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每个地方的马铃薯的味道都是不一样的。它在什么地方生长，就和那个地方的气息融到了一起，然后变异，因而马铃薯的品种之多，让植物学家们为之挠头。
马铃薯的名字太丰富了，好像还没有一个农作物有如此复杂的“笔名”。山东叫地蛋，云贵称洋芋，广西叫番鬼慈薯，山西叫山药蛋，安徽又叫地瓜，东北各省多称土豆，广东人叫薯仔。我的家乡在苏北泰州，和上海人一样叫它洋山芋，我们把红薯叫山芋，马铃薯是舶来品，加“洋”前缀，自然。国外怎么称呼它，我现在无力去考证，但按照马铃薯随性生长的适应能力，它在国外也会有其他的叫法。
1978年我开始接触现代文学史，知道两个著名的文学流派，一个是山药蛋派，一个是荷花淀派，荷花淀派以孙犁为代表，山药蛋派以赵树理为代表。他们的出现改变了现代文学史的农民形象，尤其是赵树理的一系列小说给我们塑造了一些欢乐的喜剧农民形象，比如小二黑，和鲁迅笔下的闰土、祥林嫂、阿Q是不一样的。赵树理的出现，改变了现代文学的生态，原先在启蒙者笔下被启蒙的农民，有了喜悦的表情，有了正面的时刻。很喜欢山药蛋派的质朴和诙谐，但不知山药蛋是什么样的植物，满以为山药蛋也和荷花一样招人爱怜的，等有人告诉我山药蛋就是土里土气的土豆，就是长相笨笨的马铃薯，还是有些失望的，但现在想来，当年为山药蛋派命名的人真是有才，山药蛋的质朴、深厚、皮实、实用，和赵树理们的小说太吻合了。
后来又在汪曾祺的文章里读到了马铃薯，他在一篇题为《马铃薯》的散文里，写到他与马铃薯的故事，老先生被打成右派后下放到张家口的沙岭子农科所，居然画成了一本《中国马铃薯图谱》。他自己认为这是他一生中“很奇怪的作品”，遗憾的是在“文革”中毁了。怎么毁的？不知道，或许有人悄悄收藏了，现在拿出来，献给现代文学馆，功德无量。
汪先生爱花鸟鱼虫，他写的那篇《葡萄月令》，写出了葡萄的生命和性格，是爱的美文。他对马铃薯也是充满感情，他说，“我对马铃薯的科研工作有过一点很小的贡献：马铃薯的花都是没有香味的。我发现有一种马铃薯，‘麻土豆’的花，却是香的。我告诉研究站的研究人员，他们都很惊奇：‘是吗？──真的！我们搞了那么多年马铃薯，还没有发现。 ’”这就是汪曾祺，对生活的爱意不放过一个角落。
我对马铃薯的好感和关注也由此产生，一个人影响一个地方的名声，一幅画张扬一处风景，一篇文章影响一个人的口味，是常有的事情。我后来有机会吃到各个地方的马铃薯，有意识地品出各个地方马铃薯味道的差异，也知道好几处都说自己是马铃薯之乡。我印象是这样的，山东的宜做成土豆丝，东北的适合乱炖，西北的烤着吃，香。评论家阎晶明带我到大同吃过那里的山药蛋，烤炒炖煮，都有嚼头，让我对山药蛋派增加了更直观的认识。
这一次来到西吉，作家季栋梁告诉我们：西吉有三宝，我好奇问：哪三宝？他说，洋芋、土豆、马铃薯。大家哄堂大笑，我没有笑，我觉得这貌似笑话的民谣里，混杂着西吉人的自豪和苦涩。西吉就是张承志笔下西海固的“西”(海是海原，“固”是固原)，张承志笔下的西海固贫瘠而强悍，血性而坚韧。西吉县甚至曾经被联合国列为“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区”，马铃薯成为西吉县的特产，让我对马铃薯这个普通植物肃然起敬。有学者研究证明，马铃薯从南美引入中国，对中国西部人口尤其是西北高寒地带人口的繁衍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明代以前，西海固这里的人口是非常稀少的，因为没有食物，不能种植农作物，人难以果腹，生存和繁衍自然是困难的。而马铃薯的出现，让西部山区寒带的人们有了生存的可能。西吉被称为“苦甲天下”，是中国西部最贫穷的地区，马铃薯成为西吉人的三宝，可见对他们生存的重要之重要。
让人想不到的是，西吉还是全国第一个被授予文学之乡称号的县，这里的文学创作异常活跃，形成了颇有气候的作家群，西吉籍的作家获过鲁迅文学奖、骏马奖、春天文学奖、冰心文学奖，这马铃薯之乡居然是文学之乡！为什么？只是贫穷吗？贫穷不是出作家的理由，很多贫穷的地方没有文学，很多富庶的城市作家辈出。我隐隐地想起了那个山药蛋派，西吉的作家是马铃薯派吗？记得2004年评春天文学奖时，王蒙听说青年作家了一容是东乡族，来自西海固，他顿生敬意，他说，在那样的环境写小说，难得。了一容肯定是吃土豆长大的，果然，我在一篇文章里看到他对马铃薯心存感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