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由北京大学影视戏剧研究中心联合《电影艺术》杂志社，在北京大学举办了电影《1942》学术研讨会。随后，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也邀请青年学人举办电影《1942》的讨论会。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电影的人文价值、艺术水平和思潮意义进行了探讨。
深度的拷问？
中国电影资料馆副馆长饶曙光结合当下电影市场的舆论化、低俗化和暴力化问题，认为“娱乐化的趋向让中国电影在某种程度上又回到一种很杂耍的世界，而人们正呼吁有思想深度，有历史意识，有反思作品的出现”，《1942》的出现预示着国内电影市场的接受度在扩容，这不仅为有价值、有思想深度的电影提供很好的参考借鉴价值，还对于中国电影从大国走向强国提供一定的启示意义。
青年学者王磊对影片的历史真实性和文化意义提出了质疑，他认为：《1942》在一定程度上是忘记了历史的历史，更不是真正的悲剧。他举例说，在历史事实方面，影片也完全忽略了在当时的中国除了严酷的沦陷区国统区，还有一个正在开创的新的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的区域——广大的抗日革命根据地。
史诗的展示？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章柏青认为，以往史诗片都是通过一个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历史事件，来讲述革命胜利的必要逻辑及其方向性。《1942》则直接切中灾荒这段历史，放弃传统的创作方式，将小人物的命运和生存状态作为主线，“实际上是通过这一场灾难，把当时整个社会的紧张深刻再现出来。”让观众对饥饿以及由饥饿产生出来的政治、经济，甚至是国际上的动态都谱写出来。
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教授钟大丰认为“情节剧的逻辑是情感，叙事规律是人物和人物的行为推动叙事，而历史剧的逻辑是历史观和基于特定历史观的关键史实的再现”。在他看来，冯小刚通过关心灾害和社会政治结构之间的关联来搭建史诗感，但以东家和蒋介石为主的两条叙事线索存在相互打架的问题，造成电影在情节剧和历史剧两个类型之间的摇摆不定。
人性的挖掘？
北京大学影视戏剧研究中心主任陈旭光从人性的挖掘层面分析了该电影凸显的现代性价值：一是反思国民性的鲁迅式启蒙精神，重塑族群记忆，打造公共话语空间；二是回到个体生命的感性生存。因此，影片在对各个层面人物的 “谋取和批判”中，呈现了一种对感性文化的重视：饱食作为最感性的事物放置在现代背景下，是一种对个体生命权利、对生存权的极大呼唤和尊重。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王海洲也认为电影《1942》是一部普世情感和个人风格融合较好的作品，总体上展现出对民族悲伤历史的温暖情怀。首先，电影对人的命运很关注，这对轻视个人，让国家利益高高在上的姿态是一种疏离。其次，冯小刚导演继承着王朔的怀疑眼光，这样的态度投射在记者白修德身上，成为导演的自我指涉，也成为灾难的外来介入者。
学者卢燕娟认为，这部电影更多地是在从事解构和消解，但是这种解构是抽象的，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抽象的政治权力的腐败，而对一些更具体的事实，真正属于国民政府这个政权内部的问题其实没有触及，比如军阀割据的性质。冯小刚的确也在通过细节挖掘人性的价值，比如花枝出卖自己之前，叮嘱儿子拿着牌位，记住自己的老家；比如拴柱拒绝日本军官用馒头换风车，最后牌位丢了，风车也碎掉……这似乎可以解释一个旧中国的倒掉，但是事实上不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当冯小刚抽掉真正的历史批判的时候，电影变得没有说服力了。
青年学者包新宇从艺术传播的角度，提出了几个问题。一是导演想传递的思想和艺术理念，比如人性的逼仄和温暖，是否完全被观众理解和接纳。二是艺术的真实是否反映了历史的真实？第三个问题是不同年龄的观众或者学者，他们对影片当中展现的这种历史现实和人性的挖掘，是否认识是一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