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1月上旬，收到第一个邮件，说第一，是开年不久的第一个，又是从农场回来以后的第一个。
邮件来自王金陵。寄来她译的《乌克兰民间故事》，扉页写下“燕祥文秀：祝贺一个新的开始”两行大字。
一般都说1960就是六十年代的开始了。那就让五十年代的一页翻过去吧。可我从来不相信过年常说的“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也就不会相信从日历上哪一天起，时代就翻新了。在我，生活，怕还是1959以至1957年的继续。
再一想，这是说我结束了划右以后的劳改那一段，生活将有个新的开始。传递了友人心中的祈愿。
不知道金陵从哪儿听说我回原单位了，要么是从一听说战犯特赦、右派摘帽的消息，就想起这个不争气的朋友了。不像我，她这几年没有蹉跎，译笔流畅的《乌克兰民间故事》有好几百页呢。想必样书一出，她第一时间就想借赠书给我们一个祝福。
旧友到底是旧友。为了感谢她的关注和祝愿，我也得相信有了一个“新的开始”。
这一年的4月，纪念列宁诞生九十周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两大厚册，装帧不俗。金陵给我寄来，没有题签，我想她或许参与翻译了，那时候这类集体性的工作都不署名。
她大概也没想到，她帮了我一个大忙，不过我一直没对她说过。
从那个颠覆了我的运动开始，我就沉默少言语了，潜意识里是多言惹祸，但也因实际生活里我被“孤立”(当时的政策是：依靠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并打击右派)，我跟谁去说话，去多话？加上身历亲经的种种告诉我，到处尽都是不让说的，我还说什么？
不让说闹饥荒，还是闹饥荒，不让说，一说就是传谣，就是右倾，就是对现实不满。可在“内部传达”时，还是承认国民经济遇到“暂时困难”了。
六○年底六一年初，广播局局长、总编辑梅益，传达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经济工作八字方针，同时也传达了一项“精神”——那时候都这么说，“精神”指的是“政策精神”，互相问“有什么新精神？”就是问政策有没有新变化，也不管是向好变化，向坏变化，“计划赶不上变化，变化赶不上电话”，顾不上问这变化好不好，就得紧跟；——这回的新精神，听着不错，说人们物质生活欠缺，精神上的需要要尽量满足，比如文化生活更生动活泼一些，文艺节目更多样一些……
这时老上级柳荫主管中央台的文艺部和表演团体，我挂在他那儿打杂，做些辅助性的文字工作，恰好有个不确定的任务，向中央台文艺部提供一些计划外的节目。
我在浏览《列宁论文学与艺术》时，忽发奇想，何不以“列宁喜爱的音乐作品”编一套系列专题？关于列宁的回忆文章，都说列宁喜爱音乐，不但懂得欣赏，而且自己也唱歌，在日内瓦流亡的时候，跟同志们散了会，走在夜深人静的大街上，他会带头高唱《斗牛士之歌》，激励大家的斗志。那么，《斗牛士之歌》是可以堂而皇之地进入节目了。当然不止这，还有贝多芬、柴可夫斯基……一连串古典音乐大师的作品可借此列入选题，个个都有文献可考，是革命导师十分喜爱的呀！
当《列宁喜爱的音乐作品》系列专题列上节目表，在《广播节目报》公布以后，那些爱好西洋音乐的“小众”，也许并没好好学习《列宁主义万岁》等三个重要文件，却意外地得引伟大导师为音乐上的知音老友了——不可谓不老，宣传机器正以他的名义来反对苏联的“现代修正主义”，弥补因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给“国际共运”造成的裂缝。
久违了！《命运交响乐》！久违了，贝多芬！
久违了！柴可夫斯基！久违了，比才！
谁能说我们不是高举列宁主义大旗？
从五八年起，总路线、大跃进的凯歌高唱入云，广播喇叭里连轴转地放的是“三面红旗”啊，“小车轴承化”啊，“钢是工业粮，粮是农业纲”啊，顶多是让那一个三十年代的苏联青年，徘徊在姑娘门前，晚霞中闭口无言，只是“目光向我闪一闪”，惹得姑娘猜不出，“有谁知道他呢，为什么目光一闪，为什么目光一闪，为什么目光一闪？”五十多年后，著名作家王蒙，还在忆旧文章中全文引用了这首刻骨铭心的歌词，这首像老唱机滑了针似的词曲，我估计也是当年经由广播反复灌输给他的。
托列宁的福，《列宁喜爱的音乐作品》这套节目，当时收听率挺高，几年后在“文革”中也没当成我的罪行。可在这套节目之外的，比如我帮文艺部音乐组润色过的歌剧剪辑《巴黎圣母院》、古曲欣赏《春江花月夜》等的文字稿，就都沦为推销“封、资、修”“大(后来江青又改为“名”)、洋、古”的案例，不过那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打击的是一大片，即使算到我的头上，我也早就“虱子多了不咬，债多不愁”了。
