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京剧院近日推出的现代京剧《西安事变》，以生动的戏剧情节和人物形象塑造了西安事变当事者张学良、杨虎城、蒋介石等人复杂真实的命运变化、性格特征和情感世界。该剧讲述了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民族危亡的时刻，面对波谲云诡的复杂政治和社会环境，以民族大义和宽阔胸襟说服张杨二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从而推动国共两党再次合作，最终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阵线建立的这一历史伟业。
京剧《西安事变》的成功让人欣喜，它标志着当下现代戏曲创作的新探索、新突破，并提供了新的经验。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民族审美创造生动载体的京剧艺术，既有表现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独特优势，如传统经典剧目中的三国戏等，又始终存在着如何生动、深刻地表现近现代生活和人物的艰难课题。《西安事变》的编剧以科学、严谨的历史观、民族观和艺术观，梳理历史事件、探研人物心理，具有历史真实性，同时不乏充分体现创作者艺术创造力的情节、细节。这就自然赋予远去的历史和人物以清晰的面貌和鲜活的血肉，也通过戏剧对当代观众产生心灵的共鸣与艺术的吸引。
这是一次难度很大的现代戏新创作。不同于杨子荣、李玉和等艺术虚构的英雄形象，无论是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还是蒋介石，作为历史人物，观众都已对他们具有一定的认知。如何通过京剧的“四功五法”这种创造手段把这些历史人物写真写活，并与写意性、程式性的讲述方式有机统一，既让观众认可历史人物的真实感，又有新鲜感、生动感和具有历史题材的厚重感，殊为不易。《西安事变》在这方面的展现是成功的，这应该归功于事件叙述结构的重点情节聚焦写、人物内心充分写、历史大义浓重写这些独特的写作方式。把人物写得既真实可信又形神兼备，自然也支撑起了戏，抓住了观众的心。
全剧虽是七场戏加序幕、尾声的大戏剧格局，但节奏晓畅，情节完整，重点突出，又颇为空灵，不是话剧加唱也不是老戏老演，能够看出编剧在自觉向戏曲本体特点靠拢，同时借鉴了话剧时空营造上的灵活和对重点桥段的捕捉功力，做到了人物出彩、情节出戏，并达到了作品的历史意蕴与人物精神世界的充盈，透射出历史的况味。因此，才能出现第四场“酒会”周恩来“舌辩群儒”的满堂喝彩，第五场“质蒋”共产党人抗日驱寇的凛然正气，第六场“释惑”苦口婆心、晓以大义，第七场“放蒋”迟到一步痛惜张学良一去难返的真情厚谊等非常精彩的戏剧情景。剧中对张学良、杨虎城、蒋介石等人物的塑造也都颇为传神。张、杨二人由于不同出身、理念和性格，在捉蒋与杀、放问题上“谏”“弑”的分歧、纠结，特别是命运的差别，剧中刻画极为生动，既符合历史真实和人物特质，又具有深刻的现实解读和历史思考，这些都展现得细腻真实，自然赋予剧本更多的历史况味和时代色彩。这无疑是古老的戏曲艺术贴近当代观众审美需求、产生吸引力的重要因素，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戏剧家应做的贡献。
《西安事变》的二度创造同样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演员精神面貌和舞台形象呈现出的名家的成熟美与青年演员的青春朝气相得益彰。创作手法上，该剧注重坚守京剧本体，充分发挥艺术家演唱功力、行当特点、流派特色的本质魅力，同时又不囿于传统，而是根据剧情需要和当代观众的审美变化而浓化戏剧情感、发挥演员特色。于魁智的艺术特点在张学良这一人物塑造身上得到了极大的彰显。他不仅形象酷似，而且内心情感的丰富细腻与人物气质的真实生动都通过唱、念、表演形成了一套完整鲜活的艺术面貌，使人物形象创造的优质完成建立在了可感、可赏、可回味的基础上。
尽管人物塑造难度很大，但饰演周恩来的朱强表演可圈可点。特别是他在许多小细节上的处理。比如他虽念京白，但带有周恩来特有的方言特色，以及在戏剧进行中能通过自己的艺术呈现把握住人物的正气与智慧，显现出了他的舞台创造力和成熟度。剧中周恩来始终处于戏剧矛盾的漩涡并起着推动情节和决定人物命运的重要作用。他受党中央、毛泽东主席的委派，肩负着推动国共两党合作的重任，面对张、杨踌躇纠结，他以真诚无私的人格魅力晓以大义，让今天的观众了解共产党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高瞻远瞩和民族担当。与蒋介石言语短兵相接的一场，周恩来为统一战线民族大业虽谦和有礼，面对挑衅也不卑不亢、正气凛然，最终促使蒋答应“国共再次合作”。特别令人难忘的是周恩来因迟到未能阻止张学良随蒋飞往南京的那段，他内心的担忧与悔恨的复杂心情分外动人，表现出共产党人对爱国人士的深挚情谊。周恩来大智大勇的气魄和宽广磊落的胸襟，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处理西安事变和领导团结抗日所发挥的中流砥柱作用。李胜素尽管戏不多，但扮演的宋庆龄端庄大气，让人印象颇深，而青年演员王越扮演的蒋介石、胡滨扮演的杨虎城无论是艺术条件还是表演效果，也足以和名家并驾齐驱。
因是初演，《西安事变》也还有一些加工斟酌的余地。比如前半部分情节、细节还可更紧凑充实；蒋介石特定心态还可表现得更充分；武戏和剧情结合还可再紧密自然。任何好戏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西安事变》有成为“思想精深、艺术精美、制作精良”的好基础，希望可以不断完善、精益求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