帘打得轿窗“哒哒”的，我看见他们那狼狈相很是好玩，我才不怕风呢。其实，大自然给我的预告，我一辈子都没体会她高深莫测的真谛，不管是现在，还是我漫长的未来。

在快接近年关的时候，这就是我出嫁离开界山老家的情景，是那种陌生而又恐慌的情景。

那天我们从界山走到羊山镇整整走了一天的山路，傍晚时分才到达我将要生活的陈家大院。我清楚地记得我在陈家大院大门口下轿的时候，我的红盖头滑落了，我沿着一条像蛇一样的街道口看见太阳快下山了，那轮淡黄色又有点泛红的夕阳在西山露着小半个脸，像个顽皮不肯回家的孩子。那景象很漂亮，这是我第一次到达羊山镇最深刻和最美好的印象。还没进入陈家大院，我的送亲乐队和陈家迎亲的乐队一齐奏响，那声音使我耳塞，什么声音都听不见了。尔后，我稀里糊涂地和那个从未见过面的男人拜了天地，就被人牵进了新房。在新房的婚床上一坐就是大半夜，只有我的陪嫁丫环杏儿陪着我。我几次要掀开头上的红盖头，杏儿不准，她说只能新郎才能打开的。杏儿很聪明，好像什么事儿都懂。她是见过这种场合的，我感觉她当新娘才合适，我不知道我当时为什么突然有了这样的想法。其实，我的这种想法并没有错，杏儿后来在陈家大院真的成了陈家大院的主人，只是陈家大院己经破败了，我也不是陈家大院的人了。那夜我很困乏，我从来没走这远的路，受这样的洋罪，人都散了架，几次我要倒到床上去睡。杏儿不让我睡，想尽办法说些开心的话儿。杏儿的性格和我相反，她喜闹我喜静。杏儿说，二小姐啊，这家人也很富裕呢，一进五重大屋，跟我们家里一样呢，你们真是门当户对。

我的娘家在界山是有名的大户，那里的土地山林几乎全是我家的。我们家的房子是两栋并排的一进五重的大屋，我和我姐姐一人一栋，许多房子都是空的，没人住。我小时候就问过我爹爹，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多的房子？我爹爹总是叹气，后来我知道，我爹爹一是讲排场，二是想再生几个儿子。可我娘就只生了我们姐妹俩，快到五十再也没有生出弟弟来。在我们乡下，不管是富人家，还是贫穷人家，都很讲究子嗣，女儿家是不能传宗接代的，没有儿子就断了香火。可我爹爹也怪，他不肯纳妾，亲戚不说了，就是我娘都多次劝过他，他就是不同意。我娘说多了，他就说，这就是我的命，人不能违背天命。后来，等我姐姐也出嫁了，我爹爹才把远房亲戚的一个表哥过继来顶了我家的门户。

那天半夜，我那醉醺醺的丈夫像跛子歪着进来后，杏儿冲着新郎官作了一个笑脸，立即到隔壁的房间去睡了。我困死了，当他粗暴地拉掉我的红盖头，我看见一双如野狼一样鲜红诡谲的眼珠，和一股浓浓的薯渣酒的气味扑面而来。这种酒味我很熟悉，仿佛又回到了我爹爹的面前。这种酒味是我爹爹高兴时和不高兴时而拥有的。尽管我爹爹富甲一方，钱财无数，但他每天喝的就是这种廉价的薯渣酒。这是我们梅家几代人传给男人们的规矩和高贵品质。在那个下半夜，我无力抵抗那个醉汉的欣喜若狂和肆无忌惮的幸福折腾，我疼痛而疲惫地渡过了我做新娘的第一次陌生经历。那天夜里，十六岁的我，没有体会到一点儿新婚的快乐和新奇，它给我的记忆是模糊的，痛楚的，现在我都想不起来那夜的全部过程和感受。在我十六年的青春年华，我完全没想到我的新婚之夜竟然是如此的惨淡和不堪，那个夜晚完全摧毁了一个少女对爱情和婚姻的美好憧憬。

在第二天早上，我那个半是清醒半是醉的丈夫拿着我初红的白布块四处炫耀他的满足和自豪，我听见了他们家人爽朗的笑声。这种笑声，在我看来是对我极大的侮辱和猥亵。我依偎在大红被窝里动弹不得像只受伤的小鸟。或许是他们见我没有和丈夫一起起床去敬公公婆婆和七大姨八大姑的见面茶，或许是这家人有着某种阴谋和企图，或者是镇上大户人家的强硬做派，他们对我这个乡下来的以为是进了天堂的地主小姐颇有微辞，这是在他们见到我的初红高兴之后立马消失的情形，从此种下对我不满和不屑的种子，以致在后来短暂的日子里生根发芽。我形同虚设如同他们家们佣人和帮工，或者是新添了一件新式的高价的家具。

我丈夫家在羊山镇大街上开有一溜十几间的店铺和作坊，什么缝衣店、副食店、茶叶店等等，还在远在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地方的上海开有贸易公司。他们家最大的乐趣是每天晚上在煤油灯下数着银元和把银元吹口气放在耳朵里听“嗡——”的声音，整个大屋夜里四处回荡着算盘珠子“啪哒——啪哒”声响。而不像我的娘家，每当寒冷的夜晚，我姐妹一边一个，坐在有吊罐的火塘前，依偎在阿婆（奶奶）的身边，看着栎树树蔸跳耀的火苗，听她絮絮叨叨讲那些永远讲不完也听不厌的传说和故事，什么七仙女织女和牛郎的爱情，还有铁扇公主大战牛魔王的胡扯。阿婆说到兴奋时，还哼几段界山的山歌：

“对面山上一棵槐（哎），

姐在绣楼望郎来（哦），

娘问女子看什么（啊）？

姐看槐花几时开（呀）

……”

等到阿婆说累了，唱过瘾了，才想起赶我们上绣楼去睡觉。我躺在床上，像水田里的泥鳅，翻来覆去半天难以入眠。许多个这样的夜晚，我用我少女懵懂的眼光和毫无目的思绪歪着头看着窗外夜的天空，想象着被无数个小格子切成无数个小方格的夜的奥秘，以及未来属于我的那颗闪亮的星星。

我的丈夫是他们陈家的独生子，他不会赚钱却会花钱。他每天晚上不帮忙家里算账，只是在装钱的盒子里抓一大把银元放进口袋，然后飘然而逝。镇上的那些酒馆、赌场、烟馆和挂着红灯笼的妓院都有他把银元拍在柜台上的声响和豪气。

我有充分理由和自信认为陈家拼命挣钱就是为了这个陈家的独生子。他们，包括公公和婆婆都寄希望我能为陈家生个儿子，这样陈家就有希望从我的儿子开始继续他们陈家几百年的辉煌和荣耀，尽管在那个风烟四起动荡不安的1946年，他们依然做着天真和美好的美梦。

2

我嫁到陈家其没什么要求和非分之想，只是想平平安安的轻轻松松地过日子，做个好媳妇，为陈家养儿育女，尽一个女人的责任。

我的新婚并没有给我带来新的欢乐和幸福，接踵而至是无穷无尽的痛楚和悲哀。陈家大院那一进五重的大院每时每刻都在压迫我的神经和情绪，冰凉的大理石地板散发着冬天雪的气息，天井上的天空苍白呆板而没有一丝云彩，无数个房间在白天静静地如同荒凉的坟墓，黝黑黑的窗棂睁着恐怖的眼睛，诡秘又幸灾乐祸似地看着我一个弱女子还能坚持多久。

我喜欢下雨，喜欢坐在屋檐下听雨水沿着天井瓦片滴落到青石板上发出的“哒哒”的响声，雨滴那种轻快和爽朗在很大程度上缓解我焦虑的心境，把我带回界山老家站在屋檐下我们姐妹一起接水的童年回忆。

陈家大院唯一能给我欢乐的是婆婆养的两只鸡，一只公鸡，一只老母鸡。我知道，婆婆养鸡并不是为了下蛋换取油盐柴米钱，而是喜欢公鸡清晨的打鸣和母鸡“咯咯”的叫唤声。或许，这多少能唤醒这个被买来先做丫环后当主子的片刻的乡野记忆，以及公鸡高亢的叫声能时刻提醒她君临天下的威严和责任。我时常想，婆婆的昨天和今天是否也是我的现在和将来？

