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70后”：低潮的逆袭？ “尴尬一代”社会性写作力量正在壮大
最近热门的沪产长篇小说《繁花》所依据的丰富时代性记忆引起“70后”作家的羡慕和反思。女作家朱文颖日前在上海表示，和评论家们不同，她并不关心作品是“传统话本”还是“现代小说”，关心的是从中寻找答案——如何让小说放松地呈现意义，如何书写属于“70后”一代人的时代记忆。因为这正是她和同代作家共同面临的困境。“小说家过了一定年龄，也想在小说中写一点意义，对社会发一点言了。”朱文颖或许不是个案，一批曾经在文坛上因个体书写引发过话题而又渐次沉寂的作家正在“奔四”而去。那里有一道上帝放置的槛。过了门槛，“70后”迎来了又一个春天。
时隔多年不想再提“美女作家”
生于1970年的朱文颖曾写有《高跟鞋》、《戴女士与蓝》等影响较大的作品。她说，“70后”初登文坛时几乎一水儿的都是女作家，贴着“都市写作”的标签。如今朱文颖再也不想提起那时盛产的“美女作家”、“身体叙事”、“私人写作”之类的“封号”。这些“妖魔化”的标签造就了“70后”作家的成名，但从长远来看，这在她们的成长过程中却是一种伤害。“当时的写作更像是文学上一种直觉式的摸索，如果能走得更长远些，过渡到自觉的状态，会更有意思。”她颇为怅然地假设，当时的文化环境如果能够更理性、更耐心一些，多一点空间，少一点“催产”，“70后”原可以成长得更好。
中断这一进程的是迅速到来的娱乐商业化时代。进入新世纪没几年时间，“80后”写作者凭借一系列媒体事件吸引了文坛的注意力。他们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有自己的标志性人物和精神旗帜，并且十分善于利用新媒体的传播方式。而仍然占据文坛主流的“50后”、“60后”作家又不乏态度、立场与动作，夹在其中的“70后”作家似乎失去了在时代中的适当位置，也越来越远离媒体关注。“从妖魔化标签到没有标签，我们是尴尬的一代。”朱文颖说。
与朱文颖同代的一些作家不再写作。留下来的，经历着缓慢、艰难的成长。而到了这个年龄和阅历的槛上，“转型”的需要变得清晰。“我们刚开始写作时是比较私人化的方法，采取反抗公共话语的姿态，和社会、民族关联稀少而且淡漠。但当你再成长时，社会感自然呈现出来，你会要求自己的写作对社会发生联系、产生意义。见天光，接地气，让鸟声、风声进来。”朱文颖说。这并不容易。社会性的写作是“重”的，自我性的写作是“轻”的，轻和重如何把握，尽管“50后”作家们提供了很好的范例，但她没有找到适用于自己这代人心理结构的表达方式。
正在补充这个年龄段作家力量
评论家程永新将“70后”作家分为“新”、“老”两代，划分标准并非出生年头，而是“冒”出来的时间。老“70后”作家一般成名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他们当中现在还坚持写作的代表性作家有朱文颖、叶弥、魏微、金仁顺等；新“70后”作家则崛起于近些年，他们被人知晓的方式不再局限于在文学期刊发表作品，还有新媒体传播。其中较知名的有徐则臣、阿乙、曹寇、盛可以、路内等，他们视野宽，文学上的准备非常充分，很有实力。“他们的加入，使整个代际的写作更加完整、宽阔，更有可能性。”
出生于1976年的阿乙近年来以短篇集《鸟，看见我了》、长篇小说《下面，我该干些什么》等获得文学界好评。他读过不少“70后”作家的作品。“‘70后’其实很难归类，像花园，百花齐放，各有独到之处”。他们有两个共同点：“都是杂生的，自生自养的能力不错”，“没有过于固定的套路和死板的路线，但都有着自己的审美坚持”，比如他自己，从去年下半年到现在，一直在写一部长篇，写得非常密和缓慢，他给自己设定的写作周期是一年，“我觉得我以前没有的能力被激发了出来。我对世界的了解更深，敏感度也更高”。
“文学在‘70后’一代身上出现低潮是显然的。”阿乙对记者说，“他们被忽视很久，他们缺乏机遇、运气、环境和足够杰出的作品。但是他们不缺激情和理想。他们中一定会有人最终成为杰出而伟大的作家。” 本报首席记者 吴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