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哪一天起，我不再喜欢悲剧，不但不喜欢生活里的悲剧，连艺术里的悲剧也要躲避。这似乎是年龄赋予的和平演变，希望自己成为快乐的阳光的没心没肺的人，哪怕因此而影响了创作——把生活看得比创作更重要，这在之前的我简直无法想象。
这场不期然的革命，真的就这样悄悄地来了。我不再无病呻吟，不再在快乐的场合出示沉思的表情，我甚至厌倦了足不出户的面壁苦思，我走出家门，把自己放逐乡村、山野。我不想说任何跟文学有关的话，因为文学让人思考，思考就不快乐。我的革命宗旨就是快乐。最初可以说成效显著，我像个没心没肺的傻子，跟一直致力于民俗挖掘保护的朋友四处游窜，跟家乡人大代表、农发局的公务员像模像样地下乡视察工作……直到有一天，我的好朋友——大连医科大学医学心理学教授贾树华，把我带到采访自杀遗族的队伍，我的革命，不得不以失败而告终。
那些自杀的故事，那些自杀遗族的心碎讲述，把一个密封已久的盒子生生打碎。痛苦、悲伤、绝望、困顿、迷茫，如一群疯狂的飞鹰，扑闪着黑暗的翅膀，一瞬间罩住眼前的光明。心，就是这时，在黑暗里生生地疼了。那些故事，在掘掉了我得来不易的快乐之后，直通那根文学的神经，也就是这时，我发现，文学，再一次覆盖了我的生活。
事实证明，走一条有心的道路，是我的宿命。只要走在有心的道路上，我的写作和人生，就无法彻底分开。
在《生死十日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里，我触及了乡村人群由贫穷、疾病而来的灾难，触及了他们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困惑、迷惘和自我救赎。然而，写完这本书，我发现这是一次有关我个人的心灵救赎。当一个男人站在你面前诘问苍天：老天你在哪里，你的眼睛看到了吗？我本是帮人家干活拆房，为什么要让一块石头砸断我的脊梁？我断了脊梁再也不能养家，为什么还要让我老婆突然离去？你让我的老婆离开我，为什么还要让我15岁的女儿也撒手人世……在感到彻骨的悲凉和无助的同时，你不得不跟他一起寻找活下去的理由。我想说，我要表达的绝不仅仅是他们，我要表达的是所有人的困惑，是所有人的自我救赎。
有心的道路，拒绝肤浅的歌颂，这并不是说你不喜欢阳光下的清明和欢笑，而是在那一丝阴霾游动在头上的时候，在那欢笑突然停歇的时候，你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你知道生命在那一时刻的战栗和忧伤。所谓“温暖叙事，盛赞生活的美好”，确实是慰藉心灵的方式，可是这温暖绝不是逃避痛苦和苦难，掩埋罪恶和欲望。把烛光投在阳光正面，不是温暖，在文学里，最温暖的烛光应该烛照阳光背面、阴影和黑暗，因为那里的冰川绝不会因你的冷漠而融化，也绝不会因你的无视而消失。在这场深入灾难现场的调查中，我看到那些密封伤口疼痛的受难者多么渴望被捅破，被打开，被理解，这在给了我外科医生一样的勇气的同时，让我更进一步坚定了这样的信念：为人生，我们可以最大限度地逃避烦恼，简单地活着，而为文学，绝不可以！在文学里，简单就意味着粗暴。
在《生死十日谈》里，我运用访谈这条线索，打造了一个非虚构的物质外壳，为的是让读者更贴近一种感受。这是我的故意，实际上这里许多故事和人物都是虚构的，是把看到的和听到的进行整合，对人物进行塑造，通过建立一个现实世界，将读者带到另一个世界——我要表达的小说世界。因为只有小说这种形式才能承载在我看来更为深广的艺术内涵。访谈确实曾让我亲历了一个个现场，包括录像带中的现场，但原始的讲述有闪光的地方，局限也非常大，讲述者只能提供一个侧面的信息，加上心理学的访谈问卷有它自成一体的套路，很难打开故事的脉络，但正是这一点，为我的后期创作提供了巨大的想象空间。我对人生、人性的看法，对生命、生死的感悟，才得以更松弛更深入的呈现，应该说，是这些丰富而杂乱的非虚构材料，让我有了一次犹如在秋天的旷野中奔跑的倾情想象和书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