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出品，李胜英策划、喻荣军创作、查明哲执导的大型原创话剧《老大》2013年底首演之后，就引发了界内界外的持续关注，特别是在今年由国家话剧院举办的“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上演出之后，更是开始有了辐射全国的话题效应。
《老大》最大的独特性，就在于它是以生态话语为贯穿始终的中心线索，将从新中国成立前后到“文革”再到改革开放以来，作为整段的完整的历史整体来进行艺术地梳理。这在新世纪以来，包括话剧领域在内的文化艺术实践中，具有重要原创意义，其实这也差不多是本次“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中，为数不多的真正具有原创性的作品，《老大》在这个意义上，确实具有话剧史的重要价值。的确，以生态话语为中心，《老大》在一个框架内艺术地处理了几代人，在与大海、与自然相关的人生历程中的经验、情感和价值观，并且挣脱出了贯穿于20世纪的“文明与愚昧”式的启蒙、新启蒙话语所框定的国民性、民族性的层层羁绊，在一定程度上原创性地拓展了话剧艺术的表意空间，这对于当前长期裹足不前的话剧领域来说，尤为难能可贵。
作为在上世纪70年代前后才浮出历史地表，并且在世纪之交才开始进入到大众文化领域的生态话语，实际上是非常晚近的、晚生的产物，但在今天的社会现实生活中，俨然已经是天经地义、不容置疑的普遍真理。节能减排、“美丽中国”等概念的提出，也意味着上到国家宏观政策，下到娱乐文化消费，不同层次的诉求在这个领域都能愉快地达成共识。也的确，生态话语，在今天的大众文化政治实践中，具有旗帜性的号召力量，是大众文化的深层次审美需求的喷发焦点，任何需求和消费的呈现和表达，只要沾上生态话语，就能立即获得了大众文化领域“政治正确”的“豁免权”。新世纪以来，从早期的《可可西里》到近来的《舌尖上的中国》、《狼图腾》，生态话语开始润物细无声地深入到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几乎大多数角落，经过改革开放30余年的积淀，我们也真的开始有了以生态话语为脉络，重新梳理日常生活图谱的物质基础，这也大大超过了当年的预期。
理解这一切，是理解构成《老大》所依托的时代语境和潜文本的关键。生态话语、大众文化的生态政治，进入到话剧领域，不过是上述时代逻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必然结果。《老大》能够以话剧自己的方式呈现出这一时代议题，这对于脱离社会公共文化领域太久的话剧界而言，自然也有着久违的意义；但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看《老大》的“得与失”的意义，就绝不仅限于《老大》本身，甚至不仅限于话剧界。
如果我们仔细聚焦《老大》的内核，我们就不难发现，其实《老大》也并未挣脱出这个时代的大众文化话语边界。当曾经的船老大冯国良在执意寻找着昔日人与人、人与海洋、人与自然之间的温情，带着乡土的梦想，最后走向大海，去请求鱼群的原谅，祈祷着子孙未来，作为全剧最高潮的这一幕，是不是有着某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与《狼图腾》中的毕利格老人最终乞求以狼群为表征的自然的原谅是何尝的相似？这几乎是当前文化艺术领域呈现生态话语的“标准格式”，当下大众文化领域的生态话语，几乎没有例外地通过将乡土、将自然予以诗意的符号化，将现代意义的人类活动与乡土、与自然的关系，以接近二元对立的结构安置在这个价值序列中，人类“现代”的积极意义也因此被无视和遮蔽。因此，无论是过去政治意义上的征服大自然，还是后来经济意义上的旅游开发，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了某种“原罪”式色彩。那么在这些不同层次、角度的“原罪”之外，包括话剧、电影、电视在内的各门类文化艺术实践中，如何以现代的逻辑，而不是前现代的实质上是人为营造的看似“天然”的所谓的传统的逻辑，进一步深入到大众文化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内部展开批判，进而修正甚至引导大众文化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方向，进入到对现代性逻辑内部，对不同阶段的现代性的历史代价进行有效反思，而不是在表面上，对以自然为名的乡土进行诗意符号化，而实则以前现代价值作为生态话语的肌理？因为如若以这个逻辑来演进，那么这些由当下生态话语所包裹的所谓的前现代“美丽”乡愁，就恐怕只会让以自然为名的乡土，再度被他者化，而且离我们越来越远；更进一步的艺术探索，也都只停留在这“诗意”的抗争姿态中为止，我们也恐怕还将再次深陷到大众文化的精神分裂之中。这也是这个时代受文化保守主义世界观、价值观支配的大众文化领域到目前为止，尚无法摆脱的时代痼疾。
因此，当我们再回看这次“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在那些看似枯燥、教条的，对艺术作品的“最高”要求的标准背后，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难堪的精神困境和恐慌——生态话语，的的确确和我们几乎所有人的日常生活都息息相关，它也因此获得了接近垄断性的价值感召力，但在这种实则为道德修辞的背后，生态话语的前瞻性和建设性该怎样落地？生态话语该如何协调与人类的“现代”基本价值的关系？生态话语如何摆脱看似激进背后的文化保守主义形态？这些远未被触及的时代症结也为我们理解《老大》提供着启示：从话剧自身的角度而言，在现有的文化艺术格局和生态中，在上世纪末之后，话剧这一次终于又跟上了时代的节奏，也已经尽可能快地站在了时代的前沿，这在当前整个文化艺术格局和生态中都已经是非常高的起点；但我们显然不可能也不会满足于这种现状，以《老大》为历史标的，在对生态话语的探索和实践中，话剧能不能从前现代的“美丽”乡愁向“现代”再进一步深入迈进，在“现代”意义上正面、直面人类的“现代”的价值和“现代”的代价的考量和拷问？那么，这就不仅仅是具有话剧史的意义，对于我们当前的整个文化艺术实践而言，都将是一道关乎着能否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门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