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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艺版《白鹿原》剧照 王雨晨 摄
陕西人艺版《白鹿原》剧照 王雨晨 摄 陈忠实创作于上个世纪90年代的长篇小说《白鹿原》自面世以来，曾长期备受争议，引发了各种各样的解读。2006年，它的话剧改编版本首次由北京人艺搬上舞台，一度成为媒体关注的热点。十年过去，又有包括话剧、歌剧等多个版本的同名改编剧正在热演或即将推出，由孟冰编剧、胡宗琪导演的陕西人艺版话剧《白鹿原》就是其中之一。
富有关中特色的牌坊悬于舞台中间，灰檐、院墙随场景切换，变化出白鹿原上的宅居、院落、戏场、宗祠。渐渐地人活动了，安稳被打破了，人的挣扎、沉浮、恩怨、生死，纷乱涌动的各方力量，一次次冲击着塬上的传统秩序、礼俗纲常。最终，朱先生死了，鹿子霖疯了，白嘉轩于风雪之中扑在“仁义白鹿村”的牌匾旁嚎啕大哭。同样是孟冰编剧，但陕西人艺版话剧《白鹿原》跟当年北京人艺版已有很大的区别。本报记者日前对孟冰进行了专访。
记者：改编长篇小说，其实有很多经典的例子，比如越剧改编《红楼梦》 ，只选取宝黛爱情为主线；又比如曹禺改编巴金的小说《家》 ，把瑞珏提升为主要人物。从中可以看出，或许考虑到舞台有限的体量，不少改编会选取一条线索、一个人物作为凭借。但话剧《白鹿原》显然更加地全景式，在改编过程中，你是怎么考虑的？
孟冰：开始的时候，也想选择其中的某些线索、某些情节或片段来结构整个故事，但后来很快就把这个想法打消了，为什么？因为它就不是《白鹿原》了，它可能是白鹿原上的女人、男人或一家人，但再也不是《白鹿原》 ，它展现的范畴、表达的内涵和意蕴，也就缩小了。但是，哪怕后来力求忠实于原著，小说所涉及的一些情节、背景以及人物的前史等等，包括一些情节的详细过程，事实上也不可能全面展开。因此，我还是进行了大量的删减、压缩、合并、集中。特别是到了小说的中后部，比如鹿兆鹏到了部队、黑娃当了土匪、白灵奔赴延安之后，剧本改编省略、淡化或者说回避的东西更多。文学可以表达的东西，戏剧舞台不一定可以表达，这是舞台艺术的特殊性，跟个人阅读的情境很不一样。但它们又关联到人物命运、社会历史的完整性，完全忽略的话，就可能会造成人物命运、历史归属的缺失。在改编过程中，我是努力寻找一种相对完整的表达，一些结局是必须要有的，因为它们关系到整部戏的气场循环。
记者：我记得你跟陈忠实有过交流，他说他在小说中最想表达的意思，就是要写一个民族精神剥离的过程。你怎么理解？或者说，你在改编中怎么做取舍？
孟冰：就戏剧来说，提炼舞台人物的行动线，依据自然是小说的情节和事件。在取舍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就是提炼出白、鹿两家人攀比、争斗的主线。在巴金的《家》 、茅盾的《子夜》 ，以及钱钟书、沈从文的一些书中，其实都能读到有关乡土文化、宗族文化在人的生存环境中所起到的甚至能够决定命运走向、家族兴衰的重要作用。其中，人们很重视名声、人脉，讲究人缘好不好，爱面子。剧中有一个情节，是鹿子霖被抓到监狱，白嘉轩去跟白孝文说情，两人都已经弓腰塌背了。这时候，我有意识地让他们敞开心怀、彼此释然。他们之间的关系很复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他们攀比、争斗了一辈子，其实却映衬着一个大的文化背景。他们命运关系的复杂性，恰恰折射出了这个剥离过程的复杂性。
记者：这里很微妙，同时也是我比较疑惑的一点。我们看到，白、鹿两家既争斗又讲仁义，有时候他们的争斗甚至达到了很残酷的境地，你觉得矛盾吗？
孟冰：对于这一点，我想可以这么去理解，他们的仁义，不是他们两家所独有的，而是有着数千年传承的传统儒家文化的一部分，是家族中代代相传的，他们从小所接受的教育、所接触的人际环境，都是这样的文化血脉。这两家的争斗，可以说是他们现实的、人性的本质。但是，他们日常所遵循的、内心所忏悔的、极力去寻找的东西，都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形成的。白嘉轩可能代表了传统儒家文化的延续和传承，鹿子霖则有更多现代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气息。他们不断在祠堂上、乡约中强调传统，其实他们自己也可能在自省、在进行内心的忏悔。某种意义上讲，这里正包含着直面现实和维系传统之间的审思、追问。
