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佩斯 告诉你“笑”的秘密

　话剧《戏台》

　　陈佩斯，1954年生于吉林省农安县，著名喜剧演员。1984年在央视春晚表演小品《吃面条》走红。早期主演电影《瞧这一家子》《父与子》《二子开店》《太后吉祥》等。2001年开始创作舞台喜剧并进行喜剧理论研究，创立大道喜剧院，主要话剧作品《阳台》《老宅》《托儿》《戏台》等。

　　有一些久违的人，当他出现，你一定会记得他。陈佩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1月6日，在西安，陈佩斯登上了“2015中华文化人物”颁授典礼的舞台。已经花甲之年的他穿一身中式棉衣棉裤，胡须花白，但看上去神清气爽，非常年轻。他也喜欢与年轻人交流，谈到喜剧，表情中肯而严肃，没有一丝一毫的轻浮调笑。

　　早在上世纪80年代，陈佩斯便已经是中国最红的喜剧明星。1984年，他和朱时茂在央视春晚合演《吃面条》，开创了小品这种艺术形式。随后二人共同创造了12个小品节目，在很长时间内风头无二。在这些小品中，陈佩斯认为最好的一部是《警察与小偷》，他在其中运用了五六层的喜剧理论：错位，伦理，对权威警察的颠覆，小偷和警察按各自的逻辑自说自话，却又能对答如流，通过人物的对立矛盾制造出巨大的笑料。这种“倒置手法”，正是莫里哀戏剧里经典的“仆人戏弄主子”的翻版。

　　与此同时，陈佩斯与父亲陈强联袂出演了《父与子》《二子开店》《爷俩开歌厅》《父子老爷车》《傻帽经理》等红极一时的喜剧电影。尽管这些电影家喻户晓，但陈佩斯本人却遭遇批评。1986年拍摄《少爷的磨难》后，有文章指出：“陈佩斯的喜剧表演是装出来的，纯为搞笑而搞笑，很低俗。”当时，中国电影的大环境是精英文化，拍电影赔钱没关系，赚钱反而受到诟病。陈佩斯为此深感无奈，再加上与央视的一场版权官司，他渐渐淡出观众的视线。

　　重新回来已是2001年，这一次陈佩斯选择话剧舞台，带着喜剧《托儿》全国巡演，大获成功。2003年，他的第二部舞台剧《亲戚朋友好算账》公演，一年内全国演出近60场，观众达8万人。随后《阳台》《阿斗》《老宅》《雷人晚餐》等话剧相继上演，他也将事业重心完全放在舞台剧上。

　　陈佩斯不仅是天才笑星，更是一位研究喜剧的学者。只上过五年学的他，长期研究莎士比亚、莫里哀等大师的作品；精读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论》和《喜剧论》。他花了相当长的时间研读过《二十四史》以及南宋戏文《张协状元》等古代剧作，整理出一条自春秋战国到明清的中国喜剧史线索。他还实地到全国各地的乡野农村采风，思考民间文化与幽默智慧的密切关联，反复咀嚼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再把其中的感悟融入作品中。像他这样专业系统地研究喜剧理论，并有多年演出经验的人，在整个电影领域也殊为罕见。

　　“我不会再把时间浪费在别的事情上了，我只想研究喜剧。”对于喜剧，陈佩斯之所以能够如此执著，是因为他对世界有独特的观察视角和认知，所以需要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他自称是一个笨人，脑子不够使，因为特别专注，才取得了一点点成绩。他对喜剧的创作理论和历史传承都有独树一帜的见解，因此他的作品自成一派，被戏剧界人士誉为“当代中国戏剧舞台上的莫里哀”，因为在他创作的那些聪明、善良的小人物身上，常常闪烁着人性的光辉。

　　《戏台》是陈佩斯于2015年7月推出的又一部舞台剧力作，讲述军阀混战的民国时期发生在某个戏台幕后的辛酸故事，也借此表达了艺术家对传承传统戏曲艺术的思考。今年2月12日至14日(大年初五至初七)，陈佩斯将把《戏台》这部新作带到天津大剧院。

　　所有引人发笑的东西背后多是悲情的。1979年的《瞧这一家子》，是陈佩斯第一次担纲主角。为拍这部电影，在父亲陈强的督促下，陈佩斯临摹了大量卓别林的表演。他非常喜欢卓别林在《舞台生涯》中的最后一个镜头：一个伟大的日子，卓别林在舞台上完成了自己追求一生的事业，跳到一面大鼓里面，以痛苦换回观众暴风骤雨般的掌声。他说，这让他领悟到了喜剧的真谛。