到陈家大院一个月后，我发现我的经事没来，这让我兴奋又恐惧，难道那一夜短暂的毫无情趣的耕耘，我那个混世魔王的丈夫真的给我播下了陈家的种子？我那经常不归家的丈夫知道后出现了少有的温柔和只有男人才有的兴奋，而我那整天黑着个苦瓜脸的婆婆也露出了少有的笑脸。我感觉到婆婆她不笑还真实些，笑起来真有点可怕，使人想起童话故事中的老妖精。她接下来的事情就是比以前更加礼佛，整天虔诚地跪在菩萨像前烧香拜佛，仿佛是送子观音真的降临了陈家大院。打那以后，陈家大院增添了一些从未有过的欢乐和温馨，每夜的算盘声小了许多，老爷不再拿着银元吹气听响，而是坐在太师椅上，一边幸福的喝着从杭州买来的上等龙井，一边大声吆五喝六，吆喝着整个大院的人为我一个人忙碌，连同我的婆婆也是他吆喝的对象。只有这时，我真的成了陈家大院的大少奶奶。

我那陪嫁丫环杏儿更像杏花开花的季节，一脸的怒放全不是闺女的模样，她每天把那些老妈子和丫环们指挥得团团转，好像怀孕的人是她。我能体会杏儿的心情和兴奋，这个过于机灵的丫头，深知怀孕意味着什么，一荣俱荣，一败俱败。只是她少了女孩的矜持和羞涩，全然不像大户人家应有的做派。

我成了瓷器人儿，仿佛我一不小心就会碎了。我很不习惯这种被人宠着的虚假状况，我还是喜欢一个人坐在屋檐下听雨水滴在石板上的声音，还有那公鸡的打鸣声和老母鸡“咯咯”的叫唤。

我那整天魂不在心的丈夫显示出了格外不同的殷勤。这个大我好几岁的男人仿佛大梦初醒，有点像男人了。我很高兴，尽管是短暂的，如果我的怀孕能使这个吃喝嫖赌抽的纨绔子弟重新做人，我就功德无量了。然而，这个男人也就是有几天守在我的身边。在这稀罕的几天里，他无所事事，哈欠连天，坐立不安地依然抵挡不住外面如花似锦的诱惑，只是畏惧他的老爹和老娘的千嘱万咐，以及心中仅存的那点像篾片簿的做丈夫的良心，才没有纵情放肆。我知道，重要的还是他爹爹银子的重量在起作用。到了晚上，我又嗅到了男人特有的气息，这种气息唤醒我少妇本应该充分享受和拥有的权力，它使我浮想联翩以致不能自控。我想到了界山老家含蓄的情歌和乡村偷鸡摸狗放肆的轶事，那些让人脸红、心跳和好奇。山歌唱道：

“两双筷子一样长（哎），

好比新妇与新郎（呐）。

文官要学包文正（呃），

武官要学杨卞郎（呵）。

两个杯子圆又圆（哎），

新郎新娘两相连（呐）。

红羅帐里脸对脸（呃），

鸳鸯枕上结良缘（呵）。

新郎新娘喜洋洋（哎），

白日同戏夜同床（呐）

……”

就在我肆无忌惮地纵情遂欲想象的时候，身边的男人像条死狗一样无动于衷，我伸手去撩拨他下面的丛林深处，他那里却悄无声息如无人之境。我失望了，彻底失望了，我知道这个男人是个废人。而且，我知道我以后将要面对和忍受怎样无味的生活。男人似乎感觉到了我的企图和愿望，他一脸的愧意和懊丧，他扳过我的身子说，要不我去吃点药？这时，我听见楼上绣楼里杏儿在床上大恸，仿佛还能听见她娇媚的呻吟声。她是个早熟的女子。接着，婆婆那只大公鸡扯着嗓子在叫：“喔喔——喔”，我知道，那只大公鸡站在天井边向着灰蒙蒙的天空开始了它新的一天幸福和快乐。

这就是我的丈夫，这就是我在怀孕后重新燃烧起灿烂朝霞般的希望所遭受的沉重打击和无情毁灭。

事情远不止我预想的那样无奈和糟糕。在四个月之后，在一个阴沉晦暗的傍晚我滑了一跤，当夜在接近黎明时分我早产了。看着滋养我孩子的鲜血在我的胯档里汩汩而出，我那未成形的孩子一同来到这个不可言喻的世界。接生婆说，可惜了，是个男孩。朗中说，早产的原因是我丈夫吸大烟。

在我养身的那几个月里，杏儿很细心很体贴，她叫我出门都用毛巾裹着头，不能见风，说见了风以后要犯头痛病，又说小产也是产，也伤元气，不可马虎。她什么都懂，好像她坐过月子似地。我的丈夫不见了，听婆婆说他老爹把他从烟馆里强行拖到武汉去戒毒了。我知道，这不仅是为了他，更是为了陈家一脉相传的百年大计。在我失去我的第一个孩子，我理解和原谅我的公公和婆婆，两人行将就木的老人他们内心全部的希望和痛楚。

在没有男人的陈家大院，一切都显得逼仄和沉寂，婆婆每天企图弄出些声响来热闹曾经繁华的大院，她的努力是无力和微弱的。那只大公鸡蔫巴巴地似乎是失去了雄性的荷尔蒙激素，清晨的叫声不再有力响亮，而那只老母鸡却异常兴奋，整天围着大公鸡“咯咯”的叫唤，是乎是想返老还童妄想重新获得大公鸡的亲昵和温柔。这是我喜欢的环境和境界，没有嘈杂声，没有无谓的争吵，静静地，看着太阳或者月亮慢慢地从东边滑向西边，就如同时光似流水般慢慢消失。我还是喜欢坐在屋檐下听雨水从黑黑的瓦片滑落到大理石时的声音，“嘀嗒，嘀嗒”，它让人宁静而充满想象。

几个月之后，我的丈夫红光满面和豪情万丈从武汉回来了。他变了一个人，我第一次感觉到这才是我心仪和实在的男人。他高大身板更加伟岸，浓眉大眼具有强有力的穿透力。说心里话，如果不是我丈夫染上恶习，他在羊山镇毫无疑问是第一美男子。他回来的第一夜，时隔大半年，他让我真正做了回女人，尝到了做女人的甜蜜和幸福。我的妩媚，他的激情，在那个百年老屋冬天寒冷的夜晚热情上演了惊天动地的爱情故事。

这是我丈夫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给我的刻骨铭心的记忆。

那夜之后，我像重新展翅的小鸟，尽管是腊月，灰蒙蒙的天空我看出满天云彩，零乱飘浮的雪片想象成盛开的满树梨花，这是我重新获得爱情的内心喜悦，以及对未来美好憧憬。我流连在陈家大院的后花园，尽管是冬日，百花凋零，而我的内心全部是盛开的花朵。我仿佛听见了阿婆坐在梅家大屋的火塘前又在唱山歌：

“唱了歌来忘了词罗（哎），

山林喜鹊忘了窝啊（哎嘿哎哟），

秀才提笔忘呀了字，

手织来绫罗忘了梭（火），

情姐不忘（哦）有情哥呀（哎嘿哎哟），

……”

一个月后，我又怀孕了。

我的孕讯就像春天的春潮激荡得陈家大院上上下下所有人重新翻起激情和欢乐的浪花，我感觉他们人人都大汗淋漓，仿佛是从苦海中爬上岸的溺水者，那样的胆颤心惊而又欢欣鼓舞。特别是我的公公，他在逼迫我的丈夫戒毒几个月来生意重创，几家店铺停顿歇业，上海的生意一落千丈，他回来后就没见他一次笑脸，每天晚上那薯渣酒的气味熏得整个大院昏头昏脑像醉汉一样摇摇欲坠。知道我的消息，他更像是打了鸡血，除了把算盘打得山响，一夜一夜整杯整杯地喝着上好的龙井茶。