《列宁喜爱的音乐作品》也早不播了。不是吃了我的挂络儿，而是那些古典音乐都被装进了一个破筐。列宁的标签是崇高的，不能屈尊纡贵贴到这个破筐上。反正列宁自去爱他的西洋音乐古典音乐，不受干预。我辈就不行了。当时不明白为什么双重标准。后来在“文革”中，从小道消息知道江青、王洪文他们可以随便调看好莱坞老片子(把《出水芙蓉》唯一的拷贝都弄丢了)，又可以指定译制好莱坞的新片子，不过只许他们自己小圈子的人看；毛泽东主席有专印的大字本古籍可读，还专门组织拍摄老戏老相声的录像。人们听说并不惊异，也不羡慕，相信这些高层领导水平高，抗毒性强，不怕感染，我们水平低，不听不看，正免得中毒挨批呢。
从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揭露斯大林，到1966年“文革”开始的十年间，虽说中苏关系的分裂逐渐明朗化，但在意识形态上本是血脉相连，没法一刀两断。中国先是响应二十大，也不讳言斯大林犯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虽说这仅仅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错误”；过了几个月，因斯大林问题引起各国共产党内人心波动，于是，毛泽东首先在高层会议上讲“列宁是一把刀子，斯大林也是一把刀子”，“列宁，斯大林，这两把刀子都不能丢”。这样一来，跟苏联有了分歧，赫鲁晓夫高举列宁的旗帜，用列宁的“好”，反衬斯大林的不好，于是出了不少歌颂列宁的书，从列宁的青年时代，到他的晚年，原来革命铁腕和强势山鹰的形象，这时化成富有人情味的老爷爷，从故事、回忆到剧本，这些书不少也翻译到中国来了。
当时能看到的中译本，我多半浏览过了。有一本回忆列宁时代的书，叫《黑面包干》，留下难忘的印象。作者似名杜布罗维金娜，是位布尔什维克老奶奶。写的是1919到1921年时期的生活，一边打着内战，一边还要支援德国革命，要从嘴边上省下口粮运到德国去。我想是由于有了时间的距离，不必再忌讳当时粮食短缺、经济困难、民生疾苦这些阴暗面了，在我这个几十年后的读者看来，应该承认在相当程度上是真实可信的；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那些青年革命者忍受着饥饿和病苦，却还一心一意地要为远在欧洲的无产者兄弟奉献一切——哪怕只是黑面包干！我想，我若生活在当时当地，也会这样义无反顾。这是那一派“内忧外患”的情势裹胁了我，还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情怀感召了我？
《黑面包干》里写的这一切，是真实的吗？我相信基本是真实的。因为作者和她笔下那些早期革命党人，他们无保留地相信布尔什维克，相信列宁。
斯大林把列宁时代的老近卫军差不多赶杀尽净了，一旦斯大林的神话破灭，人们自发地，或者在苏共的引导下转向对列宁的怀念。
好像如果列宁还活着，就不会让斯大林为所欲为，那么一切就会好起来。
好像后来苏俄的厄运，只是因为没有了列宁。
这个思路，其实也正像前一时期认为苏联的一切成就，一切真实的或虚妄的幸福，都是来自斯大林，都是因为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遗志的缘故。
看似矛盾，其实并不矛盾。当虚妄取代了真实的时候，强势的虚妄一时强奸了孱弱的真相。
在我1962年参与改编的苏联题材剧目《叶尔绍夫兄弟》中，那位对赫鲁晓夫新政不满的老市委书记，在他猝发心脏病去世前，最后一句话，就是激动地喊出：“如果列宁还活着！”
当时，我们在中国看苏联，自以为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其实，又是其实，我们当时的种种想法，也还在如来佛的手掌心里打转呀。
回忆五十年前事，想起金陵1960年初祝贺我“一个新的开始”，我也接受了这个祝福，我们都太天真了。随后不久的“文革”，就打破了我们的天真。我虽在“建国十年大庆”前夕第一批摘了“右派”帽子，几年以后还不是作为所谓“摘帽右派”“老右派”回锅重炒？整个中国没有“一个新的开始”，亿万斯民一分子的个人，哪里说得上“一个新的开始”呢！？
2012年7月6-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