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的中国》，袁伟时著，汉唐阳光2012年10月出品。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学校。读书、教书、写书，就是一生。这部书是过去几年成果的一小部分。
生活在当代中国，在历史海洋中遨游，老是感到昨天和今天、传统与现实、新与旧纠缠不清。死的拖住活的，过去吞噬现在。
历史一再回到原点。法治，个人权利，自由，市场，金融，民主，宪政，选举，公开的政治……没有一个是新鲜词语！现在争论得不可开交的问题，与百年前几乎一模一样。
摆开世界地图，那更是人家在17、18世纪解决的课题，现在已成为那里小学生的常识。即使在中国，那也是19世纪的老话题。
路难行。但江湖热闹非凡！当令时鲜是三皇五帝是宪政始祖，回到传统，“从西方解放出来”，就有自由！
王国维先生百年前说过：“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国学丛刊》序)。过去和现在被一些人奉若神明的观念，有多少不是来自西方？自己的脑袋自己用，强制无效，聒噪烦人。这世界，人分三六九等的时代过去了。宜人的是多元世界，各说各话，各适其适，自由交谈。
中国要完成社会转型和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关键在观念转变。观念一变，地广天宽。
但是，积习根深柢固，告别过去，绝非易事。因缘会合，现在的国家机器，要转变为公开的服务型的政府，同时要让自治组织生长起来，过程必然非常漫长和艰巨。不过，形势比人强。社会矛盾尖锐，公民监督无所不在。变与不变，利害得失，不待蓍龟。
小百姓冀求的无非是自由说话，自在生活。那么卑微，那么平实，不损害任何人的利益。
苦难的过去，理应换来宽舒的未来。引颈以望，还要多长时间呢？
就以学术、文化领域来说吧，积重难返，告别昨天，实在艰难。
“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尽管“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但自古以来，总是知者为师，有知教无知。1950年，笔者这批年轻人进入大学念书以后，事情却颠倒过来了。不知学问为何物的青年学子，慢慢成了老师望而生畏的一群。先是1951年教师“思想改造运动”，无知无畏的学子奉工作组之命组成小组，分别“帮助”老师——根据工作组的指令指责被帮者这里那里检讨不深刻；进而被领导“发动”放肆评判、攻击老师的学术全是“封资修”！
那年头岂止斯文扫地！原有的清洁工人忙于“革命造反”，不屑兼顾本职；忝为“三反分子”，鄙人每天的职责之一，是和中山大学副校长、著名化工专家、民盟广东省副主委罗雄才教授合作，代替工人阶级，一日几次清扫中大小礼堂地下的男厕所。“文革”后期，工农兵要“上(大学)，管(大学)，改(改造大学)”了。哲学系有位“工农兵学员”(注意：是学员不是学生)公开说：“臭老九，老子根红、苗红、全身红！”我辈九爷虽然恩准继续教书，但为工农兵服务，接受工农兵再教育，早有明训。于是，“老九”洗耳恭听接受教育之余，“老子”毕业离校，为他们清扫宿舍是不可或缺的服务。满眼是垃圾、折断的床板、散架的桌椅，床底下、桌椅边还有长了毛的剩饭、剩菜、馒头！这是受过教育的人住过的地方吗？
从学理上说，历次运动的所谓批判，都是“无知批有知”(1951～1975年任中山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的冯乃超的名言)。
“文革”结束35年了，“专家”、“人才”似乎香气洋溢，争相罗致。亦真亦假，引人深思。
“听话，出活”！合乎这个著名的规格，荣誉、金钱会接踵而至。要是桀骜不驯呢？
说到底，在某些官员眼中，知识人仍然是工具。好用，自然奉若上宾。若果不识相，真的认为人人平等了，后果就自己兜着吧！
“官大学问大”，戴上乌纱的学生明明暗暗斥责、禁制老师的现象司空见惯。消除“无知批有知”的现象前路漫漫！
“创新国家”、“繁荣学术文化”的口号声震天价响。不言而喻，创新就是超越前人，言人所未言，其中包括超越大小官员原有的知识储备。假如当代知识人像孔子那样声称“我就是当代文化的代表！”(孔子：“文不在兹乎！”《论语·子罕》)或者像释迦牟尼那样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说：“天上天下，唯我为尊！”(《长阿含经》第一卷)那些领导者们受得了吗？可是，没有藐视陈旧、胆大包天的气概，哪来世界一流的学术文化？又怎能出现比孔子和释迦牟尼更加伟大的历史人物？当理应肩负创新重任的大学和知识阶层奴隶心态尚未消退，谨小慎微，不能想说就说、说错了也不怕，一切都是海市蜃楼！
沉重、复杂的告别。唯愿社会转型步伐加快，企盼豁然开朗的一天早日到来！
字字句句，都是自己劳作的果实，要变为一部书了，自然有些感触。于是写下这些话，权充自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