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左)与焦菊隐先生在天津人艺排练场今年二月二十八日，是一代宗师焦菊隐先生辞世三十八周年忌辰，回首以往，想起一九六二年请先生来天津人民艺术剧院，指导排练话剧《钗头凤》的一段往事。岁月荏苒，转眼五十年过去了，当时的许多情景历历在目。那时先生刚给北京人艺排完《蔡文姬》，正准备去日本讲学，中间恰好有个空隙。所以当全国剧协的陈刚同志引我去拜谒并说明来意后，先生慨然允诺。同时约法三章：不登报，不搞宴请，不当艺术指导。
先生于是年一月十九日到津，先到剧场观看了两场演出，对该剧剧本、舞美，以及导、表演方面的问题，一一记录，了然于心。在正式排戏之前，给演职员作了两场学术报告。主要谈导演守则和演员怎样创造角色，同时也结合《钗》剧的演出，提出古装戏怎样借鉴传统，话剧如何民族化等问题。当时先生正倾心于建立“中国学派”的话剧艺术，他在报告中把这种话剧界定为：“要有鲜明的民族风格，有时代特色，有中国气派，而又能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话剧艺术”。先生这次来津指导排戏历时月馀，这期间，我作为该剧导演，一路陪同，白天排戏，晚上回天津饭店小结并安排转天的工作日程。
当时先生年已五十七岁，但排起戏来全神贯注，不知疲惫，有时从观众席跨上舞台指挥调度，跑上跑下，一丝不苟。有一次为了第一幕结尾陆游的一个特写光，竟亲自爬上扶梯调整光圈，直至把光定准，他才满意地下来。像他这样一位年近花甲的大导演，如此孜孜不倦、矻矻以求的敬业精神，使在场的演职员无不受到感动。在学术性问题上，先生更是循循善诱，厚积薄发，勤于思考。记得有一天晚上排完戏，我陪先生回到寓所，先生留我多坐一会儿。他问我，究竟怎样给陆游这个人物定位？
我说：“他首先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其次呢？”“他还是一位不幸的婚姻失败者”，先生说很好，这就是人物二律背反的性格。陆游首先是一位诗人，而且爱国，因而使他在政见上与秦桧等投降派大相径庭。同时，他在政治上的不得意，又影响到婚姻的不幸。我们要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形象地展现在舞台上，这就是艺术辩证法。先生说到这里，神采奕奕，转天把他的想法，具体形象地投注在陆游的一段戏里。就是在第一幕结尾，当他听到岳元帅归天以后，悲愤难抑，猛然摔碎手中的酒杯，声情激越地朗读出岳飞的《满江红》，字字铿锵，声声血泪，充分展现了青年陆游爱国诗人的气质、风度和真情实感。这一调整，形成本场的一个小高潮，使得当晚的演出，第一次博得热烈的掌声。
在排半地仙给蕙仙算命的一场戏时，先生建议老艺术家时今找个卦摊儿去算算命，体会一下江湖骗子们是怎样随机应变，一语双关，信口开河来蒙骗群众的。他还介绍了北京人艺当年排《龙须沟》，于是之怎样创造程疯子的经验。他说：“最初他(指于)对程疯子也摸不着头脑，我叫他找天桥的荣剑臣去学单弦，主要是体会这些艺人的心理特征和习惯动作。当时荣剑臣带他到一个书场，那里人很杂，有真唱的，有玩儿票的，都是长袍大褂，见人九十度大躬。他们的穿着打扮和习惯动作，很能代表这种人的职业特征和心理特征。时间久了，于是之也无意识地沾染了他们的习气，这些从生活中学来的动作，经过演员、导演的筛选，运用到舞台上，就成了创造人物的精华。”从先生的这段谈话里，已流露出他后来明确提出的“心象说”的萌芽。即“先让角色生活于你，然后你才能生活于角色。”就如画家画竹，先有自然之竹，眼中之竹，再到胸中之竹，最后才是笔下之竹。演员创造角色，大体也要经过这样几个阶段。
