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前，一文友给我发来一则短信：人生的最高境界是——你已经远离江湖，可江湖还在传说你。二○一一年一月四日下午三时，一场主题为《与铁生最后的聚会》的追思活动在北京798时态空间画廊举行。来自社会各界和世界各地的很多作家、诗人、读者纷至沓来，人们以不同的方式来怀念我们的好朋友史铁生。看着拥挤的人群，看着肃穆的表情，听着发言者与铁生过去令人心动的往日情怀，我不由得想到那则短信。于是，我把这里的情形，换了几个字，发给因事不能前来的几个作家朋友：铁生已经远离文坛，但我相信，未来的文坛永远会传说他。
史铁生以短篇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很早成名。在他那一茬的知青作家中，我跟好多作家都有不同程度的交往，而且认识很早，譬如：肖复兴、张抗抗、梁晓声、叶辛、赵丽宏、竹林、叶延滨等，但跟史铁生直到二○○七年才真正地见面。这一年的九月二十五日晚，中秋，鲁迅诞辰日，北京作家协会在北京国际饭店举办第三届文学节颁奖大会。一个月前，北京作协就给每个会员发出通知，号召作家参与文学节活动。比如到一个乡村文学社举办系列讲座，在鲁迅博物馆举办作家手迹展，再有，评选出终身成就奖和杰出贡献奖作家各一名。可以想见，在北京作家群中能当此殊荣的肯定能列出十几位。
颁奖活动于晚六时开始。获得终身成就奖的是八十四岁高龄的小说家林斤澜，宣读授奖词的是毕淑敏，颁奖人是北大著名教授严家炎先生。对于林斤澜先生在短篇小说上取得的成就，文学界早已公认。毕淑敏在授奖词中怎样溢美，人们都觉得应该。我感兴趣的是林斤澜先生在获奖感言中反复提到的“感谢文学这一亩三分地”，是文学给了他乐趣，给了他生存的希望。在北京作协发出的杰出贡献奖候选人名单中，我注意到有史铁生和刘庆邦，好像还有一位，我记不清了。刘庆邦跟我是多年的朋友，他从煤炭系统调到北京作协搞专业创作，自然增加了北京作家群的亮点。我跟史铁生不熟，甚至不认识，但非常熟悉他的作品。可以这样说，文坛上有史铁生的存在，仿佛是一种文学精神的存在，有了他，就可以制衡那些喧嚣浮躁势力的东西。所以，我投了史铁生的票。果然，评选结果也确实如我所料。后来听说在关于终身成就奖评选时，到底是给浩然还是给林斤澜发生了激烈的争议，有些人为此还伤了感情，我感到很不安。
为史铁生颁奖的是刚上任不到一年的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铁凝走上台时，步履轻盈，笑得阳光灿烂，她俯下身子，对坐在轮椅上的史铁生耳语了一番，因为远，我不知道究竟说了什么，我想他们之间是不需要什么客套的。看着史铁生抬起头接过证书后那朴实天真的样子，我感到一股暖流涌上心头，不觉有泪水在眼圈打晃。这是久违了的文学的暖流！当即，我在一张便条上写下：铁凝为铁生颁奖。
史铁生在获奖感言中说：文学的创新是必要的，但文学也必须有永恒的东西。人们丰衣足食后，为什么还要搞文学？想必是无穷的生活给我们制造无穷的疑难，无穷的疑难给了我们无穷的思考和思考的力量。人一旦缺少了思考的力量，就难免有一天会败给电脑。同前一辈作家比，我们这一辈还是想争气的。我很高兴地看到，有一批更年轻更有希望的作家已经成长起来。史铁生的声音不大，但言语里却蕴涵着厚重，充满了真情。
那天，我与史铁生夫妇在同一桌就餐。他很随意，没有什么忌口。
今天，就是史铁生去世后的第五天，也是他六十岁生日的这一天，铁凝同样来到这里，她不是以领导身份，而是以作家同行、铁生多年的老朋友来的。她说：我是带了樱桃来的，我知道铁生喜欢吃这个。我很高兴，在我来北京工作的五年，每年我都能多次见到铁生。有一次到铁生家，闻到有烤面包的香味。铁生说那是他爱人希米刚烤的面包，你喜欢吃，就多吃点，也可以都拿走。于是，我就吃了起来。我觉得，铁生与希米的日子，是有尊严的，有情有义的。对文学人生而言，铁生是一个坚持文学的高度和难度的人。时间越久，越彰显他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他不曾以救世主的面目出现，或许他不能走太远的路，可他有一颗永久的心。刚才有人称他是伟大的作家，我想，今天用伟大这个词是需要谨慎的，但我非常同意说史铁生是一个伟大的作家。诚实与善思，对一个人是多么的重要。史铁生他做到了。这正如他的诗《永在》：“我一直要活到我能够/坦然赴死，你能够/坦然送我离开，此前/死与你我毫不相干//此前，死不过是一个谣言/北风呼号，老树被拦腰斩断/是童话中的情节/或永生的一个瞬间//我一直要活到我能够入死而观/你能够听我在死之言/此后，死与你我毫不相干//此后，死不过是一次迁徙/永恒复返，现在被未来替换/是度过中的音符/或永在的一个回旋//我一直要活到我能够/历数前生，你能够/与我一同笑着，所以/死与你我毫不相干。”