　　印 象

　　他领悟到

　　喜剧的真谛

　　喜剧也要追求文化内涵

　　记者：您的新戏《戏台》自2015年7月推出后一票难求，近期又在进行全国巡演，您觉得这部话剧成功的原因有哪些？

　　陈佩斯：《戏台》是一部向古典艺术、向传统艺术致敬的话剧。这部话剧从文学到音乐到唱腔，融合了很多京剧的元素。我对京剧一无所知，我们的编剧毓钺先生特别厉害，他的同事有一个戏迷，老给他讲京剧界的故事，他根据听到的故事跟我商量，我也拿出了一个大概的框架。剧本出来后，我先给我太太看，我太太在书房里，我在外面，就听着里面嘎嘎嘎地笑得啊，我太太是个不苟言笑的人啊，就连我也很少听见她放声大笑。我心里一阵窃喜，她能看笑了，说明这个本子写活了。这个剧本有很深的文化内涵，甚至带有一些悲情，很难得，不是嘻嘻哈哈看完就忘了。我把这个本子给杨立新先生看，他一看，哎呀，这是我三十年艺术生涯里遇到的最好的本子之一！然后就跟我说，他来演主角。这个戏是我为自己准备的啊，我说，No，给你看本子不是请你来演，是请你提提意见。他说不行，这个角色你根本不可能演啊，京剧唱腔你会吗？你一时半会儿也学不成啊，这里好多音乐元素，你行吗？我确实回答不了他，他就堂而皇之地认为这个角色是他的了，没法儿争了。

　　记者：剧本好是最重要的，而您在很多场合也说过，您非常感谢您的团队。

　　陈佩斯：听起来是我导演，其实不是，一切都是我们公司团队通过非常精准的操作，把这个戏推向了前台。我只是团队里面一个最小的学生，我就是把这次工作变成向古典艺术学习的过程。

　　记者：您已经过了60岁，想过什么时候告别舞台吗？

　　陈佩斯：我今年60岁过一点儿，人生刚活了一半儿，所以呢还有后半辈子，而且我觉得后半辈子会比前半辈子更有声有色，这不是一句空话。我就是手艺人，艺术不就是手艺嘛，除此以外，别无所长。艺人就是要出作品，我现在这个年纪做话剧是最好的，心无旁骛，后半辈子更要大展宏图。

　　艺术不能用钱来衡量

　　记者：现在电影市场特别火爆，我想您也不止一次被问到是否打算重回大银幕，您近期有拍电影的计划吗？

　　陈佩斯：电影对我来说已经是过去式的东西了。今天如果我再回归电影的话，恐怕就会有一点落伍，现在要看年轻人啦。时代是一代一代的更迭，后浪推着前浪在往前走，我们必须得承认这个。但是我有我的艺术道路，这个我自己很明白，现在喜剧电影再火，我认为也没火过我。因为艺术这东西不是能用钱来衡量的，钱不是衡量所有事物的标准。拿我们这个话剧《戏台》来说，我们每一场都是百分之九十几的售票率，这在戏剧舞台恐怕是不多见的，所以我认为我们的成功更了不起。

　　记者：看过一个资料，当年您的电影票房总是名列前茅，在我印象中也是这样，从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电影院经常上映您主演的电影。

　　陈佩斯：那些年我们的电影，票房永远排在前三位，但第一、第二都是港台片，港台片的投资高于我们十倍以上，那时候还没有美国大片。但是当时，包括电影界、话剧界，所有的艺术界，都用白眼儿来看喜剧。我们那时很多艺术家在喜剧上获得成功后，不敢承认自己是喜剧演员，回避自己是演小品的，害怕沾“喜剧”二字。尤其是电影评奖的时候，观众给喜剧演员的票数可能是最多的，但最终得奖的一定不是喜剧。

　　我做电影的时候，大部分都自己参与编剧、导演。上世纪90年代初我去西安，拿着我精心准备的剧本，到西影厂寻求合作。西影厂的第二把手接见了我，非常委婉地告诉我，我们电影厂只拍艺术片，不拍喜剧片。那时候我也算是名满天下的演员了，自己花钱买票，坐火车到西安。那时候连出租车都很少，到西安后，我打电话请朋友来接我。其实对人家西影厂来说，见到我，也觉得非常意外，也有点儿猝不及防。但是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说明那时候喜剧是不被业界正眼相看的。

