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文学界和国人都非常高兴，广大文学爱好者像过大年似的，在网上连连评说莫言，对莫言表示由衷的祝贺。我去年到台湾参加世界华人文学大会，亲见与会华人作家为此欢欣鼓舞的情景，闲暇时逛下榻饭店附近数家书店，出售的莫言作品集都加有祝贺腰条，可见其影响力之大。有的与会华人作家，还满怀信心地预测，下一位获此奖项的大陆作家，可能是某一位或某几位，对于华文文学走向世界，有着真诚的期待和信心。其情其景实在令人感动。
关于莫言获奖的原因，以及莫言创作的得失，有多位评论家论述，终归都成了历史，我就不想再多说什么了。
“莫言热”过去以后，文学出版界应该做些什么？
对于这个话题，我倒想说一说。如果不把这个问题弄清楚，莫言获奖也只是莫言自己的事，对整个华文文学没有推动作用，那就未免有点遗憾和可惜了。
莫言获奖之所以如此受到关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它打破了多年以来，我国读者熟悉外国文学，国外读者却不熟悉中国文学，这样一个完全不对称的格局，让国外读者开始注意起中国文学。
说到这里人们不禁会问，造成不平衡格局的原因，究竟在哪里呢？
著名汉学家、瑞典学院院士、“诺奖”终身评委马悦然，在上海的一次演讲中说：“全球化的文学就是翻译。”此话可谓一语中的。那么，我国现当代的文学作品，举国家之力，有多少译成外文的呢？我手头没有现成数字。据马悦然讲，仅2005年到2007年译成瑞典文的文学作品，74%是从英文版图书翻译的。从亚洲和非洲各国语言翻译的作品总共不到1%。这就是说，我国文学作品直接被译成瑞典文的，仅占这1%中的零点几，相信翻译成其他语种的也不会多。这同我们翻译国外文学作品相比，悬殊和反差是多么大啊。
意识到这种情况的学者，别以为只有马悦然等国外汉学家，据我所知，早在三十多年前，我国已故文学前辈张光年、陈冰夷、杨宪益，就已经积极倡导并开始操作让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事宜。莫言这次获得世界文学大奖，他们若地下有知一定会含笑九泉，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感到欣慰。
诗人、评论家张光年(光未然)，文学翻译家陈冰夷，都曾经担任中国作家协会领导，生前一直致力于中国文学的翻译推介，并亲自组建中外文化出版公司，专门从事介绍、翻译中国文学。中国文学翻译家杨宪益，不仅和他的夫人戴乃迭合作翻译诸如《红楼梦》、《牡丹亭》、《儒林外史》、《聊斋志异》、《老残游记》、《唐宋诗歌散文选》、《鲁迅全集》等百余种汉语图书，向世界介绍中国优秀文学作品，而且也是成立专门中译外机构——中外文化出版公司的积极倡导者。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刚刚恢复的中国作家协会，百废待兴，千头万绪，要做的事情很多很多，但是，以巴金为首的中国作家协会领导，依然没有忘记向世界推介中国文学。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巴金，他本人就是一位优秀作家和翻译家，他翻译的《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集》、《草原集》(苏联高尔基著)、《秋天里的春天》(匈牙利尤利巴基著)、《一个卖鱼者的生涯》(意大利凡宰特著)、《薇娜》(波兰廖·抗夫著)、《狱中记》(美国柏克曼著)等国外文学名著，影响了几代我国读者，滋养了当时大批青年作家。
当时主持日常工作的多位领导，除依据传统做好中国作家协会事务，为促进中国文学创作质量的提高，他们还做了这样几件开拓性的工作：一是设立各个文学门类的全国性的评奖，二是组建作家出版社，三是创办《小说选刊》和《中国作家》杂志。做这些事情的终极目的，都是为了集结作家队伍，提高创作水平，促进中国文学的繁荣发展，让中国文学尽快走向世界。
作家出版社最早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牌，1980年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划归中国作家协会正式组建新社。就是在组建作家出版社的同时，张光年、陈冰夷、杨宪益倡导，成立中外文化出版公司，作为作家出版社副牌，向世界推介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足见这三位文学前辈的远见卓识。
当时国家已有外文出版机构。据说，这个建议报到中宣部以后，曾经遇到一些外来的阻力，理由是“不可有两个渠道”对外介绍中国文学。最后报送时任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胡耀邦批示“我看两个渠道未必不可”(大意)，最终在胡耀邦的鼎力支持下，这三位文学老人的倡议得以实现。这就是中国作家协会的第二家出版机构——中外文化出版公司。
