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时代与社会的必然产物，它以时代与社会为条件而产生并存在，尽管它有自身的内在规律与元素，但它必须在时代与社会的环境、条件与运动等诸多元素的共同作用之下，才有可能产生与当时社会相符合或者相适应的文学的特殊风格和独特个性。文学的发展过程，必定是一个融入时代与社会的诸多元素和动力的孕育生成过程。
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发展的原因有很多，既有外在的社会与时代作用，也有内在的文学发展的自身规律，但世界上任何事物的发展与变化，只有具备内因与外因相互作用的外部环境与内部条件，才有可能产生其进化的必然结果。文学是时代与社会的必然产物，它以时代与社会为条件而产生并存在，尽管它有自身的内在规律与元素，但它必须在时代与社会的环境、条件与运动等诸多元素的共同作用之下，才有可能产生与当时社会相符合或者相适应的文学的特殊风格和独特个性，并在当时的时代前进中发挥其不可替代的社会作用，而且以此为生存条件而存在下来。鉴于此，文学的发展过程，必定是一个融入时代与社会的诸多元素和动力的孕育生成过程，它必然承袭着时代的基因，铭刻着社会的烙印。中国二十世纪百年文学发展的社会动因，大概可以从六个方面来归纳和解读。
中国有史记载的五千年的文化与文学，不仅将中华民族从荒蛮愚昧时段带进了文明时代，创造了中华悠久灿烂的文明，而且为整个人类的文化与文明的产生与进步做出了功不可没的重大贡献，也对构建世界文学艺术的辉煌殿堂确立了不可磨灭的伟大建树，这既是中国的文明史，也是世界的进化史。秦汉的散文，春秋战国的哲学，唐代的诗，宋代的词，元代的戏曲，明清两朝的小说，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文学骄傲，也是整个人类文学的巅峰之作。易学的世界潮流，玄学的世界潮流，儒学的世界潮流，老庄哲学的世界潮流，红学的世界潮流，都是大中华文化、文明和文学的深远影响与恒久辉耀。中国二十世纪的文学，就是在中华民族如此博大和深阔的文化氛围与文学基础上延续并拓展而来。这是中国二十世纪百年文学得以辉煌发展的第一动因，也就是历史的、民族的、血统的深刻因素。
中国古典文学发展的惯性推力，在十九世纪末期和二十世纪初期，中国正处于民族革命与社会变革的矛盾剧烈运动之中，在这种双重力量的交汇与作用之下，中国现代文学应运而生。鸦片战争的枪声与炮火，初步惊醒了中国各阶层的民族精英与部分清朝官吏，龚自珍等人便是其中的优秀代表人物。中日甲午海战的失败，激发了广大民众，特别是资产阶级民主爱国阶层，他们一致将心机与期盼转向投放于文学的社会革命担纲。黄遵宪、章炳麟、康有为、梁启超、邹容、陈天华和秋瑾等发起并实践的诗歌革命、小说革命进而扩展为文学革命的一浪高过一浪的思潮与运动，在戊戌政治改良运动和辛亥资产阶级革命的社会变革大潮浪推动下，直到五四运动取得胜利，终于完成了古典写作向白话写作的全面转折，开启了现代文学的崭新风帆，特别是确立了现代文学的政治性、革命性和战斗性。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文化大革命，直到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社会革命以及主导时局的政党，始终对文学的进步发出了一轮高于一轮的吁求与指令，同时也对文学与时俱进地配合与适应社会革命的形势与实践，创造并提供了极其有利于主流文学急速跟进的社会环境与创作氛围。这是中国二十世纪百年文学持续快速发展的第二动因，也就是时代的、社会的、实践的决定因素。
社会革命不论其成功与失败，但必定引起社会阶级、阶层、领域以及体制与机制发生不同性质、不同程度和不同界面的更动与变异，在这种剧烈与缓和、整体与局部、表层与潜在的幻变或进化过程中，文学同样会产生相应的量变与质变。从鸦片战争到五四革命，文以载道的传统思潮由倡导到兴盛，白话文从萌生到全面推行，缘起于革命的不断深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是中国二十世纪最为残酷、惨烈而又壮丽、辉煌的历史阶段，创造并谱写出中国现代文学的大起步、大繁荣和大辉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历经文化大革命，迈进改革开放和商品经济与市场秩序的全面构建，中国的社会结构进入前所未有的复杂而又完整的历史时期，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商品文明，后现代社会文明；私有经济，集体经济，国有经济，商品经济，资本股权经济，后现代社会化经济；原始自然生态模式，计划调控生态模式，市场支配生态模式；个人主义思潮，自由主义思潮，伙伴主义思潮，团队主义思潮，社会主义思潮，拜金主义思潮，共产主义思潮；自我中心，团体中心，社会中心，理想信念中心，宗教信仰中心；思想多元，观念多元，理想多元，文化多元，道德多元，行为多元，信息多元，经济多元，宗教多元，信仰多元，机制与体制多元，经济与发展多元，生活与准则多元……整整半个世纪以来，新的意识，新的思潮，新的机制，新的体制，新的生活，新的精神，新的风尚，新的面貌，还有新的印象和新的象征，纷纷扬扬，激激荡荡，给新时期文学吹拂并注入了无穷无尽的鲜活生力与能量。这是中国二十世纪百年文学变革创新发展的第三动因，也就是变革的、创新的、进化的关键因素。
