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当年下乡插队的地方，是一个社办茶场。初到时，这里条件十分简陋，每间土砖房里，设三床位但住六人，于是每人便有一床友。
大田就是我的同床。但这不是一件太爽的事。他从无叠被子的习惯，甚至没洗脚就钻被窝，弄得床上泥沙哗啦啦地丰富。这都不说了。早上被队长的哨音惊醒，忙乱之下，同室者的农具总是被他顺手牵羊，帽子、鞋子、裤子、衬衣也说不定到了他的身上。用蚊帐擦脸，以枕巾代帽，此类应急行为更是在所难免。好在那时候大家都没什么像样的行头，时间一长，穿乱了也就乱了，抓错了也就错了，不都是几件破东西么。
我穿上一件红背心，发现衣角有“公用”二字。其实不是“公用”，是“大田”的艺术体和圆章形：“大”字一圆就像“公”，“田”字一圆就像“用”。这种醒目的联署双章，几乎盖满他的一切用品，显然是老母的良苦用心所在——怕他丢三落四，也怕他错认了人家的衣物，所以才到处下针，标注物主，主张物权。
这位老母肯定没想到，再严密的物权保护在茶场依然无效，而且字体艺术纯属弄巧成拙，使物权保护成了物权开放：大家一致认定那两个字就是“公用”，只能这样认，必须这么认，怎么看也应该这样认。大家从此心安理得，几个破衣烂衫的农民也常常来“公用”一下城里娃的鞋帽。
大田看见我身上的红背心，觉得“公用”二字颇为眼熟，但看看自己身上不知来处的衣物，也没法吭声了。
他只是讨厌别人叫他“公用哥”、“公用佬”或“公用鳖”，似乎“公用”只能与公共厕所一类相联系，充其量只能派给小马夫、狗腿子、虾兵蟹将那一类角色。用他的话来说，他是艺术家，将来见到总统都可以眼睛向上翻的。你不信吗？你怎么不承认事实呢？你脑子里进了臭大粪吧？他眼下就可以用小提琴拉出柴可夫斯基，用足尖跳出芭蕾舞剧的男一号，还可以憋住嗓门在浴室里唱出鼻窦高位共鸣，放在哪个艺术院团都是前途无量。何况他吃奶时就开始创作，戴尿布时就有灵感，油画、水彩画、钢笔画、雕塑等都是无师自通和出手不凡，就算用臭烘烘的脚丫子来画，也比那些学院派笨猪不知要强多少。这样的大人物怎么能被你们“公用”？
农友们不相信他的天才，从他的蓬头垢面也看不出贵人面相，于是他的说服工作变得十分艰难。他得启发，得比画，得举例，得找证人，得赌咒发誓，得一次次耐心地从头再来，从而让伙伴们，特别是那些农民，明白小提琴是怎么回事，芭蕾舞是怎么回事，卢浮宫镇宫之宝是怎么回事。更重要的是，他得让大家明白，为什么艺术比猪仔和红薯更重要、更伟大、更珍贵，为什么画册上拉(斐尔)家的、达(芬奇)家的、米(开朗基罗)家的，比县上的王主任要有用得多。
实在说不通的时候，他不得不辅以拳头：有个农家后生冲着他做鬼脸，一直坚信王主任能批来化肥和救灾款，相比之下你那些画算个屁啊。这个“屁”字让大田气不打一处来，一时无话可说，上前去一个蒙古式大背包，把对方狠狠地摔在地上，哎哟哎哟直叫唤。
“真是没文化，二百五。”贺大田抹一抹头发，大概有黄忠毁弃明珠暗投的悲愤，眼睁睁地看着对方找干部告状去了。
“你不吹牛会病吗？”
“你不吹牛会死吗？”
“你自己不好好干活，还妨碍人家，存心搞破坏啊？”
“你还敢打人，街痞子、暴脑壳、日本鬼子、地主恶霸啊？”
这就是队长、场长后来常有的责骂。场长是习过武功的，一气之下还扇来耳光，闹出一场大打出手的两方恶拼。人们的说法是，场长舞得了钯头和条凳，与大田的欧式拳击各有千秋，谁也占不了上风。为防止今后的持久战，场部议了好几次，最后决定单独划出一块地给大田，算是画地为牢，隔离防疫，把他当成了大肠杆菌。
出工的队伍里少了他，还真是少了油盐，日子过得平淡乏味。没人唱歌，没人跳舞，没人摔跤，没人吹牛皮，没人背诵电影台词，于是锄头和粪桶似乎都沉重了不少，日影也移动得特别慢。“那个呆伙计呢？”有人会冷不防脱口而出。于是大家同生一丝遗憾，四处张望，苦苦寻找，直到盯住对面山上一粒小小的人影。嘿，那单干户也太舒服了吧？要改造也得在群众监督下改造，怎么能让他一个人享清福呢？我们要声讨他，他也听不到啊。我们要揭发他，他耳朵不在这里啊。快看，他又走了，又坐下了，又走了，又睡下了，今天一上午就歇过好几回了……