我又一次享受到大少奶奶的最高级待遇和无尚荣耀。

我知道，我在这个百年大院的一切都取决于我的肚子和肚子里的孩子，而不是我姣美的容貌和我大地主千金小姐的身份。在他们的眼里，如果我不能生孩子，不能生男孩，我什么都不是，不是我的温柔，不是我的聪慧，更不是我比我同龄人读了许多书和能唱许多山歌。这些在他们的心目中一无是处，和妓院里能歌善舞的妓女没有两样。我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悲哀和愤懑，然而我一个自觉清高的弱女子能怎么样呢？许多个寂寞无聊的夜晚，我望着窗外漆黑如墨的天，我心怀歹意的竟然想肚子里的孩子没了多好，这让他们依然存在幻想和无休无止的期待。我的儿啊，原谅母亲幼稚的想法和身心的悲伤。那个时候，我的丈夫在我重新怀孕的第九天，他像是完成了家族和自己的神圣使命和义务，满心欢喜的又去了他更喜欢的醉生梦死的世界，十天半个月见不着他的人影。偶尔回来，不是一滩稀泥，就是酒气熏天，不成人样。他每天晚上更加理直气壮地从装钱的盒子里抓一把银元然后飘然而逝，嘴里还吹着谁也听不懂的口哨，他的母亲我的婆婆也只能说句：“承继啊，不要抽大烟啊。”

我一个人常常又坐在屋檐下听雨水滴在石板上的声音，还有那公鸡的打鸣声和老母鸡“咯咯”的叫唤。

3

春季过去，我肚子里的孩子像蓬蒿一样疯长，五个月竟像七个月大的孕妇，大肚婆娑。我最大的感受是我的孩子很能体会我这个姣小母亲怀孕的难处，他白天静如处子，晚上却异常兴奋，时不时蹬腿伸手闹腾，宣示他的存在和健壮。我常想，这小子或者闺女像他爹吗？他爹白天像死狗，晚上像夜猫。而我呢，白天不愿意走动，晚上思想异常活跃，浮想联翩，处若惊鸿。我喜欢夜，喜欢夜的静谧和深邃。俗话说得好，孬种出好苗，但愿我的孩子像我。抚摸着我突起的肚皮，做母亲的幸福和自豪油然而生。

平常我是大门不迈二门不出，我的天地就是屋外的天井和狭小的闺房，还有那个只有二进屋大小的后花园。7月间，我被民团的枪逼着挺着大肚子走出了陈家大院，去看南山县国民政府举办的打鼓说书比赛。这个比赛是为了迎接全民抗日最后胜利。为了这个比赛，县令兼保安司令的马长久亲自光临陈家大院，他那如簧之舌毫不费力的拿走了我公公的一百块大洋，名曰赞助抗日。那天，马司令心情格外舒畅，他的眼睛时刻停留在我粉红的脸上，他的眼睛使我想起我大婚之夜我那醉汉丈夫像狼的眼睛。马县长马司令走时还在我的肩上摸了一把。为了这一百块大洋，公公三天没喝酒，没喝龙井茶，像是牙痛吸了三天的冷气。

我很不习惯出门，不喜欢热闹的场合，我不喜欢人堆里女人故作姿态的扭捏和男人们的粗野和汗味。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沉重的县衙和如蚁的人群，以及早就听说过的南山县四大说书人，什么叫“雪飞雁”的拐脚文、“风拂柳”的陈一悬、“一剑喉”的徐怀日和“秋水长”的阮长银。这些名角是不容易聚在一起的，要不是战乱，要不是那个好大喜功人面兽心的县长马长久的威逼，这个时候谁还有心情聚在一起热闹呢？诚惶诚恐的人们如同此刻的天空，乌云密布，乱云飞腾。

抗战进入第七个年头，日本人在做最后的疯狂，头顶时不时有日本像老鹰样的飞机呼啸而过。打鼓说书比赛尽管热闹，我的心情坏透了，在我叫杏儿扶我回家的一瞬间，我看见我的丈夫搂着一个花枝招展的大乳房的女人在人堆里大声叫好。

在我即将分娩的头两个月，我第一次回到了朝思暮想的界山养胎待产。去年的小产使我记忆犹新，不敢怠慢。

在西圩口，我看到了前来接我轿子的长工阿根和奶妈。看见他们，我像是受尽了委曲的孩子，忍不住眼泪像水一样哗哗而下。我的眼泪和我作为主子反常的行态，吓得他们无所适从。他们哪里知道一个娇生惯养的小姐一年多来所经历的磨难和心灵痛苦？

杏儿陪我回家，开始她不愿意，说县城的接生条件好，生产安全。我执意要回，我想，界山几千年历史，世世代代那些人不都在那里出生？杏儿喜欢县城，她说的也不无道理，但她毕竟不知道我内心的真正想法。当然，我也知道杏儿离不开县城了，更确切地说是离不开陈家大院。

阿根接过轿夫，把轿子抬得快而稳。我知道，这个从小被我爹爹收养长大的长工，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出他的忠诚和内心活动。

阿根早我两天出生。在我出生的头天晚上，他的家人把他放到我梅家大屋的门口，他的啼哭让全家人都兴奋地爬起来，都以为我娘生了。那时，我家早就请了奶妈和服侍我娘的佣人。我爹爹看见是个男孩，怪可怜的，就叫奶妈抱了进来。当奶妈抱着阿根刚进我娘的房间，我迫不及待地出来了。我一出来不仅有个姐姐，还有一个哥哥，这哥就是阿根。但是，阿根跟我不是一个命，阿根只能吃稀饭粥和玉米糊。奶妈可怜阿根，每天偷偷地喂他一次，喂他时像做贼似地。在界山，都是我爹爹的势力范围。后来，我爹爹暗地里派人一打听，阿根是离西圩口不远唐坳村唐老三的孩子，唐老三一口气生了五个孩子。我爹爹并没有把阿根送还给唐老三，只是跟他谈了一次话，唐老三从来没敢来梅家认亲或者要回阿根。后来我知道，我爹爹给了唐老三十块大洋。

这世上真是蹊跷，玉米糊喂大的阿根长得五大三粗，彪悍强壮，而我娇生惯养却弱不禁风。我母亲不让我叫阿根为哥，只能叫阿根，而阿根从小就得管叫我二小姐。阿根跟长工和佣人们住在梅家大院旁边的披舍里，十来岁就干活，不是砍柴，就是挑水，什么活都干。在我出嫁到陈家的时候，阿根跟着那帮放排工干了好几年。我家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山上的竹木，而竹木要卖到外面全靠一年一度的溪水。每当春季涨水的时候，放排工们就把溪边禾场上堆放的竹子、树筒一根一根推到溪水中，让竹木顺水漂流，经西圩口，过唐坳村，一直到达一个叫上铺大河口的地方，然后再把那些冲下来的竹木归拢扎成竹排和木排，再顺大河水送到县城或者更远的长江口竹木集散地卖掉。

每年放排，那是界山最隆重、最壮观和最热闹的时候。每当那时，细雨濛濛中，我和姐姐撑着花伞去看放排。听他们唱放排歌和阿根他们光着的脊背。阿根穿件小布夹，腰间系条长白布巾，向我们跑过来，抹一把脸上的雨水，以大哥的口气对我们说，西岚，西凤，快回去吧，小心着凉。我总是像高傲的公主一样对待臣仆，不屑一顾地说句，不要你管！歌声起时，早不见阿根的身影。

“嘿！家住深山（哟火）界山岭（呃哟火火），

生来（那个）胆壮心豪放（罗火），

长篙（那个）铁钻（呃）驾长龙（啊），

扎起那个竹排（哟火嘿呀）下上铺（罗火）

……”

一人出去两人回的我，特别感受到家乡在我内心的份量，似乎山更青了，水更绿了，尽管头顶着火样的太阳和迎面吹来的热浪，我都感到十分的亲切。山里的一切还是那样亲近和温暖。

家乡可为我疗伤。从深层次意义上说，家乡使我重生。重回梅家大屋，回来的不是从前的我。

我的选择是对的。在我十六岁懵懵懂懂出嫁，在陈家大院忍气吞声生活，小产又怀孕回家，短短的一年多，这是我做出的最正确的一次决定。

八月最后一天的夜里，在接近黎明的时分，时隔十七年，界山梅家大屋又响起新生婴儿的啼哭声。我在我的闺房里痛苦并顺利地生产出我的儿子，七斤六两。我生我儿子似乎没费什么劲儿，半夜开始痛疼，两个时辰他就出来了，那个时候从西圩口请来的老接生婆刚跨进我的房门。我儿子大声的啼哭唤醒了梅家大屋一屋人的忙碌和欢乐，包括我的老阿婆、爹爹和和阿婆同样小脚的母亲。