记者：围绕民族精神剥离的主题，话剧《白鹿原》形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人物秩序。比如白嘉轩、鹿子霖这一代人相互争斗，白、鹿第二代人对原有秩序的冲击和挑战。我注意到，黑娃似乎比较特殊，他最后拜到朱先生门下静心读书了。有人觉得，这是一个阶级性的退步，你怎么看？
孟冰：黑娃这个人物，我觉得带有陈忠实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在现实生活当中，像黑娃这样的走到那个节点的穷苦人家孩子，可能是少而又少的。从普遍意义上讲，在我们党的历史中，农村工作是长期的重心，最基础的实体就是农民，因此黑娃很有代表性。最后他读书、向朱先生求教，恰恰说明一个大的历史发展趋势，农民阶层必然要从一种比较愚昧的状态走向现代的文明社会。当然，从个体的角度讲，他又很独特，走得很极致，最后悲剧地死去。怎么理解呢？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哪怕在大的变革过程中，总可能会有一些尾巴，让个体想有一个华丽的转身却依然做不到。黑娃作为个体已经有了脱胎换骨的自觉，却仍摆脱不了外部因素造成的命运悲剧。可以看出，这里有作家的审思和无奈，寄托着理想的色彩，又有历史的深刻。
记者：话剧《白鹿原》中的女性人物形象，包括田小娥、白灵和冷家姑娘，感觉上都各安其位、各有意味，比如田小娥于传统环境中向往自由、幸福的身体意识，白灵具备条件奔赴革命，冷家姑娘惨死在亲爹开的一剂猛药上，整体很有层次感。
孟冰：这几个人物，重点是白灵和田小娥。戏剧所呈现出来的，不一定能够像小说那么生动、深刻。但是，戏剧强化了田小娥对自由的、对幸福的向往和追求。她跟黑娃有异曲同工之处，其中暗含着她的悲剧命运并且有所扩充。她的精神境界和文化准备没有达到，支持不了、维系不了她对内心完美的解释。因此，在那样的社会环境当中，也不可能有对她理解、同情或接受的空间。最终，她被埋葬于对自己的追求和理想当中，给自己画了一个圆，完成了涵盖千年文化历史的宿命轮回。实际上，在西方文化当中，也有类似的情节故事，如俄狄浦斯王要查明造成城邦灾难的罪魁祸首，却追查到了自己身上，这种二律背反的、自我否定的内涵，带有浓厚的哲学层面上的意义。这就使得人物从普通的悲剧形象上升到启发对民族精神思考的维度，也就是我所理解的、陈忠实所说的有关民族精神剥离的过程。作为个体生命，在精神上可以脱茧而出，但作为群体生命，却往往陷入到一个宏大的轮回当中。
记者：能够明显地感觉到，话剧舞台上的田小娥更加美好、更让人同情。我的理解，这是舞台表达的规律性需要。不过，田小娥能让白鹿原上那么多人着迷、忌恨，逻辑上讲，她的风情或者说魅惑之处，是不是还有更多的丰富余地？还有像朱先生、鹿家兄弟和白灵之间，似乎也留下了很大的细节表现空间。
孟冰：文学形象进入审美的范畴，可以根据各人的偏爱、期待在想象中得以实现，但是具体到现实的人，要用演员在舞台上把他们呈现出来时，当然不一定能够跟你的想象相吻合。这时候，你说的情况就会出现。实际上，即使在现有剧本基础上，如果演员通过导演的调配以及对自身形象、表演的把握上，适当地放出来一点，这个人物形象都是可以较好实现的。戏剧和文学的表达最本质的不同，就在于小说可以慢慢地、分若干细节去讲，其中又可以有插叙、倒叙，在这个过程中，人物的行动可以很生活化、很自然、很循序渐进、很水到渠成，然后使人物的形象得以完善。但戏剧不行，它没有这个篇幅，它呈现的往往就是行动节点的结论、结局，因此必须把所有的矛盾、冲突全部集中到这上面，然后使之迅速地扭结、激变和归向各自的结局。这样的话，它才会显得强烈。特别是鹿兆鹏、鹿兆海和白灵之间的感情关系，在小说当中是用很长的篇幅描写了很多细节，而且是分开写的，过程很自然。但限于舞台的容量，我只用两三场戏就完成了这些情节的转换，的确容易给观众产生一种错觉，即哥哥夺了弟弟的所爱。有人觉得，这可能让哥哥显得不那么光明正大。我觉得，没有必要把这个问题看得过于严重，甚至上升到政治的层面，倒是它所留下的跳跃和空白，在导演、演员的二度创作中，可能提供了某种分寸的把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