　　记者：现在人们特别喜欢喜剧，对电影的评判标准和以前也不一样了。

　　陈佩斯：世事沧桑，变化真快，这个变化快得连我自己都始料不及。现在的电影也有些极端，因为喜剧的票房最好，好像就形成了一种共识，大家没笑料也硬凑一点出来，我觉得大可不必，艺术还是得多样化。笑就是笑，有它本身的内涵原理。我们常会提到笑点，什么是笑点？其实笑点是很微妙的，以前人们以为无厘头搞笑，后来人们以为恶搞搞笑，但慢慢都审美疲惫了。现在许多创作者忽略了喜剧的基础，反而去追求细枝末节的东西，追求笑料儿，其实是在碰运气。

　　喜剧是一个理性的创作过程

　　记者：喜剧是您的终身职业和研究对象，“陈氏喜剧”和其他喜剧的区别是什么？

　　陈佩斯：我在喜剧这个领域研究了几十年，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和经验。我们对喜剧的基本认识是从方法开始，一点点地探索理论，再回过头来重新指导我们的工作方法，不断地边探索，边回头重新指导。在喜剧小品的时代，我们就是这样一个不断摸索，重新指导工作的过程，后来我离开电视晚会小品，做戏剧，也是一样的道理。现在在中国做喜剧，大部分人都是凭经验蒙着做，而不是理性地在设计之初就知道它应该会怎样，都缺乏科学的工作方法。其实喜剧是一个理性的创作过程，一部喜剧的创作，一切都应该在预期之内，都是严格地设计和精准的表现，知道了这一点，就能完成喜剧了。

　　记者：如果要做好喜剧，您觉得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什么？

　　陈佩斯：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一切喜剧的方法，都是为人类的笑声服务的。喜剧的根源就是让人把心里一些不痛快的东西通过笑声宣泄出来，因此无形当中就形成了一个“的与矢”的关系，就是“箭和靶子”的关系。从弓箭的做工，到怎么开弓放箭，都是以最终射中靶子为目的，这一点是不能错的。所以，当我们认识到人类笑的行为的根本问题，认识到笑的历史，再审视自己的所作所为，审视我们做喜剧的方法的时候，我们就能有一个基本的、正常的判断。

　　记者：您掌握了让人发笑的秘密吗？创作喜剧时有什么诀窍吗？

　　陈佩斯：就是有了生活感受，体察到生活中的细节。按照戏剧本体的要求来创作的“结构喜剧”才是真正的喜剧。戏剧的本体是通过角色的行动来寻找角色之间的冲突和悖逆，依靠他们的行动线索来构造喜剧。这是喜剧创作的一个基本手法，你看靠笑料堆砌而成的喜剧，很多是因为它的结构不结实，不得不靠外化的东西凑。拍电视剧《好大一个家》时，我们到现场第一件事，就是找每个角色的困境在哪里，再去想解脱困境的行动方向。不同角色之间互为悖逆的点在哪儿？找到了，怎么掣肘，从结构出发，像捏橡皮泥似的，故事就顺畅了，结构的魅力也就在这里，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所以我觉得最高级的喜剧是侧重戏剧结构和人物行为冲突的喜剧。

　　我在喜剧上下的功夫比别人多

　　记者：观众看喜剧是一件很轻松的事，但是感觉您作为一个喜剧创作者，创作的过程一点儿也不轻松。

　　陈佩斯：喜剧这个专业我做得特别久，特别专注，下的功夫比别人多。我做得很多东西，今天很多业内人士理解不了。可能过了六七年以后，慢慢就能被业界理解了。要是从学术上讲，到今天，我觉得没有什么可切磋的人了，能一起聊喜剧的人越来越少。没人去强迫我做什么事，这么也能活那么也能活，就看自己选择怎么活。这是我自己选择的，我受得起这份苦，受得起这份累，我不愿那样去生活，可能会轻松一些，简单一些，快乐一些，但对于我来说没什么意义，没什么用。

　　记者：您也一直在不遗余力地传播喜剧。

　　陈佩斯：我们每年定期办培训班，这样做首先对于我们公司是有好处的，可以挖掘培养新人。有很多大学生毕业后到我们那儿去上培训班，通过两个月的训练，其中就有人留了下来。我在广西大学每年都有定期的讲座，在腾讯网也有公开课，传播喜剧的理念，传播科学的指导方法、科学的艺术创作手法。

　　记者：您的儿子陈大愚现在也开始演喜剧，但您好像不愿意让他过多的抛头露面？

　　陈佩斯：现在他还在学习阶段，所以有意避开媒体，过早成名会给他带来负面影响。其实不单是对我的孩子，对所有参加我们培训班的孩子都一样，他们都很年轻，从第一次走上舞台，到开始完全市场化的演出，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痛苦，但也很精彩的过程。每个人都想走捷径，都想通过影视来迅速传播自己的名气，但想要获得这些，更重要的应该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把自己的本事做扎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