我的母亲看了一眼她的第一个小外孙，转身去了大堂的神龛前，跪拜敬香，一遍遍念着南无阿弥陀佛。我爹爹大声吩咐阿根赶快到大门口去放鞭炮，说放万字头的。我那老阿婆则弓着背用她枯树般的手摸了一下我的脸，又拨弄一下我身边儿子的小脸蛋，然后笑眯眯着老眼去了厨房的火塘前烤火。我娘说过，阿婆老了，不分季节了，冬天扇扇子，大热天烤火。我听见老阿婆又在唱山歌：

“小妹一十六（外啊），

在家把书读啊，

读书（呀个）要读自己的中国书（也），

叫声小姑娘（得儿哟）读书有好处。

小妹志气高（外啊），

愤恨东洋佬（啊），

五经（呀个）四书用心读（也），

叫声小姑娘（得儿哟）

不当忘国奴。”

我不知阿婆这个时候怎么唱这个歌，她肯定知道日本鬼子快完蛋了。我的奶妈紧紧地抱着我的还在哭泣的儿子，在房间转悠，嘴里不停地说，我的小少爷呀，我的小祖宗啊。还是杏儿会事，煮了四个糖水鸡蛋小心喂着我吃。

天一亮，爹爹就差阿根进城去陈家报喜。

4

那天我回界山的时候，我的丈夫不愿来，说是那远的山路走不得，受不了。我没勉强他，我知道他舍不得离开羊山镇那些供他消费和欢乐的场所，我也不想让我的家人知道他是个百事无用的废人。杏儿也不愿意回界山，但她作为我的陪嫁丫环不能也不敢不回来。杏儿进城后眼眶大了，心思也大了，只是在我面前不敢表露出来而已。女大不由娘，更何况她是外人和一个做丫环的人呢？

我爹爹叫阿根去城里报信，杏儿也要去，我爹爹不同意，说一个丫头去报什么喜？我同意了，叫让杏儿顺便把我秋冬换洗的衣服拿来，我爹爹这才同意。

杏儿的举动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当天夜里阿根就回来了，他连去带回没有休息片刻，一天走了百十来里地。阿根带回谁也想不到的最坏消息。陈家大院被日本的飞机炸了，五进的大院只剩下最后两重，我的公公和婆婆被炸死了，我的丈夫失踪，不知死活。阿根说，县城里没见日本鬼子，乱成了一锅粥，一同炸的还有县衙和一家妓馆，死了几个姑娘。

这坏消息像晴天霹雳，把梅家上上下下都炸蒙了。这是我出嫁和做了母亲后第一次遭遇到死人的大事，我不知该怎么办？这个时候，我没有哭泣，也没有眼泪。我不知道自己该哭谁？我的公公？我的婆婆？不知踪迹的丈夫？还是那百年的陈家大院？

杏儿没有回来，阿根说她一边帮助陈家安葬两位老人，一边打探我丈夫的情况。我认为杏儿做得对，这个时候梅家是该有人在那里出面的。因为我刚解怀，生产不到三天，我是去不了了。我问我爹爹怎么办？爹爹说，按理亲家出了这大的事，我和你娘都该去的，你娘脚小，身体又不好，还得照看你阿婆，就算了，还是我和阿根去吧。想到兵荒马乱的，我不想爹爹去，毕竟是上了年纪的人，万一踫上鬼子可怎办？但是，死者为大，这个时候梅家不去主要人员，从哪个方面都说不过去，到时候陈家人要说话，更何况我那丈夫只是失踪，他又是废人，家里炸没了，他肯定没钱料理，他也不会料理，他就是玩的主。

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生下儿子的喜悦全部被冲洗得无踪无影，剩下的只有悲哀和惶恐不安。我的孩子还没有满月，还没睁开眼睛见过他的爹爹和奶奶、爷爷，爷爷奶奶就没了，将来我怎样跟他讲述这段悲惨的遭遇？

我的儿子很乖，他似乎感觉到了家中的变故，一天都没哭，静静地睡在摇窝里的襁褓里，不吵不闹。我在担心我爹爹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我的儿子还姓陈吗？他该取个什么名字呢？

过了两天，我感觉好像是过了两个月，爹爹和阿根平安回来了，杏儿依旧没有回来。

爹爹把我的公公和婆婆都安葬好了，花了几十大洋。我的丈夫还是杳无音信，四处找了，不知死活。阿根说，杏儿不肯回来，她跟我丈夫的表弟生活在一起，守着小半截残破的陈家大院，管着街道上那些店铺。我想起来了，去年杏儿就偷偷地跟表弟好了的，有次我撞见他们在后花园里亲嘴。这样也好，了了她的心愿。

我爹爹坚决要求我的儿子姓陈，不说他爹不知生死，就是死了，这孩子是陈姓的种。在我儿子满月的时候，我爹爹请小学最有学问的李老师跟我儿子取名字。

李老师说，你夫家陈姓来自江西，字辈排行是：“旨方温润，光大正辉，文行忠信，礼义贤良，恭庆嘉祥，恒丰履泰，豫顺谦和，孝友树帮，学道同芳，长绍万世，炳承家有，源远永思，崇祖继宗，培元植德，天锡其美，善寿汝康。”孩子的他爷爷是炳字辈，他爹是承字，他是家字，就取派名家盛，字德高，小名欢儿，就是不知他父辈以上有没有同名的，有就要换，那犯忌讳。

我想了下，以前看过陈氏家谱，好像没有叫盛的。李老师就说这就好，家盛家盛，家庭繁荣昌盛，好名啊。

我爹爹听了喜死，连忙摸银子给李老师，李老师说什么都不接，他说只当是给家盛的满月礼。爹爹只好作罢，吩咐厨房赶快炒菜温酒，李老师没有反对。李老师是外地人，大我几岁，跟我的丈夫上下年纪，只是命运不济，妻子早亡，没有再续，一个人在小学生活。

在李老师跟爹爹推杯换盏之时，爹爹叫我陪李老师喝酒。在我乡下，女人是不能同男人同席的，但在我梅家却例外，我就是我爹的儿子。那天，我敬了李老师月月红，整整十二杯。我从小就能喝酒，我爹爹都喝不赢我。这是我出嫁以来第一次开怀畅饮，和我早就敬佩的李老师。

秋风起，秋叶落，一片片黄叶随风飘。转眼间，界山的山上层林尽染，秋天到了。

山外的形势越来越紧迫，不断有城里的人逃进深山来避难。我在羊山镇见过日本的飞机，那天抱着家盛在门口玩，我又看见老鹰般贴着红膏药的飞机。过了一天，就传来唐坳村唐家大屋被炸的消息，说是国军一个师的兵力驻扎在唐家大屋，因而引来毁灭性的打击。幸好国军提前把部队拉到了大城山上，只是唐家大屋不复存在，包括大地主唐敬轩一家老少几十口人。

我爹爹吓坏了，白天死活不准我们住在梅家大屋，男女老少都在离家不远的后山山洞里躲着，天黑清了才让回家，我们在山洞躲了将近一个月。

国军和日本鬼子在大城山打了一仗，日本鬼子败退，界山才安静起来。

我丈夫还是没有任何消息，像飞出笼子的金雀鸟，一去不复返。阿根去了几趟城里，带回几个说法。一个是说炸死了，和那几个妓女一起被县衙的人草草地随便葬了。一种说法是被国军拉了夫，随国军去了南边。

我的儿子家盛一天天长大，而我对我丈夫的念想一天天消失，直到偶尔说起才想起还有那么一个人来。

做完家盛一周岁生日，我带着儿子去了一趟县城，阿根陪我去的。羊山镇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只是更加萧条了，街上没几家店铺开门，我家的大多都关了，只那个卖火纸、鞭炮什么的还在经营，小店伙计看见我吓得脸色都变了，说话都哆啰哆嗦。大少奶奶，你，你来了？然后不等我回话，他飞快地往陈家大院跑去。我知道，他是去跟杏儿报信。

杏儿和表弟站在垮了的大门口，表弟放了五百响的鞭炮接我们。杏儿肚子好大了，起码有七个月的身孕。他们的脸色充满疑惑，杏儿叫了我一声“二小姐”，想从我的怀里去抱家盛，我没给她，她说，大少爷长这么大了啊？