二
大家愤愤谴责场部的荒唐，对那家伙的特殊待遇深为不满，甚至觉得同场长练上一趟还真是个好办法。
那家伙确实有如鱼得水的劲头，大概也在张望这边，便不时送来几嗓子京剧，或一声快意的长声吆喝。大家眼睁睁地看着他独来独往，自由自在，享受一份特许的轻松。他可以唱戏，可以画画，可以捉鱼，甚至可以在树阴下拉屎，蹲上一个或两个小时。至于他的单干任务，则基本上交给了附近一伙儿农家孩子，让他们热火朝天地代工。他的回报不过是在纸片上涂鸦，给孩子们画画坦克、飞机、老虎、古代将军什么的，给孩子的妈妈们画画牡丹、荷莲、嫦娥、观音菩萨什么的。他设计的刺绣图案，据说赢得了大嫂们满心崇拜，换来了不少糯米粑。
他很快画名远播，连附近一些村干部也来茶场交涉，以换工的方式，换他去村里制作墙上的领袖画像和语录牌，把他奉为丹青高手、宣传大师、完成政治任务的救星，总是用好鱼好肉加以款待。县里文化部门还派员下乡求贤，让他去参与什么庆典筹备，一去就十天半个月，白白送给他更多吹牛的机会。关于剧团女演员争相给他洗球鞋的艳闻，就是他这时候吹上的。
肯定是发现他这一段吹牛皮，吹得皮肤变白了，脸上见肉了，额头上见油了，场长咬牙切齿地说： “他能把蒋介石的鸡巴割下来？”
旁人吓了一跳说：“恐怕不行吧？”
场长说： “就是么，只要第三次世界大战开打，还是要把他关起来！一个盗窃犯，什么东西！”
旁人又吓了一跳说： “他偷东西了？”
场长不回答。“是不是偷……人了？”场长还是不回答。
我们没等到第三次世界大战，没法印证场长的明察秋毫和高瞻远瞩。我们也没等到共产主义，同样没法印证场长有关吃饭不收票、餐餐有酱油、人人当地主、家家有套鞋的美好预言。我们只是等来了日复一日的困乏、饥馋、思念、忧愁，等来了脚上的伤口、眼里的红丝、蚊虫的狂咬、大清早令人心惊肉跳的哨音。不过，疲惫岁月里仍深藏着无穷的激情。坊间的传说是：有一位知青从不用左手干活，总是把那纤纤玉手保护在手套里，哪怕这使他的工分少了一大截。他私下的解释是：如果他的左手伤了，指头不敏感了，国际小提琴帕格尼尼大奖就拿不到了啊。这话足以让人吓一跳。另一则传说是，一位知青听到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不跟着大家去庆祝和高兴，反而跑到屋后的竹林里大哭一场。他后来的解释也足以让人吓一跳：人家抢在他前面把这件事做了啊，占上先机了，夺下头功了，他的科研计划就全打乱啦！
大田只是个初中毕业生，还留过级，还补过考，不至于牛成这样。他的科学知识够得上冲天炮，够不上人造卫星，听同学们谈论二次方程也只能干瞪眼。但这并不妨碍他美梦翩翩。他曾谱写出一部 《伟大的贺大田畅想曲》，咣咣咣咣，嘣嘣嘣嘣，又有快板又有慢板，又有三拍又有四拍，又有独唱又有齐唱，总谱配器十分复杂，铿锵铜管和妙曼竖琴一起上阵，把自己的未来百般讴歌了一番，让我们一个个都笑翻。他不会预支更多的想象吧？传记出版，纪念堂开张，在万人欢呼之下谦虚和亲切？
当时的他已不再在茶场挑粪和翻地，转去附近的一个生产大队——那里的书记姓梁，是个软心肠，见这一个城里娃老是被隔离，觉得他既没偷猪也没偷牛，既没有偷米也没有偷棉，凭什么说他是盗窃犯？凭什么把他当大肠杆菌严防死守？既然对上了眼，这位老劳模二话不说，要他把行李打成包，扛上肩，跟着走，大有庇护政治难民之势。这样，大田从此成了梁家一口子，干什么都有老劳模罩着。后来，他受到猎犬或腊肉的诱惑，又成了胡家一口子，或华家一口子，吃上了百家饭，睡上了百家床，被更多的大哥大叔大伯罩着，日子过得更加安逸。正是农忙时节，我们忙得两头不见天，好像手脚都不是自己的了。他倒好，鞋袜齐整，浑身清爽，歪戴一顶纸帽，在田野里拉一路小提琴，来啧啧同情我们的劳累。他是一个英国王子来探视印度难民营吗？
