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瑞安是中国文坛的传奇人物。1954年出生于马来西亚贫寒人家。小学四年级即已创办“刚击柔致道”结义19人，文武并修。
1974年负笈赴台，以一介侨生，不过5年工夫，成立“神州诗社”，出版多种刊物，有社员近四五百人。
代表作《四大名捕》系列等。
编者按：
温瑞安不仅擅长撰写武侠小说，而且还擅写其他文学形式的文学作品。本版与温瑞安“大侠”取得联系，并得到授权刊发其最新创作的散文、随笔和武侠小说。
以前我写武侠小说是为了兴趣，写作对我而言，是一种娱乐。世间有多少人能当工作就是享受，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想来，我真幸福，从八岁开始发表第一首诗起，五十年来如是，其他的事，都是馀绪。
可是，撰写武侠小说却增添了一种意义，那就是“信念”。我相信“侠义”。人间也有侠。我无意要考据、引述什么经典、古籍中对“侠”或“侠士”的阐释，因为严酷的法制约束和腐迂的儒家文化压抑曲解下，“侠”的真正意义已完全变质。侠变得一点也不变貌、变形、可爱了，侠变成了暴力与血腥、庸俗与浮夸、流氓与性结合。这是可悲的。因为任何一个民族没有了侠情，就失去了虎虎生风、霍霍有力、充满原创性的生命力，而任何一个社会没有了侠行，就为腐败、卑鄙、虚伪与机诈所盘踞。侠的存在本来是为了要激浊扬清，侠的活力是要化腐朽为神奇，侠是大时代里的志士，小社会中的仁人。对侠或扬或抑，那是古代之儒者的说法，也是今之学者的解读。我心目中的侠只是：“在有所为与有所不为间作明辨大是大非的抉择”、“侠是伟大与同情的结合”、“侠是知其不可为而义所当为者为之……”诸般意义，如此而已，如是奉行。
是以，侠不是好勇斗狠，不是不择手段，不是比武决斗，不是罔顾法纪，更不是个人英雄。侠是优雅美学，是打抱不平，是伸张正义，是悠然出世，也可以浩然入世。“侠”不仅见存于古代，而且也一样极需于现今，“他”可以是本着良知的记者、医生、律师、店员、教师、工友、商人、路人、艺人、编辑甚至性工作者和微博控，乃至屠夫、相师。侠，根本就是民间。侠，一直都活在人民心里。
是以我写“布衣神相“故事。开始写这个系列的时候，大约是1981至1983年“流落”香港间，恰好是我在台“蒙冤”，往来新、马、日、韩，居无定所，天下虽大，无地可容之际，难免有些失意，但在写作“布衣神相”的题旨上，依然没有改变我的信念。知命而不认命，相由心生，心随相转，祸福相依，吉咎一体，出世精神，入世事业，梦幻空花，此身不妄。到头来，凡我过处、去处，都成了我他日居所、遨游、发展之地，都与我别有一番因缘际会，真是自寻快活，不怕烦恼，梦里真真，开花成果。如果有命运，那么，面对和创造命运吧！
尽管我一向都认为武侠可以与文学结合，正如诗与剑交融时能自放光华，也认为通俗决非庸俗，是一种不俗，一种美德，虽然伟大的不一定能流行(通俗)，但极伟大的必然流行(通俗)——姑毋论是谁的大作，只怕都流行不过唐诗、宋词、水浒、三国、红楼、西游吧？他们都“流行”了千百年了，而且都能极通俗，不是能朗 朗上口发人深省，就是文笔流丽曲折离奇。我的小说从来不企求有学问的“大人先生”们缪夸高誉，只求写给跟我一般的“平民百姓”看的。开始写这个系列的时候，大约是1981至1983年间，恰好是我在台“蒙冤”、“流落”香港，往来新、马、日、韩，居无定所，天下虽大，无地可容之际，难免有些失意。我一面感到汗颜惶悚，一面又无比兴悦自豪——这感觉要远比任何有识之士予以片言高论、肯定来得更振奋吾心。
得要谢谢出版社，以大魄力和大手笔，让我的作品得以“重现江湖”，把我的小说以“新姿”重现人间，使到如今还是一个“伤心快活人”的我，得以“花甲少年”桃李天下。
或许，这也合当我的命书在“皇极经世铁板神数”演算到这时际的一句箴言吧：环宇频生新事物，当思鼎故促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