陈家大院一片狼藉，大门只剩下大理石门架，一进三重都倒塌了，杏儿和表弟把走道清理了，人好走路。四重五重还在，没了连体，房子也摇摇欲坠。

我们在堂前坐了，本来我想带家盛到神龛前去上香拜祭家盛的爷爷奶奶的，家盛在我的怀里睡着了，坐了一天的轿子，他也累了。我瞄了一眼神龛上的牌位，知道除了以前的陈氏祖宗的，又添了我的公公和婆婆。

我以前喜欢的天井没了，再也不可能一个人坐在屋檐下听雨水滴在石板上的声音，还有那公鸡的打鸣声和老母鸡“咯咯”的叫唤。

我重回陈家大院并没有想到这里长住，这里我也无法生活下去，只是带家盛来认识他的老家。

在羊山镇听到最让我吃惊的消息是马长久马县长马司令死了，不是抗日死的，是共产党领导的南山县地方武装和民众起来造反给枪毙的。我想起了打鼓说书比赛和他到我家敲诈的情景。

5

我在陈家大院仅仅呆了一个夜晚。

那夜我睡得很不踏实，总感觉屋外在刮鬏头风，风声呼呼的，老是在屋顶上转，像是要掀开房顶似的。耳朵里老响着公公“噼噼啪啪”打算盘的声音，还有婆婆“承继，承继”的叫喊。家盛在这个陌生的家里也不安份，一会儿蹬被子，一会磨牙齿，“格格”直响。快到天亮我才睡了一会儿，还做了一个的噩梦，梦见我的丈夫回来在装钱的盒子里抓起一把银元然后大笑而去。

从羊山镇回来，一晃就是几年过去了，我再也没去过陈家大院，那个在我心灵刻下一道道伤痕的地方我没有一丝留恋，给我的只有痛苦的记忆。

在远离县城的界山大山里，我们的命还算保住了，但日子过得凄惶。日本人投降了，国内开始内战。时有国民党军队过境抢掠一番，再就是保安团三头两日上门收缴苛捐杂税，没完没了，搞得鸡犬不宁。爹爹不敢叫阿根们上山砍树砍竹，也不敢顺水放排卖竹木。日本进入南山县那年，阿根被国军拦路抢劫，收账的银子全被他们抢走了，幸好没要命。我的梅家大屋在不停地盘剥和敲诈下日见衰落，那些穷人就更穷了。

阿婆在前年过世了，她老人家没等到解放，寿终正寝，死的前个晚上，她靠在床上唱完了她今生最喜欢的最后一首山歌：

“远望情哥在绣楼（哦），

绣对金鱼水上（哦）游（哦），

情哥来钓金丝鲤（也），

头回来就上了（喂）钓（喂），

处处都有好妹（罗）求（哦）。”

在苦苦等待的几年中，我丈夫始终是没有消息。我爹爹知道亏欠了我，他到处托人说媒，想把我再嫁个好的人家，免得我以后日子难过。他开始想找个干部，解放了，干部最吃香。可适合我的县城和乡镇的干部很少，撒尽了网，网里要不是大龄的，可以做我叔，要不是残疾人，去了当保姆。后来，他找工人，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可我闻不得油味，说什么我都不同意。

家盛长到七岁，也就是1954年，家盛在界山上了小学，老师就是跟他取名的李老师。我爹爹看见李老师，大腿一拍说，嘿——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老师好，老师知书达礼，工作稳定。那时，李老师还没有续弦，一个人过，好像是在等着我似的。经爹爹和李老师一说，几杯酒一喝，李老师不嫌弃我，答应了。这样，我和李老师成了家，还去乡政府领了结婚证。解放了，兴这个。家盛上学的第三天就是我和李大哲结婚圆房的日子。

二十四岁的我再次做新娘，内心的激动像无数只猫在抓，我不知道怎样来迎合我的第二个男人。那天，爹爹在已经不是我家的梅家大屋大门口摆了几桌，请了学校的全体老师，村长，族长，以及我娘家的亲房叔侄。本来想叫承来和杏儿他们俩人回来的，考虑到路途遥远，就没给她们去信。她们的日子比我们还难过，她们的成份是资本家。也不知道杏儿和承来俩个人在那种恶劣的环境下，是怎样的苦心经营？她们在解放前硬是把陈家大院恢复了原样，还是一进五重的旧规格。当然，也有传闻，说是她们在老屋基里挖到了我公公埋下的一大罐金银财宝，她们靠这个死灰复燃，重建陈家大院。解放后的这个结果，我想当年杏儿全然不会想到。我知道她的内心，拼死拼活不顾一切走出界山，离开我和梅家，不就是想当个阔太太。现在，她们也被撵了出来，在街道办事处的工厂里劳动改造。

酒席从下午开始，一直闹到月上东山。

或许是我和李大哲都是过来人，大家特别开心地闹，无所顾忌。一个老师特别放肆，还献上一副对子：“一对新人崽，两个老家伙。”引得大伙大笑不止。他们在酒席上逼着要我唱山歌，李大哲只知道我阿婆会唱，怕难为我，便说自己喝三杯酒抵唱歌账，他们不能，非要我唱，我一时起兴就唱了《十杯酒》；

“一杯酒（哪）引郎来（吔），

把郎引到（呦）八仙台（吔），

八仙个台上铺金盏（嘞），

象牙筷子（哪）两边排（嘞），

我请郎上坐（哪）我来筛（嘞）。（筛：斟酒）

二杯酒，进姐边，

亲口问郎么贵庚，

郎是个初三初四朦胧月，

姐是十五十六月团圆，

二人结为两同年。

三杯酒，酒又酸，

坛中有酒难得干，

满樽满酌见郎面，

满盅满盏漫齐舷，

人意好来水也甜。

四杯酒，进花园，

手攀花树泪涟涟，

花开花谢年年有，

林中花开朵朵鲜，

等郎不到不开言。

五杯酒，贺端阳，

新打龙船下长江，

假装看船两岸跑，

不见情郎在何方，

白糖包子不想尝。

六杯酒，叫冤家，

如何说出落音话，

唯愿病体慢慢好，

接下郎中把药下，

诊好心肝穷了罢。

七杯酒，月半间，

郎送包头姐送鞋，

郎送包头要钱买，

姐送绣鞋手中来，

一双破了二双来。

八杯酒，秋风凉，

姐在房中绣鸳鸯，

东绣日头西绣月，

把郎绣在月中央，

绣个美女伴情郎。

九杯酒，是重阳，

别人煮酒缸缸香，

别人煮酒咪咪笑，

我今煮酒又想郎，

想郎想得痛断肠。

十杯酒（哪）把郎望（吔），

脚踩篱笆（呦）手扳桩（吔），

昨日望郎挨顿打（嘞），

姣莲身上（哪）条条伤（呦），

舍得皮肉（哪）舍不得郎（嘞）。”

我唱完他们还要我唱，我不再开口，最后他们无奈只得大醉而归。那夜，我和李大哲轻车熟路很顺畅，很幸福，天快亮了才入睡。

我家的梅家大屋是解放后土改时被充公的，我家被划为地主成份，土地和山林全部分给了贫下中农，一些没有房子，或者住茅棚草屋的人都住进了梅家大屋，而我们则被赶了出来，住进了以前长工和佣人住的披舍里。

我的姐姐山岚在解放初无可奈何的出嫁了，嫁给县城一个受过伤的从前线退下来养病的干部。姐夫比山岚大十来岁，据说除了脾气暴躁外，不能生育外，非常喜欢姐姐，尊重姐姐，他们生活得很幸福。因为我们是地主，她的婚礼我和爹爹都没敢去参加，只是叫已是农会干部的阿根代表我们。我姐姐的婚姻就是阿根促成的，他在县里参加英模会认识了那位干部。现在看来，阿根的决定是对的，最起码姐姐在日后不断的政治运动中没有受到打击和迫害，这也是她苦苦守候直到大龄才出嫁的因果报应。在我出嫁前，爹爹为她找了无数个婆家，她一个都看不中。我的第一任丈夫本来是讲给姐姐的，临到接人的花轿要来了，姐姐还是不同意。她在紧闭的屋内丟出硬话对爹爹和娘说，你们非要我去，就让陈家抬我的尸首进新房！姐姐的坚决，和爹爹要面子的无奈，我去了。当然，当时陈家更加欢喜，因为我比姐姐年龄更小，更漂亮。