中外文化出版公司机构设置，从名称到经营管理模式，完全跟世界出版界对接，国家只批准社号不投入资金，这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大陆，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一家出版社。可惜由于某种特殊原因和情况，这个出版机构还未正式出版图书，就因经营不善宣布破产寻求转让。就是在这种艰难境遇下，中国作家协会主要领导唐达成、鲍昌，找从维熙和我研究如何处置此事。如果作家出版社想留这个副牌，就负责偿还中外文化出版公司债务，如果转让牌号得到的转让金，既可偿还欠下的债务，还有结余。中国作家协会领导初步认为，出版社牌号比金钱更宝贵，保留下这个新型出版机构的牌号，会有利于推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经过多次反复研究，从维熙和我表示同意，偿还债务保留社号，继续用这个出版机构，向世界介绍中国现当代文学。
当时，从维熙是党组成员兼任作家出版社一把手，我作为他的主要助手主持作家出版社日常工作，党组便决定把我抽出来接管中外文化出版公司。
我于1988年接手中外文化出版公司以后，立即着手积极筹措资金，力求尽快出版外文版中国文学作品。为探寻与国外合作的途径，我们策划出版了“中国作家看世界”丛书，目的是想先让国外了解中国作家。此书出版后效果相当好，法国、澳大利亚、奥地利等国驻华大使馆先后举行招待酒会祝贺丛书出版，众多在京著名作家、翻译家应邀出席。有的国家大使馆文化参赞还设家宴邀请我们，研究两国如何进行文学合作交流。在此基础上我们组织了一次以“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为题研讨会，邀请一百多位著名作家、翻译家、编辑家出席，还特意邀请多位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留学生参加。中外文化出版公司的名声，从此被国外一些出版机构认知，当年企鹅出版公司就与我们联系，拟共同出版大型画册《敦煌》。还有多家欧美出版公司表示合作意向。
中外文化出版公司财力有了基础，我们就着手策划翻译中国文学作品，经过多次考察研究论证，邀请军旅文学评论家陆文虎，选编了一本《中国当代军事文学作品选》，请老翻译家胡志挥主持翻译成英文出版，想借此书向世界先行“投石问路”。入选此书的作品有：徐怀中的《西线轶事》、石言的《柳堡的故事》、王愿坚的《党费》、彭荆风的《今夜月色好》、朱春雨的《亚细亚瀑布》、王中才的《最后的战壕》、乔良的《灵旗》、莫言的《红高粱》、朱苏进的《射天狼》。这第一本中译英图书出版后，我们拿给张光年等三位文学前辈看，他们颇感欣慰并给予鼓励，认为开局不错，方向对头，希望照此路子继续往前走。
这本《中国当代军事文学作品选》，收入的莫言成名小说《红高粱》，即使不是第一次翻译成英文，起码是最早由我国自己组织翻译的作品。因此，得知莫言荣获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老翻译家胡志挥特别高兴，我见他有文章回忆当时情景，说：“除了《红高粱》外，(其他作品)均很快落实了英译人选。有个外国朋友得悉我在北大兼课，便介绍一位在北大教英语的外籍女教师(翻译《红高粱》)，她读了(《红高粱》)原文表示说：作品写得很好，但她在理解和表达上均有很大困难，便推荐我去邀请大卫·柯鲁克(北京外国语学院教授)次子迈克承担(翻译)。迈克看完原文后，也说‘心有余力不足’。接着，我又去找朱世达(文学翻译家)，他说：自己刚调至中国社科院当研究员，实在无法效劳，便极力向我推荐了两位新华社英文部的同事。其实，经他们组长的推荐，我已约他们俩合译朱春雨的《亚细亚瀑布》。回家仔细审读他们俩已上交的译稿，果然水平不低。于是，我立即登门去跟他们商量(翻译《红高粱》)。他们阅读《红高粱》原文后表示：时间倒不成问题，但因有些情节不太熟悉，在英文表达上可能会存在一些困难。我表示：凡遇到没有把握的，只管留着，最后由我与英国专家审稿时统一解决。在我的恳请下，他们俩终于接受了翻译《红高粱》的繁重任务。”他的回忆文章，对于如何翻译中国文学作品，对于了解莫言作品翻译情况，我觉得都有一定参考价值。
正当我们满怀信心，组织众多编辑家、翻译家，打算再编译几位作家作品时，在1989年报刊社整顿中，中外文化出版公司却被撤销。我再次见到张光年、陈冰夷，跟这两位文学老人说起此事，他们无不为之叹息，连说“可惜，可惜”。
以今天的视角审视这件事情，我以为，三位文学老人的美好愿望和设想，体现了社会主义文化自觉、自信、自强的精神。他们的文学“出国梦”，他们的超前意识和举措，他们对文学事业的历史使命感，实在值得文学后来者尊敬、学习，有志者更应该继续他们的事业。
这三位文学前辈倡导的文学作品中译外，最初提出设想并付诸实现的1980年，距莫言获得“诺奖”的2012年，时间整整早了32年；组建“中国文学编译中心”被否定的1989年，距莫言获得“诺奖”的2012年，时间整整早了23年。这就是说，在实现文化自觉、自信、自强方面，在打破文学翻译介绍不对称格局方面，在让世界读者认识中国文学方面，不见得是经意的，却被忽视和被怠慢了二三十年宝贵时光。实在可惜。
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既要靠国外汉学家，更要靠我们自己。我国现在的经济实力和外语人才，比之二三十年前，都更有基础和条件，做好这项工作完全有这个可能。我国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提供的大量创作素材，让当代中青年作家的才能，得以充分地发挥和展现。尤其令人欣慰和兴奋的是，现在有实力的中青年作家，对外国文学的熟悉借鉴，都展现出全新的风貌，使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在介绍和翻译上更为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