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爷是个木匠

大爷已经去世半年，我甚至不知道是否应该写下来，从哪里起笔，以及如何起笔。不得不说大爷算得上是个能人，至少在我老家所生活的村子，有他所骄傲的前半生时间，毕竟能像他那样在那个时候见过世面又懂点什么手艺的人凤毛麟角，可那也仅仅是作为他后来屡次给我们谈起时的一种骄傲，而那种骄傲是否真的带来多少实质性什么？

大爷是个木匠，这打我记事起就整天瞅着他叮叮当当个没完。那个时候随便什么时候我到他家去，准能看到院子里拜访的各种木料，正屋进门甚至是无处下脚，随便哪里都会堆着几天下来的刨子花碎屑。那种碎碎的东西很纯净，悠悠地散发出独有的香气，别说喜爱鼓捣那些东西的人着迷，即便是我也想多呼吸一口。可那个时候大多是不被允许的，甚至是当我们作为孩子每次靠近他的那些地方，经常会被呵止。那时总能看到他帽檐上别着个铅笔，时常拿着一根木头瞅瞅望望，在他认为满意的地方做好标记，再拉上墨斗沿着事先的位置水平摆好，随着墨线不断拉长绷直，直到墨线的张力被手指拽起来，猛地一松，一条长长的刻度线即可脉络分明的呈现在那里，其实那些或许早已在他的脑子里试着浮现多少次。

墨斗对传统木匠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物件，是否真能正邪狞不知，至少可以方正一块尚好的木料。一个好的木匠对墨斗的把控自然相当重要，打线的位置也就是我们现在俗称的设计啦。只有开好局，才能为后面的工作做好扎实的准备，之后的事情就轮到锯子和凿子各自上场。锯子只是按照已经标好的墨线照本宣科下去即可，不需要过多的发挥，未尽的说明全印在脑子里。锯子虚张声势一番之后真正的工作才刚刚开始，是时候需要凿子在锤子的配合下上场啦。当然凿子也是按照既定标线均匀凿下去，随着每一次锤子的落下，凿开的深度也在恰到好处的增加，力量太大太小都不合适，可能出现费时费料的事情。

如果你在墙角恰好见到一段还算方正的木料，那个时候不能随便捡起来耍，大爷总会说“放那，没准还有用”，那些下脚料大多只能沦为桌椅的一张腿就不错啦。那个时候我在大爷家待的时间较多，甚至经常能在深夜听到忙碌起来的各种声响，很多时候刨子花从他手上飞出去，对于他来说那是他那个时候开出的最灿烂的生命之花。

那个时候村里结婚家具比较简单，甚至没有过多的讲究，实用就好。所以那时大爷最受人尊崇，经常有人家带着烟酒上门搭声“成哥，瞅看你是否有空，给孩子打个结婚的家什用”，大爷在考虑时间后问出对方需要的大概样式，抽上烟简单唠上一会就算应承下来。至于是否付过工钱我不知道，但是最后一顿宴请肯定是少不了。

还好那个时候结婚不像现在五花八门，样式相对于现在也是是老实很多，这也预示着在后来新式家具冲击下必然的没落。那个时候结婚之前需要讲究个日子，搬着黄历瞅人家看上半天，不一定哪天有“好”，很多把时间定在年前的腊月。用我们老家的话来说，进了腊月每天都是“好”，不用特意长眼。那么这之前的一个冬天或者几个冬天就开始忙碌安置，也就是那个时候大爷的手艺从来不怕被闲置起来。有一段时间我甚至想，将来我结婚的时候也可以请他给我打上满屋家具。也只能想象而已，毕竟那个时候我尚小，甚至很多事情是说不清的。

我清楚记得我家地头种下的梧桐树被别人偷盗砍伐之后，被成车从交易市场追回来，就那样整整齐齐码放在家里很多年，最终只能沦为烧火（那个时候新式家具已经出来，老式家具已经不受待见）。至于我们家的那个时候所谓老式式八仙桌和条几至今还放在老屋的正门。其实爹是心疼那些板子的，甚至中间是央求过大爷提前做些什么，大爷各种原因并没有应下来。大爷与爹之间有过节，那个时候几乎每年年尾聚在一起总会再次被谁先提起，甚至争吵个不停。

