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的事，入门容易的，深造就难；入门难的，深造就容易。若这真是个规律，那么，写随笔就是这样的，入门容易深造难，或者说，会写的多，写得好的少。
入门容易，是因为它这个名称，就让人放松了警惕。小说，作者不能说写得小一点就行了；散文，更不能说写得散一点就行了；诗歌，更不能说写得诗一些就行了，说了跟没说一样。偏偏到了随笔这儿，不管是老师，还是课外的导师，常常会很随意地说一句，随笔嘛，随意一点就行了。好像这么随意地一说，就是一篇随笔似的。
现代意义上随笔的老祖宗在英国，看看兰姆的《伊利亚随笔》就知道，这样的说法，是望文生义，几乎可说根本不知随笔为何物。兰姆的随笔，题材固然是无所不包，但其写法，是何等的严谨，哪里有一点随意的迹象。
随笔最为重要的，不是题材的“整”与“散”，也不是结构的“严”与“松”，而在其笔调上，笔调是随笔的笔调，写的就是随笔，若不是随笔的笔调，不管叫什么，都别叫随笔。有时候，叫小说反而是一种遮掩。在所有的文学概念里，最难说清的，恰是这个笔调。我想到了两个词，若说清了，笔调这个概念也就说清了。
一是调儿。老师起歌的时候，先唱一句，然后，不好意思地一笑，说起高了。再起，低了点，就能跟上唱了。这只是调儿的一种，还有一种调儿，是感情的调儿，欢快的还是忧伤的，一唱就要唱出这个调儿。名唱家所以可贵，就是他能唱出独有的那个调儿。
再一个是德行。不是给学生做操行评价里的德行，是北京人说到什么人的时候，很轻蔑地说一声“德行”的那个德行。比如，街头一个年轻人走过，有人叹口气，说一大堆，旁边一位老者搭上腔，一开口便是：“说他做啥，就那德行！”说白了，就是一种不怎么良好的习惯，已然化为一种品质，做什么都带着那个劲儿。
看现代文学名家作品多的人，就会发现，凡是有大成就的人，都有自己的笔调，而表现他们笔调最明显的作品，则是他们写的那些随笔。杂文具有许多随笔的特质，鲁迅的文学功底深厚，文字表达能力特强，晚年写杂文甚多，显现的笔调特征也最为明显。只是他的政论色彩强了些，刚劲过之，柔和不足，可谓杂文的典范，却不能说是随笔的正路。郁达夫的随笔，那真是意到笔到，挥洒自如。徐志摩的随笔，每多上乘之作，这要得力于他的性情好、心态好，写的时候，贯注着一种温情，读来自然通心底儿愉悦。若不懂笔调，或是不顾
笔调，只是蛮横地写下去，以为是随意用笔写的，自然不是好的随笔，没有不丢人现眼的。
严格地说，一个作家，就是有了一贯的笔调，写每篇随笔时，也要有它的笔调，有它的德行。举例来说，鲁迅的《风筝》是哀伤的，胡适的《差不多先生传》是婉讽的，龙应台的《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是愤懑的……这些文章的笔调，都与作者所要叙述的事理，所要表达的意象和谐一致，同时，也显现了作家独特的笔调。
那么，怎样才能写出自己的笔调呢？这个问题是最难回答的。答案只有一个，就是“敬慎”二字。这是看一篇谈书法的文章悟出的。梁漱溟先生是一位著名的学者，也是一位著名的书法家，别人向他讨教写字的经验，他说，每执笔唯谨记“敬慎”二字。用在写作上就是，每执笔，一定要记住认真二字，不敢存丝毫的轻慢之心。
能不能再具体一点？仍举个书法上的例子。启功先生是一位大大有名的书法家，有人向他请教写字的诀窍，他说：“行书宜当楷书写，其位置聚散始不失度，楷书宜当行书写，其点划顾盼始不呆板。”行书是活泼的，楷书是规矩的，行书里掺杂了楷书的笔意，看起来既妩媚又端庄，品格自然也就更高了。反之亦然。
把这两个书法家的话合起来，写随笔绝不能操随意的心，反而应当更其敬慎；要有自己的笔调，但这一笔调的体现，不妨借用他种文学的笔法，作自由自在的表达，比如，以小说的笔法写出行为对话的活泼风趣，以政论的笔法写出见解的超凡脱俗。
究竟该怎样处置，空口说了不算，最重要的是，多多练习，多多琢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