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一些血气方刚的年轻读者交谈，他们瞪着婴儿般明亮的大眼睛问我，作家如果不干坏事，怎么能写出坏人来？有句名言：心里没有褶皱，就会感到世界光滑。作家倘若没有坏心眼儿，怎么会把坏人的思想和行为写得那样生动可信？
我听到这样的发问，几乎就是目瞪口呆。因为从理论上讲，人家问得有理有据并相当有逻辑。是呀，不吃梨子怎么会知道梨子的滋味？不干坏事，怎么会揣度到坏人的心理？这几乎就是要把你逼到死角，不得不坦白交代，老实招来！但细细一琢磨，却又笑得要死。一个作家要写杀人，他必须去捅刀子；要写强暴，他必须去耍流氓。那这个世界就太简单了，公安局也用不着费什么劲儿去破案，只要看作家写干什么坏事，就按照小说提供的细节去把他逮起来就行了。
再细细想下去，还真有点毛骨悚然，曾经就有过这样的年代，战斗的号角震天响，人人都剑拔弩张，按照当时所谓“阶级斗争小说”写的细节去分析生活中的人和事，把无辜的百姓，甚至把编造这种小说的作家们也打成反动分子。记得有个造反派横眉竖目地叫喊：写这么复杂的东西，心里没鬼能写出来吗？当时有一部电影《箭杆河边》，描写阶级敌人怎样拉拢腐蚀党的书记，这大概是作者被形势所迫，不得不这样“创作”。没想到造反派们就是根据这个情节来深挖阶级敌人，后来听说写这个剧本的作者也未能幸免。当然，在那样恶劣的年代里，什么人间奇冤都能制造出来，可是在今天，还有人发出这样的疑问，可笑之时隐隐也有点可怖。
幸好半个世纪前鲁迅先生替我们回答了这个问题，他的回答是一句幽默的反问——作家写妓女，必须去卖淫吗(大意如此)？这种强化的荒唐，一下子就把这个问号砸碎了。面对社会生活中的诸多生命，作家往往是既单纯又复杂，既惶惑又敏感，并具有穿透灵魂的能力，也就是人们所谓的艺术感受力。艺术感受是作家与非作家的本质区别。任何一件平常的事，在作家的眼里都会掀起不平常的波澜，都会引发一种和多种丰富的构想。实际上作家笔下的杀人犯已经不是纯粹的杀人犯，妓女也不是纯粹的妓女，而是一个被艺术化了的“人物”。“人物”不是人。这就像百货商店里摆着的洋娃娃，使你觉得比真正的孩子更逼真更漂亮更可亲可爱，这就是艺术化了的形象。如果你把洋娃娃做得和真孩子一模一样，摆到柜台上无疑就是一具孩子的尸体。
人的心灵中都藏有善恶两个东西，一个是天使，一个是魔鬼。外部环境的变化或使他心中的天使或使他心中的魔鬼跑出来。同样一个人，和平时期的和谐生活，会使他善良得踩死一只蚂蚁感到心疼；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却能毫不犹豫地射杀一个活生生的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好人可以变成强盗，恶魔可以立地成佛，正是人的心灵里基于善恶两个方面，绝对的善人和恶人是不存在的。所以，作家在描写恶或善的人物时，会在构想中放出魔鬼或天使来演示一番。看一些世界伟大作家和艺术家的传略，这才发现他们有的心胸是多么的狭隘和阴险，多么的脆弱和怯懦，多么的单纯和善良，多么的浪漫和流氓；有的甚至还莫名其妙地滑稽也许是恶劣。例如法国作家巴尔扎克，为了逃避欠债，在家里修建了夹层墙，像当年我们民兵对付日本鬼子那样，与讨债人打游击战；为了追求异性的欢娱，他将女孩打扮成小伙子的形象，陪着他到处游逛，依此来对付那个时代的道德约束。更让我震惊的是，他为了追一个崇拜他的俄罗斯女读者，竟然能在相当落后的交通条件下，从法国巴黎跋涉到莫斯科，而且对这个女人显示出非凡的纠缠能力。
在我认识的诸多中国作家中，有些绝对是口是心非的势利小人，但他们有时写出的文字却令我大感精彩；另外，也有一些胆小得到北京开会都不敢乘飞机，而是熬夜坐火车或汽车。但他们却敢在关键场合说出一刀见血的真话，并能写出惊天地泣鬼神的文字，让我一面五体投地表示敬佩，又一面提心吊胆感到恐惧。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有些作家艺术家的人格大概并不美好，可照样可以写出大作品；但有一些作家艺术家美好得像透明的玻璃，可写出的荒唐故事令读者瞠目，这在世界文坛乃至中国文坛上都是屡见不鲜。作品与作家之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混乱的逻辑，这可能是心理学家来研究的课题，在下无能为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