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文学杂志《收获》执行主编程永新曾发布一条微博，宣布“再也不读《文学报》了”，原因是该报“新批评”专刊上发表了一篇评论家李建军批评莫言的文章。
■ “创作与评论如何良性互动”交流会在沪举行
对于批评家和作家时不时产生摩擦，大多数与会者认为，摩擦是正常的，“良性互动”之说反而过于理想……
叶辛
“老一辈的批评家，不仅有对文学的真诚、对作品和作家的真诚态度，其自身也拥有让人崇拜和敬佩的人格力量。”
赵丽宏
“我觉得评论最怕四平八稳，看着又好像说好又好像说不好，最后也不知道说什么。其实作家不怕尖锐的批评。”
吴俊
“上海这个地方有特点，那就是很多年来，要找出上海批评家中，在上海媒体上批评上海作家，那是很少(难)的……”
刘慈欣
“如果说评论的东西都是读者不看的东西，而读者90%的读的东西，评论界都不来评论，最后我们的文学评论就变成一种自娱自乐的游戏了。”
本版图片 吴轶君 图
今年4月，文学杂志《收获》执行主编程永新曾发布一条微博，宣布“再也不读《文学报》了”，原因是该报“新批评”专刊上发表了一篇评论家李建军批评莫言的文章，在程永新看来是“已越过文学批评的底线，纯意识形态的思维，‘文革’式的刻薄语言”。对此，《文学报》主编陈歆耕曾回应，“新批评”只是提供一个平台，只要是善意的、能够自圆其说的文章，他们都表示欢迎。这起小小的风波令文学批评的话题一度引发关注。文学批评应该如何进行？批评家与作家的关系究竟应该何为？
昨日，一场由《文学报》主办的名为“创作与评论如何良性互动”的作家、评论家对话交流会在上海举行，作家叶辛、刘慈欣和诸多评论家出席，程永新也通过电话表达了他对文学批评的看法。
国内文学批评名声不佳
国内的文学批评似乎一直背负着恶名。一方面，但凡褒扬作品的批评总被斥为“红包批评”，另一方面，指摘作品不足的批评又往往被视为作者借机出名。而比恶名更令人悲伤的是，大多数文学批评无人问津，成为一片比小众文学更加小众的文学园地。
著名作家、中国作协副主席叶辛认为，文学批评的“黑历史”或许能解释部分原因。过去的文学批评经常和政治挂钩，使文学批评变成了“棍子”。“我记得我们青年时代，所有的人拿起报纸来，一看到批评文章，想到的不是这个批评文章，也不是作品，是想到这个作家要出事情了。”因此到新时期以后，一大批优秀的青年作家涌现以后，批评家发出的声音都是欢呼的、赞扬的，“即使是指出不足之处，也是私底下跟你讲一讲的。到了后来，批评的名声就逐渐臭了。”
然而，优秀的批评家太少了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导致了国内文学批评的弱势。《收获》杂志执行主编程永新认为，当代的部分批评家缺乏像上一辈人对文学的真诚。“老一辈的批评家，复旦大学的贾植芳、章培恒，华师大的钱谷融不仅有对文学的真诚、对作品和作家的真诚态度，其自身也拥有让人崇拜和敬佩的人格力量。当代的批评家程德培，为了写一两万字的评论文章，把作家全部作品拿过来通读，像这样勤勤恳恳做学问的批评家太少了。”程永新认为，批评家首先要真正爱文学，这是批评的前提，这意味着他是爱护当代文学和作家的。其次是他是否懂文学。“有时候，批评家要比作家站在更高更远的地方，不仅要熟悉和了解作家，还要有对艺术的敏感和领悟力，要有文学理论的功底，这样才能做好批评。不是作家和读者不欢迎批评，而是在复杂的文化生态环境中，存在一些依靠践踏别人来扬名的批评家和缺乏审美趣味的外行批评家，值得警惕。”
对于批评家和作家时而产生摩擦，大多数人认为，摩擦是正常的，“良性互动”之说反而过于理想。作家、评论家李炳银则认为，批评和创作永远不应该平衡。“事情总是在矛盾当中发展，只有在不平衡的过程当中才能找到新的平衡点。只要批评家和作家都坚持了真正的理想，都接触到了最美好的境地，而不是在低层次上相互运行就可以了。”