世事就是这般捉弄人。我去了，凄惨地回了。姐姐没去，却进城了。

我的第二任丈夫给了我第二个春天，我是从内心感到这真是我人生的第二个春天。尽管我已不是千金小姐和陈家的大少奶奶，已经没有了锦衣玉食和养尊处优梦幻般的过去，尽管我像一般的农妇一样起早摸黑，烧火做饭，喂鸡养猪，但我感到真实和踏实。我这才是一个女人，一个妻子，一个母亲。到1957年前，我是幸福的。我和李大哲成家的第二年，我第二个儿子出世了，取名李小满。

6

解放后，尽管我一落千丈，命运翻了个，我很快适应了我的身份和生活。只是这个过程对于我来说，过余有些艰难和痛苦。

我的爹爹和娘和我住在一起，他们年纪大了，就是他们年轻也不会做家务事，他们一辈子都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对于我说，开始最困难的是怎样把生米煮成熟饭。记得我一次煮油面，水没开就把油面放进锅里，等水烧开，油面成了半生不熟的疙瘩坨。爹和娘不说，我自己愧疚地吃出一眼泪来。好在我的丈夫不再意，还嘻皮笑脸地说鼓励的话，说能吃上大少奶奶亲自做的饭菜，享天子福啊。

解放后一切都好，特别是劳苦大众获得新生，他们是天下的主人，他们焕发出从未有过的热情和力量。不管什么，只要上面一号召，他们就像排山倒海的浪潮汹涌澎湃。在界山，整天都能感受这种气吞山河的力量和气势。我最大感受是和平和安宁，不再担心天上日本的飞机和国民党军队的枪炮，还有民团没日没夜无休止的侵扰和恐吓。

大哲还在界山小学当老师，他当上了副校长，如果不是我的身份和父母的历史连累，他有可能当上校长。后来我知道，他是老资格的共产党员，解放前就是地下工作者，一直以小学教员的身份在界山从事共产党的工作。

几年的磨砺，我不再是娇弱的大少奶奶了，我和村里的农村妇女没有两样，大嘴咧咧，喜怒无行。我可以跟任何一个跟我开玩笑的男人放肆应战，还可以和妇女们一起把男人的裤子当众脱掉，然后张着大口哈哈哈哈大笑。我的性格的确是变了，变得我自己都不敢相信这就是我。每当夜深人静，每当我想起做小姐和当大少奶奶的时候，我不可言说的自己流泪，我感到我生命最宝贵的东西随着形势在一点点消失，如同傍晚渐渐消退的晚霞。这不是我希望的我呀。大家闺秀，温良娴淑，作为一个女人，这才是她本来的面目和德性。

然而，我性格的这种改变在很大程度上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却保全了我自己和我的儿子。

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那个时候，大哲每月最少要去区里开几次会议。一天夜里，大哲在区里开会还没回，学校的门卫通知我去学校，说是驻界山工作队的副区长找我有事。等我安顿好父母和孩子到学校的时候，那个姓朱的副区长一脸漆黑，在办公室兼宿舍的房子走来走去。我一进去就闻到一屋子我久违的气息，那是浓浓的薯渣酒的味道。

朱副区长一见我进来，马上换了脸色，亲切的招呼我在床沿坐下，然后跟我说是为了我丈夫的事，说是区里想调大哲去区里当教育组长，有可能是副乡长兼教育组长，征求我的意见。丈夫能升迁，作为妻子哪有不同意的事，这事还用得着征求我的意见吗？我当然是一百个欢喜。

朱副区长见我同意，说些感谢他的话，他便站起来走到我面前，突然伸手拉熄了床头灯，抱着我倒在床上。我立马意思到了他的企图，用力推开他，拉开灯，又朝他的脸上甩去一巴掌。

我一巴掌把朱副区长打懵了，他气愤地说，一个地主女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喜欢你是你的荣幸。朱副区长拉着我的手，不让我走。朱副区长说，你敢得罪我有你好果子吃。

我骂句“畜牲！”便挣脱逃走了，一路狂奔。回到家里，气愤难平。我是地主女，地主女就让人随便欺侮？我也是人！当然，如果我是当年在家做小姐，在陈家大院当大少奶奶，我真的没法抵抗这家伙的侵害。朱副区长让我想起衣冠禽兽的国民党马长久马司令。

时隔不久，也就是1957年，大哲调到区教育组任副组长，还兼了区中学校的语文老师。据说，朱副区长在研究大哲职务的会上大发雷霆，说一个大地主的女婿怎么能当副乡长和掌握全区的教育大权呢？除非他和大地主划清界线。

我知道大哲的委曲和愤懑，我不知道怎样去安慰他，我说了好几次是我连累了他，如果他愿意可以离婚，不能影响他的和我儿子的前程。我真不知道一个平常笑嘻嘻温和的老师发起火来是那么的可怕。他怒眼圆睁，拍着桌子说道，扯卵蛋！这和你有什么关系？许多大领导找的不都是地主、资本家的女儿？还有的是大军阀、大恶霸的呢，找了她们就不革命了？就不能当领导了？纯粹是瞎卵搞嘛。出身不由己，全看态度嘛。

我丈夫这样的大度和思想，使我更加感觉对不起他，然而我没有办法，唯一能做的是更加爱他，不要他做家中的一点儿事，全力支持他，不拖他的后腿。

我丈夫的前程自从他当上副组长就到了他政治前途的顶点，接下来便是他和我们全家坠入深渊，进入最倒霉最黑暗的季节。

1958年春，我丈夫的一张建议改革教学的大纸报让他名震一时。不久，他不仅收获名誉，同时获得右派分子的名号。这是他始料不及的。大哲不服，不断地申诉，甚至和领导拍桌打凳吵得脸红脖子粗，最后不仅没有取消右派分子的帽子，还在右派分子的前面加了一个字，大右派分子。据说，这一切都是朱副区长在暗地里操纵的。

我没想到这世上竟有这样的人。更让我想不到的是大哲被撤职，而且开除公职，回乡劳动改造。

大哲是邻县大孟的人。我们灰溜溜回到大孟的时候，满山遍野都是层林尽染，我没有一点诗意的心情欣赏秋天的美丽，加上大孟人的，特别是大哲的大哥大嫂的冷嘲热讽，我们的心情到了最冷的冬季，心里飘着雪花。大哲整天不说一句话，像一只困兽，郁郁寡欢，全不是我爹爹当初请他给家盛取名时的青春气象。不久，大哲病了，说是肝部痛。

当时，我们很穷。大哲没有收入，我家的财产全部没收，真没钱给大哲诊病抓药。夜里我做梦，经常梦见我失踪的第一任丈夫承继，他在盒子里抓银元的声音，“哗哗”的，真好听，那是世界上最动人悦耳的声音。我去羊山镇找过杏花，看见她们一日三餐吃从菜场拣来的下脚菜，我没开口就走了。我找我姐姐，她们的日子过得也一般，一家人全靠姐夫微薄的工资，在城里什么都要花钱，连水都要用钱买，他们抱养了一个小孩，姐姐还是想办法给了我一些钱。我的爹爹和娘听了干着急，嘴里尽是“这可怎么好？这可怎么办？”

后来，我知道我爹爹有钱，他在梅家大院现在阿根住的房间的墙壁里埋有一罐金银财宝，可他不敢拿。当然，他要是拿出来可能要他们俩老的命，藏匿浮财的罪一定不轻。这是现在才能说的事。我当时就怀疑爹爹为什么一遍又一遍坚持要阿根一定要住那间房。

在界山，我找阿根借了点钱。阿根在去年成了家，媳妇是唐坳村的女子。当年我爹爹是想把杏儿许给阿根的，可杏儿人小心眼大，硬是要走出界山。我姐姐的阿根的那点钱也不管事，几次都用完了，我只好按照郎中的指点自己去上山釆草药给大哲治病。三个月后，大哲死了。大哲死的那个夜晚，狂风呼啸，完全湮没了我和儿子们悲惨的哭喊声。

我又面临人生的艰难选择：去？还是留？

大孟我们是呆不下去了，房子是大哥大嫂的不说，一时半会他们不会撵我们娘儿们走，但一天到晚的黑脸和打鸡骂狗的话就够人受。我和大哥打过话音，他说走可以，小满得留下，这是李家的种。小满才两岁多，我能抛弃他吗？他是我和大哲爱情的结晶。去羊山镇吗？陈家大院现在是镇政府的办公地，根本不可能让出房子来。唯一的只有重回界山了。去也不是容易的事，那时农村户口管理很严，一般不准人口外流。