中国二十世纪的社会革命与政治运动接踵沓来，国内阶级冲突与战争纷起，边界争端与军事对弈不断，而且文学始终推置于社会潮流与军事对垒的风口浪尖，使它一直成为知识分子和上层人士的关注焦点，也长期牵动着各阶层群体与人民大众的兴奋视野。五四运动前后，由于社会各阶层以及广大民众对于中华民族的前途与命运的聚焦与忧患，当时的革命文学理所当然地成为社会和民众的第一精神需求，这引发了主流文学的第一次高潮。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是中华民族存亡与人民解放最为危机的紧急关头，一切爱国阶层与人民大众，关注民族的解放与国家的强盛甚至超越了个人的生命，从而缔造了文学遍及一切地域和各个社会层面的真实神话，将现代文学由兴起立即推向全面鼎盛。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虽然历经三年抗美援朝战争和转瞬即逝的中印边界战争，但人民与政党共同立志于在短期内富国强民，充满着革命的理想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思想情怀，同时也实践着艰苦奋斗改造河山的壮志豪言，并且将文学视同为凝聚思想与整齐步伐的催化剂和冲锋号，不仅创造了主流文学的遍地开花，而且实现了文学的极度大众化、通俗化和民间化，同时也掀起了当代文学创作并参与社会意识形态的历史高潮。文化大革命期间，真正的文学基本枯竭，但是八个样板戏以及几本长篇小说和大众化的诗歌，其传播的广泛与受众的普遍却是空前绝后的。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社会阶层和民众的关注热点始终是经济的发展与商品的丰足，尤其不渝地追求着个性的张扬、生活的幸福和行为方式的自由开放，对文学的精神需求逐渐地转向其商品功能开发利用与娱乐休闲功能尽享，于是便呈现了文学的泛世化、媚俗化和庸劣化趋势。随着百年社会的变迁，人民群众对文学的精神需求、审美愉悦、教化启迪等享用与消受，是同时代与社会的发展和变化而提高与改变，从而对不同内涵的文学的发展和繁荣，事实上始终寄予着持久不变的吁求和守望。这是中国二十世纪百年文学久盛不衰发展的第四动因，也就是民众的、需求的、制导的引力因素。
文学创作与发展的本体因素是作家。作家首先是自然生态中的人，社会生活中的人，思想意识中的人，精神境界中的人，个性操守中的人，然后才是文学中的人。存在决定意识，也就决定着作家，从而决定着文学。因此，作家的家庭出身不同，生活环境不同，社会阅历不同，阶层地位不同，事业追求不同，文化素养不同，个性品德不同，人生境界不同，文学作品才会像社会生活一样丰富多彩，万紫千红，璀璨斑斓。在中国二十世纪的百年文学中，时代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作家，不论他们坚持什么主义，信奉什么思潮，崇尚什么流派，操守什么文学主张，从事什么文体写作，只要他们为时代、为社会、为民族、为读者进行了问心无愧的精神创造和灵魂拷问，都应该而且必然进入百年的文学史典和人物长廊，受到社会和人民的认同和褒扬。纵观百年文学发展历程，几乎在每一个历史的阶段中，都有成百上千的作家因为社会的或者个人的某种原因，从而受到政治的迫害、肉体的摧残和心灵的煎熬，甚至有不少人蒙冤受屈，有不少人被杀头坐牢，有不少人被无辜殃及或者株连蒙难，但其中绝大多数人为了文学而不昧良知，不失人格，不改初衷，不放弃自己坚守的信仰和真理，坚持探索，坚持创新，坚持文学的自身规律与审美价值，甚至为文学事业奉献了个体的全部心血智慧和生命烛照。这是中国二十世纪百年文学薪火绵延发展的第五动因，也就是创作本体的、精神的、信念的重要因素。
二十世纪的中国，与二十世纪的世界一同走过，整个人类共同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共同认知并接受了工业革命思潮、社会主义革命思潮和后现代化社会思潮，共同见证了两次空前的世界大战及无数次大大小小的局部战争与炮火，共同体验了无数次天灾人祸造成的毁灭性打击与衰颓性磨难，共同缔结了相对的世界和平与永恒的辉煌文明。中国没有脱离世界大潮，世界革命与进步也不能缺少中国，和平如此，文明如此，文学作为文明的一个组成整体亦如此。早在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的思想革命、文化革命、文学革命乃至社会革命，都直接受到世界先进思潮的深刻影响与强力推进，因而不仅在数千年封建社会的土地上萌发了，而且获得了成功与胜利。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乃至共和国的前二十多年，中国的文学发展整个进程中，都浸润着外国文学特别是苏联和法国文学的浓郁气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后进入新的历史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化，思想解放运动的纵深拓展，国家对外交流的路径从开放到全面张敞，世界的文学思潮和优秀作品潮涌而来，极大限度地冲击并解放了长达数十年之久的主流文学独统局面的文学格局，迎来了整体文学生态的均衡、全面、系统地大发展、大前进和大繁荣。这是中国二十世纪百年文学全面整体发展的第六动因，也就是世界的、民族的、融会的创新因素。
(选自2012年8月江苏人民出版社《大中华二十世纪文学史》第三卷第十篇结语第一章，本报有删节。修编委员会主任杨昭光、张俊彪，主编张俊彪、郭久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