二月二十日，《钗头凤》排练结束，先生即将去日本讲学，临行前将全国剧协专为他赴日讲学编印的《焦菊隐戏剧论文选》题赠给我，嘱我勤思考，多实践，不断探索话剧民族化的道路。时间过去了半个世纪，回想这段耳提面命式的问学，我深受先生人格魅力的感染。
作为一名导演，固然需要掌握导演的基本技巧，但最后拼在舞台上的，不是导演ABC，而是他的才情、学养、阅历、知识结构和文化人格。因此，在先生的艺术实践中，特别强调舞台上要营造真善美，他把“诗意”定为演出三要素的重要一环。他说：“西洋古典文学，把戏剧列入诗的范畴，我国古典的或现代的戏曲，也是诗。话剧一般是用散文写的，自然不必勉强列入诗类，但，它虽非诗体，却不可没有诗意。”我们从先生导演的几部戏里，无论是郭老的历史剧，还是老舍先生的现代剧，无不充溢着浓浓的诗情。诗意，不是靠演员在舞台上朗读几句诗就能达到的，它是一种生命的感悟，灵魂的呐喊，灵与肉的撕夺，必须运用多种手段才能营造出来。有时只是一种声响，有时是一种生命的暗示……像《武则天》中的鸽哨，《蔡文姬》里的蛩鸣，特别是《茶馆》里三个活着的人给自己洒纸钱，那种凄美的意境，既有老舍先生含泪的幽默，又有焦先生诗意的张扬，让人们联想到很多人生的无奈，岁月的无情，天地的无尽。美学家朱光潜先生说：“联想是以旧经验诠释新体验，如果没有联想，知觉、记忆和想象都不可能发生。”诗意的主要功能就是最大限度地唤起人们的联想。我后来在自己编导的几部戏里，如《唐明皇与杨贵妃》、《芳草碧连天》、《茂陵封侯》等，都努力实现了这方面的追求，也算是向先辈交出了一份学习的答卷吧。
焦菊隐先生是天津人，原名焦承志，一九〇五年十二月十一日诞生于天津一个破落官僚的家庭。他的父亲焦曾宪(字子柯)，在天津一个盐号里作帮帐。焦菊隐的童年是在贫民区大杂院里度过的，由于社会生活动荡不定，父亲收入菲薄，生活艰难，他经常要和哥哥到粥棚里讨些稀粥来维持生活。由于家庭贫困，他幼年失学，到十岁时才踏入直隶省第一模范小学的大门。一九一九年小学毕业，父亲让他去当学徒，以减轻家庭负担，倔强的焦菊隐执意不从，遭到父亲痛打。后来由当学徒的哥哥求情，才勉强同意他去读中学。在中学时，他学习勤奋，成绩超人，于一九二四年被保送到北京燕京大学深造。这时期他受到南开新剧团学生演剧运动的影响，积极投入文明新戏的编演活动，还特意给自己取了个艺名——菊影。一九三〇年受聘担任中华戏曲学校校长，备受社会关注，被认为是“洋专家”主持“科班”的第一人。一九三五年四月，他考入法国巴黎大学文学院做研究生，在那里，他几近贪婪地学习西方现代文化和现代戏剧，从剧本、导演、表演到舞美无不涉猎。一九三八年从文学院毕业，这时他已精通英、法、德三国外语，因研究论文《今日之中国戏剧》成绩卓著，获得巴黎大学文学博士的学位，为他以后驰骋于戏剧天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焦菊隐先生是一位真正的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戏剧大家。他在导演、翻译、理论、教学方面的成就，至今没有一个人能够超越他。在十年动乱中，他备受煎熬(其中也包括《钗》剧的株连)，极大地损害了他身心的健康，以致夺走了他的生命。他于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八日辞世，那是北京的一个极为寒冷的日子。今值先生忌辰，我作为一名后学，永远不会忘记跟先生学习排戏的那段宝贵时光。鹿洞春风吹永昼，这些年来，我所以能在戏剧战线坚持下来并能做些工作，是同先生那一段教诲分不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