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笔之前，我们苦于灵感的衰竭、匮乏。开写之后，则苦于表达的艰涩与陈旧。就算初稿写完，接着又会是若干次、若干次的修改，尤其是长篇小说，这样的过程，像把一条大鱼在盘子里翻身，既要彻底、坚决、连头带尾，又不能破了皮相、撒了汤。这一切结束之后，小说总算是写完了，以为就此可以松一口气吗？不然。
写小说这件事，前半程是一个人，两手空空在黑地里没头没脑地闷走，踌躇满志夹杂阵发性的焦虑，间或有点小幸福，总之是一个人的宅斗，亦悲亦喜亦有大自由；后半程，手里提了件小说，算是有点货色了，可是，这货色既然拿将出来，也就不再是你一个人的了，四面八方的手一齐伸来帮你提——本想着，人多吧，是好事，其实呢，不见得。
就比如，书名。是的，写作者当然是预先自己取好书名的，可是这最多只能算个小名儿，真正要到出版社那里上户口了，产生分歧的概率是相当之大的。作家的审美总是偏重于沉静和内敛，这本没错，可是一放到商业背景中，就绝对成了罪过。出版方总有诸多苦口婆心的说辞，语气里带着原谅和宽容，也带着必胜的信念。他们知道，作家写完一本书，总有着孩子气的急迫，像一颗滚烫的热心要尽快地捧出来，故而最经不得拉锯战，并且也会被所谓营销策略、传播心理学之类的弄得厌倦且头昏。我有个长篇，小名儿本叫做《家书》，因为里面有大量的书信体，又因为主题也是与家庭单元的道德伦理变迁有关，可出版方一看：这太闷了，不煽情，不抢眼……最后，此书以《此情无法投递》出版，当然，后者也不是不好。只是，内心深处，就像个性格内向的母亲，总还是愿意拿小名儿唤自己的孩子。也有抗争取得胜利的。我上一个长篇《六人晚餐》，这书名谁都说不好，因为比较像悬疑、像男女相亲的、像外国小说，众人纷纷提建议：索性改成《晚餐》吧，更有力量更简洁，或者改成《最后的晚餐》、《黑白晚餐》……一片喧哗之中，我蒙头抵死坚持。出版方依了我。结果……我在超市碰到熟人，对方指着我热情地说：你有本新书，《六人餐桌》！更多人会记成《六人晚饭》，有人则生生替我加了副餐具，变成《七人晚餐》……嗯，不一而足，但我都笑眯眯地开心极了，母不嫌儿丑，这总归是我原来就想叫的名字呀。
同样的微型闹剧在每个写作者身上都在不断上演。举最近的例子，学者梁鸿的第二本田野调查笔记《出梁庄记》，光是她发到我手机里的纠结书名，就有十个八个之多。这样的过程，估计作为编者，比写作者更要抓狂一百倍吧。真是应当有编辑写写这个：那些换名字最多的书！
名字关过了之后，接下来是封面设计。这一步就好比给孩子穿出门衣裳，既要得体，又要大气，还要赶得上时髦，如果能出位、给人以闪电般的惊艳，那则最好不过。其中的往来拉锯、抗议与妥协、瑰丽的假想与平庸的现实，更是好一大笔官司。往往到最后，会出来一个“恰如其分、所见即所得”的设计。比如，书名《云中人》，封面上就是一朵云里有个人；《屋顶上的一棵树》，就真的是见面如字。《六人晚餐》也这样，桌子上摆了一堆吃的，再加六副碗筷。及至真正拿到书，拉近又推远地看，自问这好看吗，答案往往是复杂的……当然了，这种不满足的、挑剔的心理，其实也是源自一种对完美与创意的贪念，或者也是源自不够自信。人家《红楼梦》，封皮上光写三个字就成。再或者说了，若你的书果真是美人胎子，那就是裹上破麻袋也是好看的。
最近的新书《九种忧伤》，在取名的战斗中，我悲惨地败下了，小名儿本是《九种暗疾》，最终变成了有点文艺腔的现名。但在封面上，倒是特别省心，拿到设计稿，在三个备选案中一眼相中现在的封面：一个少年的肖像，眼神如同迷雾，美编又很有手腕地对这个肖像进行了二次加工，切割与重拼。责编既开心又苦恼地抱怨：这张照片，她是在电脑上勾头看了足有上万照片才发现的；而且选中它就导致预算超标，因为要另外花钱购买照片版权。
好吧，就算书名和封面全都搞定，甚至书已经拿到手，以为这就结束了吗？哪会这么容易。漫长的旅程伴随着漫长的风景，下面将是既需要智力又需要耐心的新书宣传期。写作，写作，而今似乎不仅仅要会“写”，还要相当的会“作”。诸如嘉宾对话、新书发布、各种采访，类似的吧，你得呈现出一种深刻且愁苦的姿态，从不同的其实是相同的角度去阐述你的小说……上述的这一切，不管是出于合同约定的配合或对传播名声的肤浅渴求，我都相当认真地在做——我是用这个道理来说服自己的：小说，在起初，在我的书房和电脑里，它是纯粹和自由的艺术；在终点，到了某人书房或某人的阅读里，也是纯粹和自由的艺术。但在行销和流传的过程中，它是商品，具备商品的一切属性，并可能会对小说有所折损或附丽，但归根结底，这是一个坚硬的无法跳过的过程。没有它，我抵达不到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