有道是“不知生，焉知死”。史铁生在延安插队的一个同学说，铁生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一九六九年一月十七日，史铁生和他的二十几名同学来到陕北延安延川县一个叫清平湾的地方插队，多年后，史铁生在《插队的故事》中写道：这日子记得清楚，永远都不会忘记。不久就过年，当然是阴历年，那儿没有人承认阳历。过阴历年，过清明，过端午，过中秋，不过“十一”和“五一”。不少人稀里糊涂地知道有个“五一”，却不知道有劳动节。我们第一回上山受苦是在大南山掏地，李卓和金涛疯狂地抡起老镢掏向山顶，不久便都像终点线的马拉松运动员，被人搀扶着安慰着拖到一边去休息。最被重视的是阴历年，不用受苦，在热炕上款盛下(即呆着)，喝米酒，吃大肉，吃油糕油馍，吃豆腐和漏粉，吃白馍和扁食——这才是过节。夜晚，家家窑前吊一盏油灯，在漆黑的山间如一片朦胧的星光。
对于知青生活，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认识。史铁生认为，有人说，我们这些插过队的人总好念叨那些插队的日子，不是因为别的，只是因为我们最好的年华是在插队中度过的。谁会忘记自己十七八岁、二十出头的时候呢？谁会不记得自己的初恋，或者头一遭被异性搅乱了心的时候呢？于是，你不仅记住了那个姑娘或是小伙子，也记住了那个地方，那段生活。
一九七一年，史铁生因腰病回到北京，从此开始长达近四十年的轮椅生活。他先在一家街道小厂工作七年，后由于小说的发表，使他走上创作的道路。他的昔日“插友”说，他们对铁生的认识或交往以他的散文名篇《我与地坛》为分水岭。之前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奶奶的星星》等小说和散文，他们很爱读，那里有他们共同的生活记忆。而从《我与地坛》后他们就不爱读，甚至跟铁生在心理上产生了隔膜。我以为，从《我与地坛》发表后，史铁生的写作已经从生活的叙述转变为对生活和生命的追问。就是说，后来的史铁生已经不仅仅是朋友们中的作家了，而更是作家中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二○○二年八月二十七日，北师大教授刘锡庆在《文艺报》撰文，说史铁生因为散文《我与地坛》的发表，“他已经攀上了当代散文的颠峰”。为此，我发表了不同意见，以《当代散文的颠峰标准是什么》为题与之商榷。我的总体看法是，一个名家创作了名篇是可喜的，但名篇并不是没有瑕疵。水无定流，文无定式，与其说《我与地坛》登上了文学的高峰，倒不如说是史铁生文学高度和人生高度的由此开始。
我注意到，史铁生在很多的作品中，都涉及到生与死。这在当代作家中是罕见的。或许是曾经有过三次自杀的经历，史铁生在谈论死时便有了独特的感受。他说，要是史铁生死了，并不就是我死了——虽然我现在不得不以史铁生之名写下这句话，以及现在有人喊史铁生，我不得不答应。史铁生死了——这消息日夜兼程，必有一天会到来，但那时我还在。从古至今，死去了多少个“我”呀，但“我”并不消失，甚至并不减损。那是因为，世界是靠“我”的延续而流传为消息的。也许是温馨的消息，也许是残忍的消息，但肯定是生动鲜活的消息，这消息只要流传，就必定是“我”的接力。
是的，史铁生的离去注定是一种死亡的消息，但也是一个永生的消息。就在追思会进行时，从天津某医院特地赶来的主治医生告诉大家一个生动鲜活的消息：去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凌晨史铁生去世两个多小时后，一辆装载着史铁生肝脏的医护车风驰电掣般驶向天津。早晨八点钟，肝脏移植手术开始，下午三时手术结束。今天，这个得到史铁生肝脏捐助的三十八岁的小伙子已经能够下床了！
一月四日，平常而又永生的一月四日。让我们记住这一天吧，这一天，六十年前一个伟大的生命诞生了。六十年后，又一个不朽的生命已经开始！对此，人们报以热烈的掌声。这掌声不仅是献给一个名字叫史铁生的中国作家的，这掌声也是献给一个叫史铁生的中国公民的。
我们不会忘记臧克家先生的诗句：有的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可他还活着。对于史铁生，有的人说，史铁生的存在，代表着文学的良心。也有的人说，史铁生实现了文学与生命的完美结合。还有的人说，在高楼大厦已经非常拥挤的今天，我们还能隆重地怀念一个作家，说明我们这个民族仍然是一个充满理想的民族。而史铁生则说，人可以走向天堂，不可以走到天堂。最后的祈祷是爱的重逢。
史铁生，我们的好朋友，此刻他就在我们中间。他还是那样微笑着，面对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