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字、读书、写文章，是每一个人在接受教育时必须要经过的过程。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就是说，写文章是一个人乃至一个政权、一个国家的大事。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很多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变革，往往是同文章的变革联系在一起的。有什么样的文风，就有什么样的社会风气；反之，有什么样的社会风气，也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文风。
在中国历史上，文人历来是被重视的，不然就不会有“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了。尽管文人也曾遭受过“焚书坑儒”的血洗，以及各种“文字狱”的清算，也正因为如此，更加证明文人的厉害。文人的厉害，实际是文人所做的文章的厉害。文章是由文字组成的，若把文字单一的排列开来，意义不是很大，一旦组合起来，就有了平仄韵律、虚实结合、思想奔流。大凡经典文章，一定是做到了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光讲形式，不讲内容，是空洞的文字，是架子花；光讲内容，不讲形式，是无声的僵尸，是流水账。
中国汉字从古文到白话文经过了漫长的时间，白话文发展的一百多年，使中国最普通的公民都有了接受初等或中等教育的可能。如果说古代的科举考试，一直沿用的是文言八股文，那么，自从有了白话文之后，就没有了八股文了吗？这显然是不对的。早在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期间就曾发表了著名的《反对“党八股”》的演讲。 这篇讲演阐述了党八股产生的历史渊源，指出它是“五四”运动积极因素的反动，也是“五四”运动消极因素的继承和发展；讲演历数了党八股的八条罪状： 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的放矢、不看对象；语言无味、像个瘪三；甲乙丙丁、开中药铺；不负责任、到处害人；流毒全党、妨害革命；传播出去、祸国殃民。演讲还深刻地揭露了党八股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本质，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宣传工具和表现形式，是一种低级庸俗的形式主义方法。长此以往，其危害将会是使革命精神窒息、害党害国。
当前，中央号召要“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这决不是简单的一时的政治需要、应景需要，它需要的是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新闻从业人员要长期不懈的坚持，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它直接关系到人民对党的信赖问题，甚至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地位问题。我们注意到，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领导同志以身作则，自觉做到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如取消过去的各种豪华的规格、待遇，发言减少程式套话、罗嗦话，有相当多的汇报禁止书面宣读，各种会议文件都大幅度的减肥，领导出席庆典仪式以及题词、剪彩活动被取消等等，这些举措非常的深得人心。
具体到文风的改变，不同的媒体、载体有不同的方式。我以为，文风的改变，要从两个大的方面考虑。第一，是思想的改变。刘云山同志二〇一一年八月十五日在《求是》杂志上曾撰文指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承担着宣传群众、动员群众、服务群众的庄严使命，本质上就是群众工作。在指导思想上要进一步树立群众观点、强化群众立场，在工作内容上进一步反映群众愿望、满足群众需求，在思想作风上进一步增进群众感情、拉近同群众的距离，回答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问题，使我们的工作获得最广泛最可靠最牢固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特别很多媒体、出版行业也开始逐步进入产业化运作后，经济利益的需要逐渐占了上风，很多报刊、电台、电视台为了吸引眼球，往往不顾文字、节目的质量优劣，一窝蜂似的全部充斥到各个角落。譬如，各种虚假广告的宣传泛滥，各种评奖的泛滥，各种歌舞晚会、相亲节目的泛滥，各种相同题材的电视剧泛滥等等。这些内容，表面上是做到了与人民大众的共鸣结合，实际是对人民大众的戏耍与愚弄，从这里几乎看不到有多少理想与精神的提高。如有的所谓的文化学者，在不遗余力地抛掷出许多新思想，借古讽今，把封建皇帝、佞臣宦官捧上了天。第二，是文章内容和形式的改变。前面我已经说过，大凡好的文章，一定是做到了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一个写作者，内容选择什么，主要取决于他的世界观。如果你的心里想着基层，贴近老百姓，你就会从生活中发现细节，找到鲜活的素材。那么，有了好的素材，就一定会写出好的文章吗？不一定。这就有一个写作形式和技巧的问题。有道是水无定式，文无定法。我们必须承认，写作是有天赋的。但我们也不能过于迷信天赋，只要方法得当，经过勤奋的探索实践，写作的形式和技巧也还是可以熟练掌握与应用的。当然，文章写的好不好，最终要由读者来检验。多年的评奖证明，往往读者喜欢的文章，也恰恰是内容和形式把握最好的文章。
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一成不变的是长期坚持的信心。但我们也要根据实际情况，在发展的动态中进行“走转改”。那种僵硬的一味的等领导先做指示再行动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只有在思想和行动上自觉的“三贴近”才能真正地让人民满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