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剧《枣儿谣》是山西省运城市蒲剧团倾力打造的清代情感大戏，问世以来，盛演不衰，得到戏迷热捧。领衔主演、著名蒲剧表演艺术家、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国家一级演员王艺华对主人翁吴伯宗人物形象精雕细琢、入骨三分的精心塑造，引起专家和戏迷的热切关注，得到各界人士的高度评价。
梳理《枣儿谣》一剧的创作历程，笔者认为，王艺华塑造的吴伯宗人物形象之所以血肉丰满、棱角分明、鲜活生动、感人肺腑，是由于他在四个方面占据着明显优势：
一是扎实、认真的案头准备。45年的舞台生涯，担任副团长、名誉团长、团长22年的管理经验，使王艺华清楚艺术创造过程中，投入和产出永远成正比例。王艺华从艺之初，在稷山县蒲剧团学艺的经历，使他对剧中人、清代稷山县吴城村吴伯宗(字绍先)行三万里、历十八载、步十七省，历尽艰难困苦，寻找丢失的二弟、三弟那感人至深的真情大爱早就了然于胸并且由衷钦佩，果断敲定创作《枣儿谣》并由自己担任主演。他阅县志，看传记，查找资料，瞻仰牌坊，前往吴城村实地了解，数次参加该剧研讨，广泛听取专家、学者意见。剧本初步定稿后，他细细研读，全身心投入，未及开排，吴伯宗的人物形象已在他的心中活了起来。
二是声腔艺术优势的充分发挥。作为代表性蒲剧表演艺术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蒲州梆子传承人，王艺华特色鲜明的声腔艺术，集中体现着蒲州梆子的剧种风格。
清代戏不好演，早已是业界共识。在翅子、翎子、胡子、靴子等“十子功”绝活和特技失去用场的情况下，声腔艺术的重要作用就显得更为突出。
声腔包括念和唱。王艺华在《枣儿谣》一剧中的念白吐字清晰，喷口有力，气息饱满，声韵规范，抑扬顿挫，疾徐有致，字字入耳，声声传情，声满口清，言干语净，节奏分明，层次清晰，时如涓涓细流，沁人肺腑；时如惊涛骇浪，雄浑铿锵，其“千斤道白”为全剧成功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然而，体现着剧种特色的唱腔毕竟是戏曲演员最重要的看家本领。王艺华音域宽阔，音质醇厚，真假嗓音衔接自然，唱腔高亢激越，清纯圆润，韵味浓郁，刚柔并济。为了演活《枣儿谣》，王艺华在“情”字上狠下功夫，他准确理解词情曲意，深入角色内心世界，因辞生腔，寓情于声，以声传情，真情贯注，以情动人，唱出了吴伯宗复杂、丰富、跌宕起伏、波翻浪卷的情感变化。吴伯宗学艺归来时“汾河岸片片枣林醇香扑面”一段他唱得热烈欢快，激情洋溢，归心似箭、即将团聚的喜悦心情尽显其中；“五年来为寻弟四处辗转，踏遍了大西北又跑江南”一段唱得深沉婉转，忧心忡忡，表达了吴伯宗万里寻弟不见踪影的失望与焦虑；“怪不得人人见我都躲远，怪不得孩童将我当疯癫”的核心唱段，初始低回抒缓，如泣如诉，并融入“清音”唱法，继而激情喷涌，声震寰宇，将吴伯宗历尽艰辛、当乞丐、啃薯叶、在水坑中照见自己须发皆白未老先衰容颜时吃惊、感慨、凄凉、无奈的心情表达得生动贴切，令人心酸；寻弟途中与妻、子相逢时“恨只恨我不把皂白分辨”一段则唱得发自肺腑，情动于中，表达了吴伯宗误休枣香、悔恨交加的愧疚之情；在宁古塔为寻伯祧闯进辕门被巴虎杖责时，“无情棒打得我皮开肉绽”的唱段唱得悲愤交加，声遏云霄；历尽劫难，弟兄三人终于团聚时，“二弟兄切莫把热泪流淌”的唱段则唱得激情饱满，百感交集，感人心扉，催人泪下。
三是对人物的精雕细琢。开场，吴伯宗扛大锯、甩长辫、迅步上场，步态潇洒，春风满面，就是传统程式生活化的借鉴运用，烘托了气氛，映衬了主人翁此时此刻的急切心情；在万里寻弟的漫长行程中，王艺华融入了传统戏的圆场、台步、蹉步、抢背等技巧，极大提高了该剧的艺术观赏性。
吴伯宗历尽艰辛，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身心疲惫，衣衫褴褛，须发皆白，面容憔悴。此处，王艺华扮演未老先衰的吴伯宗表演更加深沉、精到，人物刻画更加深刻、到位，观众不由赞叹：“想不到英俊小生王艺华把老生的戏演得这么好，到底是戏剧大家，难得！”
兄弟三人在枣儿谣的歌声中相认、相聚，在皇上御赐“兄弟孔怀”牌匾带来的荣耀和喜悦之中，吴伯宗心力交瘁，母亲临终嘱托的使命一旦完成，油尽灯枯的吴伯宗精神轰然坍塌，溘然逝世，留给世人的是“兄道友、弟道恭”的千古绝唱和深深的思考。
四是对优势资源的整合运用。管理剧团多年的历练，特有的人格魅力，使王艺华具有一种特殊的凝聚力。“一个好汉三个帮”，实际上帮王艺华的人不是三个，而是许多。他外部创造环境，内部凝聚人心，整合优势资源，《枣儿谣》剧组实力雄厚，阵容壮观，全力打造，取得成功当在情理之中。
王艺华为蒲剧《枣儿谣》倾注了全部心力，将“大清义民”的“唐尧虞舜之风”再现于舞台之上，使《枣儿谣》成为闪耀人性光辉、传承民族精神、促进家庭和谐、推进社会进步、弘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传递正能量的经典之作，将戏剧艺术教化、传承、宣传、学习、激励等社会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