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静制图每个作家有向传统致敬的方式
2013年4月，作家王安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2004年她调入复旦大学时，曾选了两个老师的课听，一个是傅杰的《管锥篇》，一个是骆玉明的《世说新语》。“每次听都要抢位子，他们的课很受欢迎，地上都坐满了人。一个学期的课程，我基本不拉。因为我知道我最缺的是古典文学的滋养。”
在后来的创作中，王安忆的确非常努力从古典文学中汲取丰富的营养并落诸笔端。比如在她的长篇小说《天香》中，这位因《长恨歌》而与“海派”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家，完成了一次“向中国古典致敬”的仪式。《天香》中采用了大量真实的历史资料，《嘉庆上海县志》、古上海地图甚至历代文人的诗词歌咏，整部小说气势恢宏，几十位家族人物的塑造，皆有特色，被称为是“江南文化的百科全书、女红文化的经典，生动表现四代人的日常生活和志趣节操的传世巨作”(诗人钟玲语)。这部颇具传统文化韵味的长篇小说，因笔触涉及众多文化领域——诗词歌赋、书画刺绣、园林建筑、服饰美食等等，显示了王安忆在传统文化方面的积淀。就连小说的背景——晚明市民社会，也与《红楼梦》的创作年代很接近。大概也正因为此，《天香》出版次年即获得第四届“红楼梦奖”。
作家们的成长，打着时代的烙印。一些作家幼年的时候没有经历中国古典文学的滋养，又在上世纪80年代遭遇西学浪潮的裹挟，使得其作品呈现中西“混血儿”面貌。甚至有评论尖锐地指出，有一些作家的语言带有明显的“翻译腔”。“现代文学史上的老作家，有旧学的功底，又吸收了外来的文学的营养，成就了他们所谓的写作平台。我们这一代，尤其是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本身生长在供应紧缺的时代，旧学在我们的青年时代以前，是不允许接触的。所以没有很好的旧学的熏陶和训练，《四书五经》《三言二拍》等直到80年代以后才有机会接触。而‘童子功’是影响深远的，我们直到青年时期才接触的营养，非常庞杂，无法分辨哪个更重要，西方的还是传统的？《红楼梦》对我影响大还是福楼拜、卡夫卡影响大，我说不出来。”作家苏童说。但他同时指出，这一代人在传统文化方面天生的缺失，也许不是缺点，而是特点。每个作家都有向传统致敬的方式。他的“致敬”是从《妻妾成群》开始。
传统文化与现代主义的影响兼具
他们大多自写诗起步迈向文坛，但是他们的诗歌与格律无关；他们也读唐诗宋词，但已非出自私塾的“童子功”。他们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文脉，现代主义的影响亦不可抹煞。莫言的很多作品，被贴上马尔克斯“魔幻现实主义”的标签，而他明确地向记者表示，这些所谓“魔幻”的根源来自《聊斋志异》。早在《檀香刑》的后记里，莫言就提起，要在写作上“大踏步撤退，要写有中国风格的小说”。果然，在《生死疲劳》封底上，开始张扬：“一部向中国古典小说和民间叙事的伟大传统致敬的大书。”其小说结构上用“六道轮回”、“章回体”，不仅其形式彰显作者对中国经验和中国精神的忠诚，也有其想象世界的根本方式。因为在中国古典小说中，人的命运就是世界的命运，比如《红楼梦》、《金瓶梅》、《水浒传》、《三国演义》，这正是古典小说的根本精神。莫言说：“六道轮回是中国的魔幻资源，是一种无形但巨大的道德力量。这个故事的框架就是从蒲松龄的《席方平》中学来的，我用这种方式向文学前辈致敬。”他说，我们在读前人的作品时，往往能看到历史的局限性，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人的局限性。对前人的局限性，我们大都持一种宽容的态度，但这种宽容里边似乎还包含着一种惋惜。我们潜意识里想：如果没有这种局限性，他们会写出更好的作品。“但现在我想，我们这种对人的局限的否定态度，对于文学来说，也许并不一定正确。我的意思是说：一个没有局限的人，也许不该从事文学；作者的局限，也许是文学的幸事。”他还指出，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也是一部提倡妇女解放的作品，小说中塑造了很多自由奔放的女性形象。而《红高粱》一书中，“我奶奶”这个形象的塑造其实就是因为看了《聊斋志异》才有了灵感。
“我对大地的情感是自然的，因为我生活在大地上，我依赖它犹如生母。”同样，作家张炜的小说创作，不仅带有鲜明的民间立场，还浸润着大量的传统文化因子。源远流长的齐鲁文化深深影响着他的创作，他笔下的人物也兼具齐鲁文人的责任感和道德理想主义。在《芳心似火——兼论齐国的恣与累》中，大量涉及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世情民俗，张炜都把过往的历史与当下的现实加以对照，发出他个性的声音。又比如长篇小说《家族》，既有现实主义的元素，也同时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的诗赋比兴，将传统的“有诗为证”化为至美感人的散文诗。
“文革”时期，当很多人在派系之争中找不到自我的时候，贾平凹却埋头于古典名著，不仅读诵，还改写成白话文。贾平凹说：“我的古典文学修养不是很深，要真拿一篇古文问我一字一句是啥意思，我也不懂，但我能理解。”
贾平凹的《秦腔》，或可视作对于民间文化与信仰的继承，而他的《古炉》获得首届施耐庵文学奖，更是汉语文学叙事丰富性的证明。
笔记体小说体现古典文学文脉
当今文坛，最能直接体现古典文学文脉的也许是笔记体小说。冯骥才、汪曾祺等作家笔记体各有特点，而孙方友的新笔记体小说，则被誉为中国文学笔记体小说的又一座高峰。作家南丁曾称赞孙方友的小小说，“显然得益于中国古典笔记小说，有容量，耐咀嚼，极精粹。”身处中原，孙方友的笔记体小说自成一家，如旧体诗词中的绝句与小令，起承转合，摇曳多姿。他在努力学习和借鉴着现代的思想理论，包括西方的思想观念，去表现历史的、现实的、传说的生活，这使他的作品具有了某种现代性。
深受西方文学的影响，作家余华也深感矛盾：“我一下子面对了浩若烟海的文学，我要面对外国文学、中国古典文学和中国的现代文学……我的阅读更像是生存中的挣扎，最后我选择了外国文学……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一直以中国的方式成长和思考，而且在今后的岁月里我也将一如既往；然而作为一位中国作家，我却有幸让外国文学抚养成人，也许是因为这场漫长的学习实在太久，以至于我们忘却了自身伟大而优美的古典文学传统，乃至整个的古典文化传统。
20世纪80年代，很多作家都受现代主义的影响。作为60年代出生的作家，格非恰好赶上了那样一个时代。“年轻人特别喜欢新的东西，喜欢挑战一种艰深的表达方式，所以很自然地与现实主义一拍即合。”宽泛的阅读面成就了格非。但是格非和朋友们在大量阅读现代主义作品后发现，其历史只有100多年，不可能涵盖整个文学史，转而阅读古典作品或近代作品。王安忆也说：“年轻的时候总喜欢背叛，觉得故事是一种束缚，想把前人的规矩破掉。写到今天，我的观念越来越合乎、服从前人小说的规定。”
她说的“规定”，其实就是“讲故事”。无论传统还是现代，故事讲得好看才是最接近目标的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