爹后来给我提到过，“您大爷那人心重，怕他的本事咱家人偷学过去”，甚至有提到让我大哥那个时候跟着学个木匠，最终没有逃脱被搪塞不了了之等。最让爹伤心的是村里有些后来也开始会简单做家具的人，也是大爷一手慢慢提携起来的。为此我哥也私下怨气说，咱大爷那人就是不想咱过的比他好。我并不认同，可毕竟大爷没有为我们家打过一把凳子。我们家后来使用很多年的饭桌倒还是大舅磕磕绊绊给做成，这似乎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着什么，可是究竟能说明什么？

大爷不单单是个木匠，还是村里的领班（老家那里称呼“掌尺”），这已经是他那手艺闲置起来后的事情啦。

那个时候村里有自己建筑班的并不多，大爷他们拉起队伍，经常在周边几个村忙忙碌碌。关于这件事大爷每次说起也是很自豪的，我当然会问到我关心的问题“大爷，你这盖房子的技术从哪里学来的”，大爷自然滔滔不绝。说到高兴之处声音明显洪亮很多，总是想要给我证明他的过去。从他那里我知道，大爷是我们周边几个村第一个闯北京的，当然那个时候家里地少养活不起，出去总要谋个生路。他后来不止一次提起，他自己参加过首都人民大会堂的兴建工程，也正是那个时候作为少数几个有点墨水的人受到重用，甚至在那里已经做了领班，甚至提到有后来一起上工的工友已经成为总工高管等。最早我听说石景山、八大处这些地方，大概也是从他那里听到，并在我耳朵安了家。

每每说起那些事，骄傲之余多少心有不甘捶手顿足起来。大爷之所以后来返家是赶上当时家里分田地，再有给大爷说就的婚事，这也是后来的日子回忆起意难平的事，可是人生就是如此。他曾经给我说过很多假设，假设他不回来也早已在北京安家落户，甚至我们也会跟着有些安排等等，谁又说得上来，至少我是半信半疑的。

大爷给我说过的事，我总会找爹求证，他并不以为然，甚至说果真大爷待在北京的话，我们不会有半点好处。这足矣说明他们兄弟之间存在的过节，这事我还是多少理解的。

爹也一直跟着大爷的建筑班来回辛苦，可是爹干的活却是最累的，这些我确实清楚记得的。那个时候在农村同一个班组已经实行同工同酬（分工种），站在墙上垒墙的称谓瓦工，而下面那些搬砖攉灰的就是泥工，瓦工要轻巧很多，技术含量高工资也高，而爹每次盖房只能搬砖攉灰，为此我常常感到不平。

我问过爹为什么不去干瓦工，是不会贴砖么？爹后来说是“你大爷不让，即便他那个泥工也是后来争取到的”。大爷可以把村里的年轻人都带上墙，唯独我爹不被允许。用爹的话来说“您大爷有私心，他不想干农活，家里就指望我在地里撺掇，如果我再走，谁干”。那个时候我对他们之间那些不理解，甚至到现在。每年他们兄弟之间的争吵不外乎这些，当然还会有其他的什么事情。

大爷确实不爱下地，经常大娘一个人早早赶在地里忙碌，他在家忙碌他自己的那些事情。但是大爷也确实有自己的强处，比如那些年用来拉水的机器坏掉，大爷总能自己摸索着去修，似乎也总能修好。那时村里分工几个小队，我们属于老六队，一个队只有一台机器，大爷是大队长。去谁家催收各种提留款等，各种杂事忙碌个不停，那些年也的确辛苦了大娘、爹和大哥他们总是轮流在田间地头值夜班。

当小组逐渐解散，家家户户开始有自己的机器，大爷真正成了闲人。

无论爹和大爷多么争吵，但是当面向我总会说“大人之间的事你们孩子不用管”，所以那个时候我看着他们在那里呛来呛去，也只能装作事不关己。

大娘早走几年，之后大爷的身子也一年不如一年。直到今年春上清明前一天大爷也走啦，爹告诉我说大爷去世之前那段日子总会喊他们的爹和娘的名字，也呼唤他的名字，爹也总是尽可能过去陪伴照顾。

人在最后面对死，不是谁都能那么从容。当真只有一个人面对离去，恐慌在所难免。有最亲近的兄弟陪在身旁应该可以缓解很多，大概在那个时候他们兄弟之间各种芥蒂也早已完全破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