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艺术的舞台上，奢华之风如雾霾，越来越重，越来越成为风气，很多人以为是艺术之必然。而且，这种做法往往打着艺术繁荣和创新的旗号，因此，没有引起应有的注意，更没有得到拨乱反正。如歌剧《图兰朵》、京剧《赤壁》、电影大片、山水歌舞大型演出、一些地方艺术团体的进京汇演以及各家电视台严重同质化的大型晚会等，都在为这种奢华之风推波助澜。
我国这种舞台上的奢华之风，存在着深刻的政治和经济原因以及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想起19世纪的法国巴黎，也曾经出现过类似的艺术情景。那时，法国经历了1793年的大革命动荡之后，出现了经济复苏，有了钱，人们的心态和文化的表现，都有了巨大的变化，当时两大类歌剧走俏：一类是以梅耶贝尔为代表的大歌剧，讲究浮华的大场面大制作大题材；一类是以奥芬巴赫为代表的轻歌剧、喜歌剧，追求的是轻松和娱乐性。一下子，这样歌剧从巴黎蔓延到全国。面对从政治时代到经济时代同样的历史转型期，艺术和现实的规律与表现，我们竟然无师自通而且如此惊人地相似，是颇为值得反思的文化现象。
我认为，今天的奢华之风，是我国转型期出现的背离艺术本质和伦理之必然，其躁动的表征，水涨船高，越发地缺乏节制和抵制，是值得警惕的。对于艺术，有的人缺乏基本的认知和敬畏之心，以为只要手中有了钱，谁都可以染指艺术，为所欲为地动它一动，甚至将它涂抹成了三花脸，还以为是绝代佳人。
于是，外在的、形式的、浮华的、奢靡的，就这样置换了艺术最为重要的内容与思想。
于是，艺术本来应该拥有的质朴，中国传统艺术本来的大道无形、大味必淡的美学原则，被无所顾忌而轻而易举地抛弃，甚至背叛。
我想起曾经看过的上海昆曲团在北京演出的《玉簪记》和《蝴蝶梦》，也想起曾经看过的江苏昆曲团在台北演出的《钗钏记》，都没有今天《赤壁》舞台上的美轮美奂，而是简单之极、朴素之极，不过只有几把桌椅和一道帷幕，却格外打动观众，演出结束后全场掌声雷动，出现观众久久不愿散去的盛况，获得海峡两岸共同的认同。艺术，从来没有进化，只有变化，但变化优劣的前提，是对传统的坚守，是对朴素的坚守，而不是“二八月乱穿衣”，而且非要穿上金光闪闪、豪华时髦的衣着，去自以为是地招摇过市。
其实，好的艺术，无论古今中外，从来都是朴素的，古希腊悲剧的演出从没有如此奢华过，文艺复兴莎士比亚戏剧演出的鼎盛时期，舞台的布景道具也是简陋的，双方激战的军队不过用两个人代表，再浩浩荡荡的群众也不过用四个人表演，从来没有如我们现在这样，动员上百个民工充斥整个舞台。前不久北京请来法国剧作家布鲁克《情人的西装》话剧演出，舞台上只是一个衣裳架和简单的桌子椅子，一样也是删繁就简，犹如冰冷的骨架，朴素得突兀而尖锐。
中国艺术历史几百年，我们前辈创作出的那些经典名作，同样有一出算一出，也从来没有这样奢华过。说起质朴却充满永恒魅力的艺术，我忍不住想起骆玉笙。她80岁高龄演唱京韵大鼓《击鼓骂曹》时，为了更加身临其境，更加富有韵味，不是借助现在惯用的声光电之类现代科技、泼洒金钱的大制作，而是改一般常用的板鼓，将一个浑身通红的花盆鼓请上台来，将京剧的鼓点融入京韵大鼓里，让鼓点不仅起伴奏的作用，而且和内容和人物和情境融为一体，把一段传统的《击鼓骂曹》演唱得高潮迭起，别具一格。我也不禁想起前些年上海昆曲名角梁谷音排演的《潘金莲》，同样没有制作奢华逼真的布景，只花了区区600元，做了一块绣裘的天幕就演出了。这些，不过才过去数年，如今却简直如天宝往事，无法想象，那么快就被我们自己遗忘了。
或许，在乱花渐欲迷人眼之后，可以繁华落尽见真淳。朴素真诚的艺术，自有其独特的魅力，而格外令人向往。艺术，从本质而言，应该是朴素的，而非金敷粉扑，峨冠博带，以金钱镀色，显示其辉煌。19世纪辉煌歌剧的创作者、意大利音乐家威尔第曾经说：“没有自然性和纯朴素的艺术，不是艺术。从事物的本质来说，灵感产生纯朴。”他是针对当时那些华而不实的意大利歌剧和当时颇为盛行却注重外在形式而庞大无比的瓦格纳歌剧而言的。今年正好是威尔第诞辰200周年，威尔第的话，对于我们今天依然具有警醒的意义。
任何优秀的艺术，都不是靠奢华的大制作来唬人，来魅人，来取悦人，来为自己壮行色或装点门面的。它也许可以邀宠市场或谄媚官场于一时，却离艺术很远，因为它徒有其表，只是一袭有曲线勾勒却没有生命依托的华丽旗袍。舞台上，艺术的奢华之风盛行，背后是社会奢靡之风的支撑。作为社会转型期中刚刚富裕一点、正在步入小康的我们，不应以暴发户的心态来渲染我们的舞台，比附我们的艺术，膨胀我们的心灵，炫耀我们的脑满肠肥。艺术，是我们的一面镜子，映照的是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内心，我们的道德和我们的价值取向。艺术，是为观众倾心，为时代存照，为塑造民族之魂，还是为资本屈膝，为政绩描红，为炫耀暴发心理？明眼人还是能够一眼望穿的。
奢华，是艺术之敌，也是社会之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