腊月一个风高云稀的夜晚，头遍鸡还没叫，我牵着家盛，抱着小满，背着简单的行李卷儿，悄悄地离开了大孟。我们走到峰火尖的途中，特意去了大哲的墓地。我在那儿哭啊，哭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夜半哭夫，恐怕这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悲惨之事。

我们爬上烽火尖，天还没大亮，一轮弯月孤独的悬在空中，几颗零散的星星无聊的在夜幕上行走。坐在山顶上破废的亭子里，我想起我那年出嫁的情景。那也是这么寒冷的季节，轿夫们踩在霜地里发出的“咔咔”的有节奏的声响，那声响一个个踩碎了一个少女十六年的梦幻。现在呢？十多年的沧海桑田，人世间的变幻莫测，残酷的现实，使我不到三十岁全没了作为一个女人应该有的梦想和快乐，现在唯一考虑的是怎样生存。我感到我和我的儿子们像一片树叶，不知被风要吹向何处。如果我的阿婆还在，知道我这种境遇，我不知道她会唱什么样的山歌？

渴了，喝山沟的水。饿了，找路边人家讨点剩饭吃。走了一天一夜，在第三天的清晨我狼狈地又回到了界山。

7

回到界山，好在阿根当了村支书，他没向上级汇报，也没赶我们走，还把我安排到妇女组干活拿工分。我的爹娘在我不在界山的时候，全靠阿根偷偷地救济和照顾。爹和娘都老了，老得像枯枝败叶，随时都会被一阵风刮跑。

家盛继续在界山小学读书，小满由娘照看着，我每天出工干活，勤扒苦做，一家人慢慢地走上了正轨和平静的生活。

开春之后，我像疯子一样拼命做事，起五更，睡半夜，田头地角，屋前门后，沟边坡上，我到处种南瓜、冬瓜，在山林开荒种红薯，种玉米，种蔬菜，养猪养鸡，我像蚂蚁一般疯狂地储备过冬的粮食，仿佛明天天不亮似地。一年的辛苦换来大丰收。三间旧房成了粮食仓库，爹爹和娘的房间里堆满了南瓜、冬瓜，床底下都塞满了。屋后山坡上的一个地窖藏了三十担红薯，装不下的放在堂前角落，小山似的。这一年，我还收获玉米十五担，芝麻二百斤，菜籽一百斤，黄豆绿豆两皮萝，还有薯粉二百斤，薯粉线一百斤。更让羡慕和高兴的是我养了两头大肥猪，过年杀了三百多斤猪肉。1959年，风调雨顺，是我最富裕、最充实，也是最辛苦的一年。

家盛有十一岁了，跟我一样高，他很懂事，是我家半个劳动力，早晚帮我做事，暑假更是不闲着，砍柴挑水全是他的活。看着黑黝黝瘦节节的儿子，我心里很痛，他可是大财主、大公子哥的种啊。如果放在解放前，在陈家大院，家盛是天子的命，出门坐轿，进屋人背，或许他连锄头扁担都不认识，更不说担不离肩刀不离手帮我干活了。

我娘我爹这一年也平平安安，不咳不喘，小满在俩老的照看下，学会了走路和咿咿呀呀说话，会叫阿婆阿爹了，他就是不喜欢我，说我身上气味重，不要我抱，甚至晚上不跟我睡。这兔崽子，是他爹教书匠的臭德性。

人就是贱命，温饱思淫欲，想我在陈家大院当大少奶奶的那些日子，不愁吃，不愁穿，整天愁眉苦脸，心事重重，寻死觅活。可现在呢？我真的不敢想象，如果日本人不侵略中国，如果国民党不腐败无能，我肯定还是陈家的大少奶奶，进而是陈家的老太太，我还能像现在独自一人辛苦支撑一个家吗？

偶尔思想的放纵，终于奈何不了身心疲惫，我没精力和时间去重温过去了的旧梦，鸡叫三遍我得开始新一天的劳作。

大年初三，我坐在火塘前，看着栎树蔸闪耀的火光和“噼里啪啦”的声响，我想起了阿婆，想起我和我姐一边一个听她唱山歌。阿婆的山歌离我远去，像风一样无踪无影，也不知飘向了哪个山头？哪个山坳？

“情哥打扮下南京（呀），

行人路上问地名（罗），

对面有个贤惠姐（呀），

正在河边（哟）洗菜心（呀），

两眼观看美貌人（罗）。

行路之人细思量（啊），

用个计策也无妨（啊），

假装口干就讨茶汤（哟），

装作肚痛（呀）要生姜（哟），

看她贤良不贤良（啊）。

吃姐的萝卜谢姐情（罗），

请问大姐是么地名（罗），

大姐住在紫荆岭（罗），

紫荆山上（啊）数三家（罗呵），

门前一棵海棠花（也），

上下过往（呵）来喝茶（呵）。

……”

也许是我有先见之明，或者是某种预感，界山本来山多地少，产量很低，1960年大饥荒，天干地裂，颗粒无收，第二年同样如此，天还大热，山上的竹子都干死了，成片成片的成了火烧林，竹子只能砍来当柴烧。一些人家没有隔夜粮，家里的粮食一会儿就吃完了，为了填肚子，什么观音土，树皮、野果，只要能吃的都找遍了，那时人作孽哦，比牲口不如。我家还能对付下去，一天三餐都是稀的，第二年下半年就有些难过了，三餐稀的都不能保证，薯窖里去年不要的烂薯拣来，能削一块好的都煮薯汤了，值得庆幸的是爹和娘、家盛和小满都没有吃过观音土和树皮。

1960年腊月是我三十岁的生日，困难年头，自己不想起，也没人记得。我生日的头天，不知怎么地就想起了，自己也是苦笑而已。界山有个规矩，男不做三，女不做四，想想自己再要做生日那得二十年后了。生日那天，想到爹爹和娘养我不容易，我把吊在火塘上跟黑墙一样黑的一直不想动的腊肉割了一小块，做了一碗肉汤给他们喝。俩老一边喝，一边夸我说，还是养闺女好，我背过身去，眼泪不停地流。

我娘在1961年接近年关的时候病死了，第三天准备出殡，爹爹一口气不上来，也跟着去了。三天死俩个老人，要不是阿根帮我操办，我一个女人真不知怎样把俩位老人送到山上去。爹爹在我娘死后告诉我阿根房里藏宝贝的事，这事我娘都不知道。我爹说，这是祖上传下来的，只传男不传女。第二，不到特别特别情况下谁也不能动。三年大灾，都要饿死人了，我爹爹都没去动那财宝。我想：什么时候才能动呢？当然，解放了，爹爹的身份特殊，绝对是不能动的时候，就像杏儿那样就是前车之鉴。

在我娘病重期间，村卫生室的王医生帮了大忙，使我娘不怎么痛苦地走完了她大半世幸福的路。我没回界山的时候，爹爹和娘都是找他看病。他技术过硬，中西医都能来，就是村里条件太差，许多时候手长袖短，无力回天。王医生据说是我和大哲被贬回大孟时候来界山的，以前在镇医院坐班看病，不知道为什么被分配到村卫生室来了。

王医生一个人生活，大我十几岁，人很老练，不吭不语，像个哑巴，说话比金子还贵重，但他对人很好，不管什么人一样对待，只要是有人找他看病，不管多远，什么时候，提起药箱就走。

渡过三年难关，形势慢慢好了，最起码不饿肚子了。家盛快十五岁了，像个大人。看着他我总让想到两个人，一是他爹承继，一个是阿根。相貌像他爹，身材却像阿根，这样好，集中了两个男人的优点。小满天生聪明，有点早熟的样子，不到六岁就上了小学，学习成绩还不错，班上许多大他的孩子比不上他，这恐怕是他当老师的爹的缘故，什么种子出什么苗。

孩子大了，人闲着，我那小姐和大少奶奶的德性又死灰复燃，就像墙根下长出的一根藤蔓，沿着斑驳的墙壁向四处延伸嫩嫩的茎干，舒展着它向上的欲望。我一个人常常坐在火塘前唱山歌，唱给自己听，也只有我自己听。有时唱着，想起阿婆，想起爹娘，想起我那失踪的和死了的丈夫，就唱出一脸的泪来。