国内批评体制的不完善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批评家吴俊如此评论上海的文学批评：“上海这个地方有特点，那就是很多年来，要找出上海批评家中，在上海媒体上批评上海作家，那是很少(难)的。从这个历史现象可以看出，一个是上海的作家很强大，一般来说别人找不出他的缺点；另外一个上海的批评家很尊重上海作家，觉得不好意思说；还有一种(原因)就是上海的媒体觉得不能说。”
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肖鹰认为，国内批评现状不佳必须考虑到整个文化体制市场经济化的背景。“在市场经济化的大背景下，文学创作也变成了普遍性的商业化生产。在这个情况之下你对别人的作品挑刺，那是要砸人家的饭碗。不仅作家本人受到犀利批评后名誉受损害，作品销量会下降，还有他背后的杂志、出版社以及背后支持的财团等都要跟你拼命。”
批评不仅仅是为作家负责，更重要的是为读者负责。“我们每年有4000多部长篇小说诞生，读者怎么有能力去选择4000多部作品，批评家就需要用靶标精准的作品告诉他们，什么样的作品是我们应该推崇的，哪一部的作品应该是你们应该读的。在这里就要建立一个面向市场化的靶标精准的文学批评。”国外的文学批评为何如此有信誉？《纽约时报》发一个书评就可以决定这本书的销量。肖鹰认为，“因为国外的批评家是专栏作家制，他们是对媒体负责，媒体负责的背后是对读者负责。批评家拿了稿酬之后会对媒体有一份责任心，你不能忽悠我，背后(的意思)就是你不能忽悠读者。”
作家渴望何种文学批评
作家叶辛31年前出版长篇小说《蹉跎岁月》，他始终记得一些批评家在肯定他小说的同时所指出的小说的不足，认为对他后来的写作很有帮助。“然而，作家一旦成名后批评就更少了，大家不愿去批评。作家杨沫在写完《青春之歌》后无法写出更好的小说了，她也希望得到真挚的批评。这是我作为一位作家的心态。”
上海作协副主席赵丽宏认为，批评家和作家应当是非常亲密的关系，作家离不开批评家。“我不是大红大紫的作家，没有很多重要的评论，更加格外珍惜评论。有时候看到长篇批评文字会非常感动。我觉得评论最怕四平八稳，看着又好像说好又好像说不好，最后也不知道说什么。其实作家不怕尖锐的批评。”
《潜伏》原著作者龙一认为，他作为作家，最喜欢的是那种对文本进行细读和研究的批评，建立在文本之上的批评，是作家最需要的。“汉语言文学的语言在简单化，传统性的内容越来越少，对文学本身会产生一种伤害。作家对语言的自我要求，语言有泛滥的倾向，有限的文本空间内如何更准确和妥帖地表达思想，避免空泛的内容，既需要我们自律，也需要批评家给我们指出。”
与他一样是类型文学作家的科幻小说家刘慈欣既非“主流文学”作家，也非体制内的作家，他认为类型文学长期被文学批评忽略了，“我从事了十几年的文学创作，但是文学评论界对我来说极其陌生，就像另一个星球。”不仅对他来说如此，对于大多数阅读类型文学的读者来说，这种陌生感极其相似，“文学评论的作品大多数人都没有看过，而看得最多的类型文学不入文学评论法眼。”事实上，以科幻、玄幻、侦探、历史等为代表的类型文学早已在大众阅读，尤其是基层阅读中占了不止半壁江山。“如果说评论的东西都是读者不看的东西，而读者90%的读的东西，评论界都不来评论，最后我们的文学评论就变成一种自娱自乐的游戏了。实际上我现在感觉已经在自娱自乐了。”
在既有的文学评论的格局下，类型文学不仅缺乏关注，也缺乏评论的语境。刘慈欣说：“这么多年文学评论形成了一个共同的语境，包括对文学的定义、文学的理念，形成了很顽固、很霸道的东西。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文学是人学，好像这是一个定律，只要你推翻这个定律，就没有人认同。但是类型文学本身有它自己的特殊性。在这个文学评论界的眼睛中，侦探小说的推理过程，科幻小说的科幻构思、科幻创意，都是作为一种工具来揭示人性、揭示社会。实际上据我对类型文学的了解，恰恰是反过来的。侦探小说中的那些推理链，科幻小说中的科幻构思，就是类型文学表现的主题。而主流文学里表现的人性的东西，反而被作为一种工具来衬托。如果说文学评论没有看到这一点，那你对类型文学的评论，肯定是没有击中它的核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