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其他一些城市相比，成都一个特别之处，便是它和诗的关系格外特别，不仅仅因为那里有杜甫的草堂。说其是座“诗城”，是有传统来历的。
曾经听到这样一则民间传说，明朝新都状元郎杨升庵，少年即是天才，七岁那一年，碰到一位县太爷来访，县太爷想考考这个神童，身边的一棵古树枝上，正晾晒着衣服，便指着古树随口说了一句上联：千年古树为衣架。没有想到，小小年纪的杨升庵脱口说出了下联：万里长江作澡盆。可谓巧对，且有些气势不俗。
还曾听到现代作家流沙河先生一则传说，他和友人在大慈寺喝茶，听说陈水扁因买官贪污被判刑17年半，随口说出一副对联：狱中陈水扁，楼下赖汤圆。老成都人都知道，赖汤圆老店原在总府街上，卖汤圆的在楼下，煮汤圆的在楼上，煮好了端到楼下，所以说是：楼下赖汤圆。其中，不仅“狱中”对“楼下”对得好，“水”对“汤”，“扁”对“圆”，更是工稳而绝妙，而“赖”对“陈”字，则别含一番讥讽之味，因为“赖”既有“老赖”又有“不咋样”之意。
当然，杨升庵和流沙河本身就是诗人。如此巧对、妙对，不足为奇。成都古今曾经出过的诗人很多，历代来过成都的诗人更是无数，他们的诗写得或联对得再漂亮，并不足以说明成都就是一个“诗城”。
能够证明成都是一座“诗城”的，是诗对这座城市的影响，以及诗如水一样，在这座城市蔓延的滋润和普及。
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在成都最为大众化的茶馆，曾经有百姓自发的写诗的热情，有好事者将自己写好的诗拿到茶馆里张贴，第二天，再去一看，应对者已经如云，和诗者，在茶馆里彼此打擂台，茶客们，则在观看中肆意地评点优劣。诗让人们自得其乐，再没有哪里可以找到如成都茶馆里这样对诗的热闹场景了，想象那劲头赶得上《红楼梦》“大观园”里的“赛诗会”吧。
还曾经读到过这样一则故事，抗战期间在成都半边街魏家祠堂对面开有一家饭馆，战争期间经济拮据，怕人吃饭不给钱或赊账；饭前先要钱呢，又觉得不大好，既怕得罪人，又怕伤自己的面子。店家便写下一首诗，贴在墙上：“进门好似韩信，出门赛过苏秦，赊账桃园结义，要账三请孔明。”句句用典，又通俗好懂，众人皆会意而笑，皆大欢喜。在成都，诗不止于诗家之间风雅的唱和，还很实在，很实用，又有几分居家过日子的恬淡和狡黠，以及艰辛日子里的苦中作乐。
还曾经听说过这样一则民间小诗，作者不详，但在成都流行，说的也是成都的事与人，其中头两句是：明皇无宫，薛涛有井。说的是唐玄宗流亡成都，落魄得没有了自己的皇宫，但同在唐朝的薛涛，却有自己的美景和美名而流芳千古，与世长存。对历史的调侃与褒贬，尽在简短的诗句之中，体现了成都人的智慧与幽默。
在成都图书馆查阅资料时，在书架上翻到一本不起眼的小书，是一位叫何韫若的退休老人写的一本《锦城旧事竹枝词》。老先生沉潜多年，集腋成裘，百余首竹枝词，遍写成都民俗民风，不仅有史笔钩沉流年往事，又有诗心抒写怀旧之情，是一本难得的成都民俗历史的民间纪事。
或许，上述的一切并不足以令人完全信服成都就一定是座“诗城”。再举一例，过去的年代里，乞丐的生活颠沛流离，特别是到了深秋和冬天，冷风刺骨，更是饥寒交迫。夜晚，店铺打烊后，会把剩余的炭火倒在街上，乞丐这时候会一拥而上，抱着那残火取暖。老成都人称之为“烘笼”。曾看过乞丐写下“烘笼”的一首诗：“烟笼向晓迎残月，破碗临风唱晚秋。两足踏翻尘世路，一盅喝尽古今愁。”
1913年，成都慈善人士曾经在北门一破庙旧址上搭建一排瓦屋，专门供乞丐在寒冬时有个避风的地方，并取了个典雅的名字，为“栖流所”。没过多久，便被乞丐在门上贴了一副对联：“是士绅工商之友，与魑魅魍魉为邻。”联对得工稳又俏皮得很，一点不亚于杨升庵和流沙河。
一座平民化的城市，才能够将诗从高雅的殿堂上拉下来，让诗和自己平起平坐。一座有诗的传统的城市，才可以使得乞丐都能够拥有诗的才华，让诗真的走进民间，有了烟火气，处处花开一般，都可以绽放出诗来。
清末有这样一首竹枝词：“石马巷中存石马，青羊宫里有青羊，青羊宫里休题句，隔壁诗人旧草堂。”这里所说的，便是处处有诗，处处有诗人，就在隔壁呢。
成都诗的传统，要得益于杜甫和他的草堂。如果当年杜甫没有来成都，而是在别的地方盖了一间草堂，那也许就另当别论了，就像蒲公英的种子，飞落在哪里，哪里就生根发芽。诗的传统，其实就是一种文化的底蕴。它靠的不是一朝一夕，而是长久岁月的积淀和打磨，才化为了这座城市的血脉和基因。
记得同为诗人的冯至先生曾经说过一段话：“人们提到杜甫时尽可以忽略了杜甫的生地和死地，却总忘不了成都的草堂。”这实在是成都的福气。成都人便也格外珍惜这一福分，将杜甫当做自己的诗神，把草堂当成诗的殿堂，每年“人日”，即正月初七这一天，都要到草堂里祭拜，已经成为了由来已久的传统，成为成都人的庆典节日。如今，草堂的杜公祠前还悬挂着何绍基题写的楹联：“锦水春风公占却，草堂人日我归来”。每年“人日”时分，成都人更格外在意，来草堂的人会更多。诗的传统在一座城市走过了一千多年，这座城市又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成色？
安史之乱后，杜甫携带自己的稚子，从甘肃的同谷步行了一个多月，才走到了成都，投奔到当时任剑南节度使的朋友严武门下。但不多日后，杜甫坚持搬出条件优越的严府，而居于简陋的寺院之中。日后，在浣花溪旁搭建一间茅草屋，即我们现在所说的草堂，写下《堂成》一诗，其中一联：“暂止飞鸟将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道出了草堂建成时的情景和心情，才有了以后我们见到的“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秋水才深四五尺，野航恰受两三人”，“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这样，人们司空见惯却又情趣盎然，令大家会心会意，平易得任何人都懂得的诗句。正由于杜甫自身这样的平民性，造就了杜甫诗歌的人民性，也才造就了成都这座城市诗歌传统的平民性，让诗和这座城市的人们心心相通，让诗不再是高雅的代名词，不再是诗人的专利，而属于大众和这座城市的每一棵树，每一朵花。
成都，不仅是一座茶城，一座花城，一座美食城，还是一座“诗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