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朋友谭楷写信给我，说，“我最近老在回忆读中学时读你的那些诗，我却没找到我最喜欢的那一首。是不是有‘烧茅柴，煮腊八饭，远近多少人家’这样的句子。我可能记错了，但那种苍凉的艰苦的味道，至今让我感动”。
我把原诗抄给了他，只说，今天重读，可能不是那时的感觉了。没再多说什么，因为仿佛轻轻的一击，恰是击到我的软肋上。我感到不向读者作个交代不行了。
这首诗写于1956年7月11日，题为《走敦煌》。那年春节到三门峡地质队采访，捎带听说当地正在动员移民，移民的目的地之一是甘肃敦煌。后来据此印象写了下来：
三门山上的村落，/青烟飘出山峡；/烧棉柴煮腊八饭，/远近有多少人家？
春节上哪儿去过？/到敦煌安个新家；/祁连山上白雪，/四千里路风沙。
腊月里天寒地冻，/摘不到路草山花；/生身的热土难离，/揣上黄河边黄土一把。
祁连山上的雪水，/引来也好灌棉花；/四千里路不远，/明天就装车出发。
离开了家乡黄河，/这里要拦河修坝，/好比是钢缰铁辔，/驾驭住奔腾烈马。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快成了陈年古话；/“搬一家，保千家”，/三门村告辞三门峡。
诗在《人民日报》副刊发表后，颇听到一些好评，多是认为配合移民政治任务好，形象地写出了当地移民“搬一家，保千家”的共产主义风格，云云。
都是文学圈里的人这么说，却没听听当地移民的反应。库区移民面临着离乡背井的身家大事，当然也顾不上报上说什么了。
将近三年后，已是反右派斗争之后的1959年春，我在劳改农场，又逢“全民写诗”运动的热潮，力图通过实际行动改造思想的我，改造重点之一是所谓“干预生活”被指控实为“暴露阴暗面”的写作，于是挖空心思找可以歌颂的题材，又想到三门峡移民，便凭空写了《故乡》，作为《走敦煌》的下篇：
从前说，/若问我家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现在说，/若问何处是我家，/鼎鼎大名三门峡。
坐上火车往西走，/头站西安，二站兰州；/一路有人问冷暖，/站站都有上水楼。/三天两夜来到了祁连山下，/谁说祁连山光是荒沙？/就算是荒沙，还长芨芨草，/何况党和政府关心咱！/敲锣打鼓迎进村，/一排排北房安下家——/窗上新糊的粉连纸，/巧手剪贴的新窗花；/老社员送给咱新农具，/有了农具还怕缺啥？/三尺厚的冻土磨新锨，/一指粗的麦秆试新镰，/一阵阵北风箩白面，/祁连山下安家整一年。/一声声锣鼓一串串鞭，/灯明火旺笑声欢，/岁尾年头迎贵客，/毛主席派人来探望咱。
喜听故乡的好消息，/“三门峡人”成千又上万，/全都是咱的老乡亲，/虽说从没见过面。/黄河岸上留下脚印，/又开赴九江八河边；/人数多，本领大，/“三门峡人”遍天下，/到处要用水点灯，/到处都叫山听话！
想故乡，说故乡，/提起故乡情意长，/昨天故乡在河南，/今天河西就是故乡！/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探山引水破天荒！/高山天池找冰川，/融成甘露下平阳；/酒泉泉小酒有限，/酒钢建成流铁浆……/“河西人”，胆气壮，/“三门峡人”美名扬，/要从平地建天堂，/处处他乡变故乡！
(1959年5月3日)
如果说前一首诗是把“未然”写成了“已然”，后一首索性是“想当然”了，但当时把这种一味往“好”里说的美化、粉饰，叫做“两结合”，就是“现实主义”再加上“浪漫主义”。后一首更加明显地带了大跃进的浮夸色彩，不惜信口开河，说得轻些是糊弄人，忽悠人，说得重了就是说假造假，大言欺世，伪言欺人。
我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听说了三门峡水库蓄水不久就出问题，后来才陆续了解了有关三门峡水电建设工程的分歧、争议、拍板和后果。同时也多少听说这一决策失误给广大库区移民带来后患无穷，但不得其详。我的反应是如果1956年当时能知道一些背景，就不会一片天真无保留地去唱颂歌，推波助澜。黄万里教授晚年披露了整个事情的过程真相，以及他的一贯立场，他坚持真理，直言不讳，以致为此付出后半生的代价，着实令我感动。然而，这也还没有让我把自己真正“摆”进事件中去。
2010年，前《检察日报》记者谢朝平先生因《大迁徙》一书而遭非法拘禁，这件事震撼了我，尤其是他亲自走乡串户采访了众多的库区移民，写下他们的血泪“移民史”，半个多世纪以来遭遇的苦况，这才使我悚然而惊，浑身冷汗，我该如何面对千百万饱经劫难的库区移民和他们的后代呢？
我的虚浮的诗歌，等同于睁眼说瞎话的“假大空”“瞒和骗”，不是一边在掩盖着错误决策给移民造成的灾祸，一边往他们被诬“非法上访”“缠访”“缠讼”的陷阱里落井下石么？
我是什么人，我成了什么人？说尴尬，够么？说愧疚，够么？
对比谢朝平先生的作为，我是应该向库区移民请罪的。
不管出于什么动机，一味唱颂歌会导致什么！？
希望我这个教训，能给不了解当年情景的年青一代写作者提供一些鉴戒，不要在人民群众遭灾受难的时候视而不见，甚至还在一边大唱赞歌。这样的罪愆不该再反复发生了。
2011年元旦
(本文为作者二年前旧作，最近整理出来供我们刊出。——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