“寡妇叹一声，

自叹自命苦，

可怜我奴家八字命（哪），

时时不如人（哪哎哟）。

别人八字强，

情姐配情郎，

家务里大小事（哪），

有夫来商量（哪哎哟）。

小妹年纪少，

丈夫死得早，

家务大小事（哪），

无人来依靠（哪哎哟）。

灶里无柴烧，

吃水无人挑，

倘若天下雨（哪），

我么怎得了（哪哎哟）。

心想嫁个人，

没有好人亲，

我与他不相识（哪），

奴家不愿心（哪哎哟）。

……”

我才三十多岁，今后的日子还长，我就这样一个人过下去吗？爹娘都不在了，在界山，除了阿根，我还能依靠谁？

我感到了我从未有过的孤独和凄凉，我就是一个弱女子，表面的坚强实际上是性格好强畸形的表现，此时的我就像一堵没有支撑的孤墙，在凄风苦雨中顷刻间轰然倒下，变成一堆零散的杂乱无章的废墟。谁来把我重新拾起，重新筑建我新的婚房？

我想到了那个叫王德林的王医生。

8

说老实话，我是有意接近王医生的。

王医生表面上看似闷葫芦，我知道他平静的水面下随时可能激起浪的花朵。他毕竟是个年纪还不算大的男人。

有一次，我淋了雨，受了寒，半夜发起高烧来。我很难受，想到了他。家盛很懂事，摸黑去捶王医生的门，把他叫来了。他一摸我的额头就知道烧得不轻，可他没有退烧针药，只得物理退烧，也就是用酒精擦拭腋下和大腿内弯处的静动脉。他把湿毛巾贴在我的额头上，就叫家盛做，家盛不会弄，他急了，就自己擦，过一个时辰擦一次，从午夜一直擦到黎明。

家盛去睡了，屋里只有我和他。这是我自1958年大哲过世后，六年来第一次与一个男人这么近距离接触，享受这个男人对我的抚摩和安慰。我又嗅到久违的男人特有的气息，这种气息充满诱惑和活力，它在我的胸腔里活泼地像洪水四溢，冲击着我久旱干涸甚至板结开裂的心田。如果不是高热烧得脸色腊黄，我的脸色一定会像三月的桃花那么灿烂。

烧退之后，我请他喝酒，他没有拒绝。那个晚上，我们坐在火塘前，吊锅里炖着腊肉、火烤鱼、干水竹笋和干辣椒皮，热气腾腾。我为了他唱了好几首山歌，我唱一首他喝三杯酒，他竟然没醉。他说，酒醉心里明。那夜，他没有回去。

这是我们中年人的爱情，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爱情。山里人的爱情就像田边地头山坡上那些悄悄生长的野菊花，在微风中，在细雨里，在夕阳下，在满天星斗的黑夜间，热烈而放肆地开放着，一朵又一朵，一次又一次，尽情地散发出生命之源最原始最本质的芳香。

不久，我和王德林医生结婚了，这是我第三次婚姻，是我自己寻找的，也好像是上天的安排，命中注定要成全我们这段婚姻，要不然德林怎么到界山来？为什么这么多年不找人？正如阿婆唱的山歌，处处都有好妹求。

这就是我的命。

我和德林日子过得很平静，波澜不兴。他每天跟别人看病，我做家务照看孩子。因德林有工资收入，我除了参加生产队出工，他不再让我多做其他的农活。比如开荒种薯种玉米，还有什么芝麻黄豆，最多的就是在菜园地里种些四季蔬菜。

我真正的成了家庭妇女。

进入冬季，我每天变着花样跟德林弄些开味好吃的东西，他喜欢吊锅滚滚泡的干菜和腊货，我就今天炖干鱼，明天煮腊肉。他一边喝着酒，一边听我唱山歌，其乐融融。

第二年，我为他生了个闺女，取名为王淑芬。

在界山，那几年很平和啊，仿佛这个世界除了山上的树木竹子被风吹得“唰唰”响之外，再就屋后的溪水随着季节时大时小的“叮咚”声，我感觉从未有过的平静和温馨。只有夜晚德林偶尔激动的心跳，立即会唤起我热血沸腾。那时，我努力地使出一个女人全部技能和热情，满足丈夫的短暂而猛烈地欲望，让他体会这人世间最美好的梦幻和真实的快乐感受。

1965年开春，我去唐坳村送喜礼，阿根的老爹做八十大寿。我走到西圩口，天空无故地在我头顶刮起了鬏头风，刮得我睁不开眼。这风很怪，我进它进，我停它停，我左它左，我右它右，专门跟我作对。这不由得使我想起当年我出嫁在这儿遭遇到的情景，以及我这些年来沧海桑田般的不堪经历。难道老天爷又在暗示着我什么吗？

我像兔子似地飞跑离开这莫名其妙的鬏头风，一路上心跳如鼓。那餐喜酒我吃得很不舒心，一直在想那怪异的鬏头风。

从春到夏，从秋到冬，我和我的家并没有发生让人担忧的不测和变故。孩子们好好的，德林健康快乐，我也无病无灾。年关将至，大雪纷飞，界山银装素裹，分外妖娆。我们整天坐在火塘前，看着栎树蔸“噼里啪啦”跳耀的火苗和声响。我轻声地哼着阿婆和我喜欢的山歌，德林眯着眼睛静静地听，等到吃饭之时，几杯薯渣酒到肚，德林才眉飞色舞地说话，说些过去我所不知道而又感到惊奇的往事。

于是，我知道了德林的过去。

他说，今生我跟界山有缘啊。我十六岁那年，在界山红军医院里学医，当时这里是红军的后方，根据地，前线受伤的人都送到这里来治病疗伤。那时候我就认识你爹，你爹不认识我这个“红小鬼”。你爹还算开明，时常资助医院一些银两，应该说对革命做了一些贡献。当然，后来国民党来剿我们，你爹也给国民党钱财。1933年2月，也是这样子的大雪天，国民党对红军进行第四次大围剿，国民党军队一部趁着大雪天突然袭击了界山。红军事先没得到消息，损失惨重，逃出去的很少，许多没死在战场上的红军都死在了医院的病床上，血流成河，惨不忍睹。我当时是能够跑出去的，但我没跑，我知道跑也是个死，不被打死，也要冻死。我就躺在死人身下，把血抹在脸上装死，逃过一劫。国民党军队走后，我逃回了老家。

德林讲得平平淡淡，我却感到惊心动魄。这个事我听我爹爹说过，当年我才三岁。

德林说，回到老家不久，国民党抓住了我，说我是红军，如果我不写自省书就枪毙我，我那时候小啊，怕死，就写了自省书。后来，国民党又抓我到他们的医院当医生，一到解放。解放后我在镇医院工作，因我是国民党的军医，大革命时期的叛徒，就把我贬到界山来了。这就是我的历史，在界山没人知道。

德林讲完他的历史，鸡叫头遍了，火塘里那棵栎树蔸快烧完了。睡在床上，德林像翻烧饼似的睡不着。我知道，过去那血与火的情景还在他的眼前浮现。或许，这还是他像大石板压在心头的沉重包袱。

1966年6月，界山天气出奇的热，很像1962年大饥荒的天气。当然，山外面更热，全国开始了“文化大革命”。

……

我把德林的骨灰送回他的老家安葬后，在界山守着儿子女儿生活了好多年，直到改革开放才去了羊山镇。尽管我不愿意离开生我养我的界山，可我的儿女们都在那儿。我离开时只带了一包我自己釆摘自己做的野菊花茶。做菊花茶很简单，把新鲜的菊花釆回后凉蔫，再用盐腌一下，然后晒干就行了。我喜欢这种茶，它能让我想起许多。

在我在己经归还给我们的陈家大院做八十岁生日的那天，阿根从界山来了，他还硬朗，又带来了菊花茶，他每次到羊山镇来看我就带菊花茶。杏花还活着，她也儿女成群，也住在陈家大院。她总改不了口，人前人后还是叫我二小姐，或者大少奶奶。那天，儿孙们要我唱山歌，我唱了，这或许是我今生唱的最后一首山歌了：

“送郎送到大桥头哎，

劝郎过水莫过桥呀，

恐怕桥上有烂板哪，

恐怕桥下有石头哎，

一跤跌倒枕郎腰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