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事大。中国古人视读书为头等要事和最高职业理想，即所谓“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读书如此重要，以至古人为读书“凿壁偷光”者有之，“悬梁刺股”者有之，“雪映窗纱”者有之，“萤入疏囊”者有之；读书如此重要，以至“读书人”构成了一个拥有特定文化趣味的社会阶层；读书如此重要，以至这个被称之为“文人士大夫”的读书人阶层以其特有的社会政治理想和文化审美趣味影响了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历程。
古人读书，重目的也重趣味。“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读书以博取功名，经世致用；读书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古代文人所追求的理想与抱负。“闲读诗书斜卧榻，苦夜茶伴兴味长。”读书以修养身心，陶冶性情，这也是古代文人的一种纯然雅趣。每当积极的社会理想难以实现，人生抱负无法施展时，文人们对纯粹的审美趣味和精神殿堂的迷恋就会愈加强烈。因而古人读书，包含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处世态度，也包含着一种游走于“进退”、“取舍”之间的哲学趣味。
近人读书，虽有古人传统的延续，却也生发出不同的旨趣来。王国维《人间词话》中所谓读书治学“三境界”，也可视为对读书的苦乐与趣味的概括。梁启超在强调读书的方法时，也不忘记指出“一个人总要养成读书的趣味”。林语堂与梁实秋更是近现代学人中最重视读书人趣味的。林语堂说：“读书使人得到一种优雅和风味。”读书的艺术不为“改进心智”，只为乐趣与情趣，犹如对食物风味的嗜好，完全是属于个人的。梁实秋则发挥了黄庭坚所谓“人不读书，则尘俗生其间，照镜则面目可憎，对人则语言无味”一说，认为不读书的人的确多为“面目可憎，语言无味”者。而人在读书之后，便面目可亲，语言有味了。不读书便可能“面目可憎、语言无味”，读书则可以使人气质不俗，趣味优雅。这种读书观既是近现代精英文人对古代文人士大夫审美趣味的自然接续，也可见出西方现代文化旨趣对中国文人的潜在影响。只是这种以平庸与尊贵，俗气与高雅来区分人的文人趣味与观念，因其内在的傲慢与偏见而脱离了大众、脱离了现实生活，自身倒显得“面目可憎”了。
今人读书，固然存在着精英趣味与大众趣味的分野，但对于读书人而言，更应思考的是如何实现两种趣味的内在融合。读书既可以丰富人的情感、充实人的精神、激发人的性灵，也可以帮助人理解现实生活的复杂矛盾，读懂生活的真谛。读书与生活应是血肉相连的。如鲁迅所言，“倘只看书，便变成书橱，即使自己觉得有趣，而那趣味其实是已在逐渐硬化，逐渐死去了。”说到底，读书是人认识自己、认识生活、掌握世界的重要方式。读书是一种审美状态，也是一种生活实践。它能将历史与个体勾连起来，将审美感与现实感统一起来。通过读书认识生活，认识自己，进而把读书这种话语实践转化为社会实践，改造生活，改造自己，才能显示出读书的真正意义。因而当代读书人的趣味应当是一种生活的趣味、历史的趣味，是让读书惠及更多人的现实的趣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