他给我们带来了几件乐曲新作。
我们躺在小河边，遥望血色夕阳，顺着他的提琴声梦入未来。我们争相立下大誓，将来一定要狠狠地一口气吃上十个肉馅包子，要狠狠地一口气连看五场电影，要在最繁华的中山路或五一路狠狠走上八个来回，一吐自己城市主人的豪气……未来的好事太多，不光是名曲蹿红这等小事。我们用各种幻想来给青春的岁月镇痛。
多少年后，我再次经过这条小河，踏上当年的小石桥，听河水仍在哗哗流响，看纷乱的茅草封掩路面，不能不想起当年的河边誓言。大田早已不在这里了。他后来回到城市，进过剧团，办过画展，打过群架，开过工厂，差一点投资煤矿，又移居国外多年，再一度杀回北京和广州……但到底干了些什么，不是特别的清楚。他未入黑道，落个十年或二十年的刑期，这一条倒是很明确也很重要。凭着一点道听途说，我知道他最终还是在艺术圈出没，折腾一些“装置”和“行为”，包括什么老门系列、拓片系列、幼婴系列，以及不久前那个又有窗、又有门、还安装了复杂电光装置的青花大瓷罐……据他自己说，这是准备一举收拾威尼斯国际艺术大展的惊世之作。
三
看来世界已经大变，艺术日新月异，我正沦落为一个赶不上趟的老土，在青花大瓷罐面前只有可疑的兴奋，差不多就是装模作样。我左瞧右看，结结巴巴，说眼下的艺术越来越依赖技术啊，越来越像技术啊，一个个画家都成了工程师，成了工程集团公司。
他兴奋地瞪大眼： “对，说对了，这正是我追求的方向！”
他这一说我就明白了——当然也是更不明白了。
你饶了我吧。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不就是三岁扎小辫、五岁穿花裤、九岁还吃奶的那点德性吗？如今也真成了艺术界的葱时尚界的蒜？——当年邻居的大婶大妈们奶汁高产，憋得自己难受，常招手叫他过去，让他扑入温暖怀抱咕嘟咕嘟一番。想想看，一个家伙有了这种漫长的哺乳史，记忆中有了众多奶头，还能走出自己的幸福童年？他后来走南闯北，成家立业，跳槽改行，但他的喉结、胡须、皱纹、大巴掌、宽肩膀，差不多是一个孩子的伪装，是他混迹于成人群体的生理夸张。只有从这一点出发，你才可能理解他的诸多细节：比如追捕林木盗贼时一马当先，翻山越岭，穷追不舍，直到自己被毒蜂蜇得大叫——其实他不是珍爱集体林木，只是觉得抓贼好玩，如此而已。他也曾偷盗部队营区的橘子，又是潜伏，又是迂回，又是佯攻，又是学猫叫，直到自己失足在粪坑里——其实他对那些酸橘毫无兴趣，只是觉得做贼够爽，与共军打游击当然更爽，如此而已。对于他来说，抓贼与做贼其实并无多大区别，大忠和大奸都可能high(兴奋)，也都可能不high，只有high才是硬道理和价值观。
也只有从这一角度，你或许才能理解他的艺术——拜托，千万不要同他谈什么思想内涵、艺术风格、技法革新以及各种主义，不要同他谈艺术史或艺术哲学，更不要听他有口无心地胡扯这个斯基或那个列夫。他要扯，就让他扯吧，让他手舞足蹈地翻眼皮和溅口水吧。他做的那个大瓷罐，那个耗时一年和耗资上万元的大制作，与斯基们和列夫们其实没关系。在我看来，那不过是他咕嘟咕嘟喝足奶水以后，再次趴在地上，撅起屁股，倒腾一堆河沙，准备配置什么牛粪、酒瓶、纸烟盒的幼儿大魔宫。他一旦心血来潮，想上房揭瓦或打洞刨坟，也是有可能的。
他肯定把今天的家庭作业给忘记了，甚至忘记回家了。
他有家吗？当然有，而且有很多家，几乎遍布世界上的千家万户。作为他乡下往日的家人，老梁哥已病逝，老胡哥已痴呆，老华哥下落不明，老曹爷活得算是长久，但活得不耐烦，就投水自尽。倒是当年的场长还健在，拄一根拐杖，咳出大段的静默，面目十分陌生，需要我从一大堆皱纹中细辨往日的容颜，然后犹犹豫豫地“呵”上一声。我相信，我在他的眼中也突然切换，远离了当年的模样。
