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剧《红高粱》剧照戏曲改编《红高粱》有几个版本，剧中人的称呼略有不同，豫剧、评剧称“我爹爹”叫“十八刀”，这出晋剧的“我爷爷”叫“余占鳌”，与电视剧、舞台剧同名，而电影则直呼“我爷爷”，但“九儿”，不论是戏剧、舞剧、电视剧均是这个名字。然而，山西省晋剧院演出的《红高粱》(编剧龚孝雄、导演石玉昆、主演师学丽)对日寇凶残野蛮的法西斯暴行的揭露比其他舞台剧彻底，日寇大佐、军曹、翻译官、日本兵皆上场，个个凶相毕露，激起了观众对日本侵略者无比的痛恨。我很赞赏晋剧《红高粱》中对日寇暴行的充分揭露，因为时至今日日本右翼势力仍否认南京大屠杀、不反省侵略中国的历史。因此，多演晋剧《红高粱》这类优秀剧目，更加体现了时代精神，弘扬了民族正气。
晋剧《红高粱》中的两个主要人物九儿和余占鳌形象鲜明，个性突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九儿的倔强性有几个特点：一、九儿嫁给了麻风病老头、烧酒坊的单老板，九儿爹戴老六收了单老板的两头驴作为“彩礼”把女儿作为商品卖给了单老板。九儿出嫁坐花轿的路上，她又气又恨又委屈，轿夫要九儿唱支小曲给他们开开心，九儿就是不唱，于是轿夫就以“颠轿”回敬九儿，九儿宁肯忍受颠簸的痛苦就是不开口。二、九儿在坐轿去单家的路上，她少时青梅竹马的伙伴余占鳌出现了，他要劫轿“抢亲”，九儿斥责余占鳌：“你要有劫花轿的胆，我还能上这花轿，你昨天咋不去我家闹呢？”“你不是个好种！”骂得余占鳌灰头土脸，哑口无言。三、单老板又老又丑，只有半条命，九儿到了单家就是不拜花堂，她拿出剪刀对准自己的咽喉，搞得单老板只得向九儿屈服，不拜花堂。四、新婚三日在回门的路上，九儿爹牵驴，一面是戴老六喜气洋洋，他把女儿嫁给了一个“好人家”；一面是九儿讨厌父亲：“在你心里，驴比女儿还值钱！”她“驾”的一声，毛驴飞快地往前跑，把戴老六远远地抛在后头，九儿去与余占鳌幽会，因为她与单老板没有拜过花堂，不能算是正式夫妻，因而她与余占鳌即使是所谓的“出轨”，也没有心理的、伦理的和法理的约束，所以九儿什么也不怕，胆子大得很。五、鬼子认定日本军曹死在高粱地是当地村民干的，于是大开杀戒。九儿为了解救乡亲，勇敢地站出来承认：“人是我杀的！”九儿掏出剪刀，走向日本军旗，用剪刀一下又一下地刺向太阳旗，口喊：“杀千刀的小鬼子！”被日寇杀害，壮烈牺牲。
余占鳌也是一个性子倔强的男子汉，他的性格有几个特点：一、他正要劫轿抢亲，忽见日本军曹要玷污九儿，他奋不顾身地扑向鬼子，两人厮打在一起，余占鳌夺过九儿的剪刀，把军曹刺死，轿夫们很惊慌，要把鬼子埋了，余占鳌果断地说：“埋他个甚，死有余辜，让野狗吃了才好！”二、九儿在回门的路上，余占鳌“劫驴”，他与九儿在高粱地里“野合”，他用手折、用脚踩高粱，整出一圈平地(这时舞台上大片红高粱一层一层地倒下，满台灯光明亮，舞美设计、灯光设计营造出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三、鬼子要在高粱地里开出一条公路，支队来了，祸害庄稼。在余占鳌的率领下，众伙计抱着一坛一坛的高粱酒砸向鬼子的汽车，顿时火光熊熊，鬼子的支队被烧毁，伙计们尸横遍野，余占鳌也倒下了。
九儿和余占鳌在安宁的生活中，他们粗犷并带有野性的脾气，会成为很有棱角、磕磕碰碰的一对好夫妻，但在反侵略的抗日年代，他们却洒下了贲张的热血，保持了民族气节，弘扬了爱国主义精神。
晋剧《红高粱》中的一把剪刀、一双跷鞋，以及多场景的舞蹈，是这出戏突出的看点。九儿在出嫁时，怀里藏着剪刀，是防身用的；但余占鳌夺下剪刀刺死日寇，是进攻用的；九儿拒绝与单老板拜花堂，拿出剪刀是威胁用的；她最后用剪刀刺向日本军旗，是复仇用的。可见，一把剪刀，编、导赋予的内涵是不同的，显示出戏剧特有的张力。剧中的“画外音”介绍“我奶奶是小脚”，传统的跷功正好适用剧中的规定情景。饰演九儿的师学丽虽然很年轻，但跷功练得很出色，身段很优美，我欣喜地看到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戏曲跷功在特定的舞台环境中得以保留和传承。戏中九儿出嫁路上的“颠轿”，她与余占鳌在高粱地里的“野合”、烧酒坊酿出好酒的“敬酒神”等一系列大开大阖的表演，舞蹈的韵律性很强，肢体语言很丰富，营造了很强烈的审美冲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