四
我们一起喝酒，当然会说到大田，我们共同的一段过去。有意思的是，场长完全忘了自己当年的警惕和厌恶，似乎自己早就慧眼识珠了，早就知道那牛皮客一定会不同凡响。你想啊，他哪是个种田的料？去打禾，撒得稻谷满田都是。去栽菜，踩得秧子七歪八倒——身上的骨头肯定长歪了么，没对上榫么。你再想想，他哪是个做小事的人？人家借了他的钱，他不记得。他借了人家的钱，他也是不记得——这脑子里是不是搭错了筋？是不是一直不通电？更重要的是，那家伙也太歹毒，有一次，你知道的，好多人都看见的，他用一个木桶，提来一颗人头，一颗大胡子人头，说是无名野尸的，反正没人要，然后借来一口大锅，热气腾腾地煮出一锅肉汤，要制作什么骷髅标本。娘哎娘，那是人干的事吗？又剔肉，又拔须，又刮骨，如同过年过节时曹三老倌办伙食，戳心不戳心？害人不害人？——但这一切实在理所当然，非凡之人就是有非凡之举么。要成大事的主，不就得这样疯疯癫癫吗？不就得这样心狠手辣狼心狗肺地不干人事吗？……
老人的一番话让我哈哈大笑。“他那时候要拜我为师，想习武。我哪会教他？他这样的人，要是有了武功，那还不祸害国家社稷？”
老人的记忆不一定准确，但这并不妨碍他临走时交代，等秋收以后，他要备一点糯谷，攒一筐鸡蛋，托我去带给大田。
“好啊，好啊……”我含糊其辞。
“你把我家的志毛佗也带去，学一学，”他是指自己的孙子，“他也喜欢画菩萨”。
“好啊，好啊……”我想换一个话题。
因为我其实无法受此重托，不知道如何才能见到大田。我曾经要来他的一个电子邮箱，但那信箱如同黑洞，从未出现过回复。也曾经要来他的一个手机号，但每次打过去都遭遇关机，也许那累赘早已被他丢失。我只知道他大概还活在人世，怎么也活不老，偶尔还会冷不防地冒出来，摸摸脑袋，眨眨眼睛，去厨房里找点馒头或剩饭，充塞自己的肚皮，然后东扯西拉胡说一通，落下他的钥匙，揣走我的毛衣，再次消失在永无定准的旅途中。我记得，最近的一次，是他述说自己在洛杉矶开上越野车，挎上卡宾枪，邀上一个黑人哥儿们，去毒贩子们那里解救过一位女子——我们共同认识的一位老同学，在美国开礼品店的。嘎嘎嘎——他把枪声模拟成唐老鸭的嗓音，好像枪口是公鸭嗓， “老子朝天一个点射，Fuck——Shit——，他们就全都抱着头，面向墙壁，矮下了！”
“你这是拍电影吧？”
“你不信？那你去问慧慧，你现在就打电话！”他是指那位女同学，把手机一个劲儿地往我手里塞。
“她怎么会在那里？”
“她刚到美国，乱走乱跑么，不听我的教导啊。”
一个警匪大片似的故事就这样丢下了，不必全信也不必深疑的故事。但一眨眼，一闪身，他不知又去了哪里？
他就是这样的一缕风，一个卡通化的公共传说，一个多动和快速的流浪汉，一个没法问候也没法告别的隐形人，在任何地方都若有若无来去无踪。
他不仅没有一个恒定住址，从本质上说，大概还难以承担任何成年人的身份：丈夫、父亲、同事、公民、教师、纳税者、合同甲方、意见领袖、法人代表、股权所有人等等。也许，他还一直生活在童年的奶水里，于是每一个城市都是他的积木，每一节列车都是他的风筝，每一个窗口都是他的哈哈镜，每一位相识者都是他的乐园玩伴——哪怕他真正操一支卡宾枪英雄救美的时候。这样的伪成年人，甚至会把地震当作超大型浪桥，把轰炸当作超高温礼花，不知大难临头是何意思吧？在将来的某一天，他可能勋业辉煌名震全球，像老场长说的； 也可能一贫如洗流落街头，像他前妻说的； 或者成为各种不同版本的开心故事，像朋友们说的。但不管落入哪种境地，他都可能扮鬼脸一如从前，挂一把破吉他，到处弹奏自己的畅想，逗一群街头娃娃喜笑颜开，大家再玩上一盘。
“公用鳖！”
“公用鳖！”
孩子们大概都会这样乐不可支，不在乎这个老头来自何处将去何方。
(选自王必胜主编 《2012年最佳散文》，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