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跑题：谁把我“拔苗助长”
你说我这人也真是的，刚才我大吃一惊地想起，在一个单位30年了，我和他没有通过一次电话，没有一次个人来往，更没有短信拜年。但是， 他是我的恒久的朋友。而且我知道我也是他的恒久的朋友。不变的。
如果没有他，我会写起报告文学吗？我会是另外一个我吗？
他叫赵金九。我叫他老赵。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赵金九在《北京文学》(还是叫《北京文艺》？)好像是管小说和报告文学？我不清楚了，其实当时我也没清楚。只记得在暗暗的编辑部里的他那双亮亮的眼睛。那眼睛永远流淌着透明的笑波。“暗暗的”是现在的回忆，当年只把那幽暗看作莫测高深。后来，大约一年半后，1980年，我写了篇《祖国高于一切》，当时只是为了给邻居写一份平反材料，有关方面说很好但这不是材料，给退回来了。我想我白写了？那么能不能发表呢？给谁发呢？《北京文学》？可是谁知道我这篇材料像不像、算不算报告文学呢？也许叫人笑话呢？正好《人民日报》一位编辑第一次跟我约稿。那时在我心里《北京文学》比《人民日报》大，《人民日报》文艺部么，我几乎谁都不认识，如果觉得我这篇东西不是东西，那就一锤子买卖了，我没脸见他们也用不着和他们见面了。于是我把一篇四不像的东西放在了《人民日报》传达室。没想到第二天就接到电话说几天后在国庆节发表。后来，《人民日报》文艺部一路对我“拔苗助长”，我永志不忘，这里按下不提。
那是我的第6篇报告文学。前几篇除一篇外都发在《北京文学》，尤其难忘的是1979年的第一、第二篇。当时天空刚刚明朗，百花刚刚初放，正是诗的时代，心儿就是要歌唱。我那时写过几首诗，我没有想过要当专业作家，也完全不知道我以后要做什么。有一天赵金九让编辑部的陈世崇带我写报告文学。还是那间暗暗的屋子，这回轮到我的眼睛亮亮了。因为我记住了陈世崇教我写报告文学的那些话。至今还记得！然后陈世崇带我去酒仙桥那边的工厂采访了一位女工，再然后又带我去清河毛纺厂采访一位女厂长。再再然后我不用带了，写到第6篇“材料”有点随心所欲了。1980年底就叫我专业写作，1982年和建功一起正式调入北京作协。好像，一篇“材料”，就把我速递到北京作协，实在也有点“拔苗助长”。而这棵苗，是在《北京文学》那间暗暗的屋子里生长出来的。那里阳光充足，水土丰润。
赵金九从他管《北京文学》、管北京作协(具体职务我都讲不清)到退休至今，我只知道他帮助京城尤其京郊的作者们圆文学梦。我没有读过他的小说，甚至好像不知道他写过小说， 当然也因为我从来不大知道别人在写什么。前些天偶然地见到他刚出的小说集的时候，并没有太大的期望值。再偶尔地打开、读来，竟是连连惊叹了！
人在囧途之赵囧
陈晓光从家里去县城上学，要经过的35里乡间小道，像枯黄的北瓜秧。途中经过的几条河，原都清清澈澈，后来干干巴巴，皱皱裂裂，木乃伊似的。如此从初一到高三了，第6个秋天了。他骑着一辆破自行车每走在这条道上，几乎都能猜得到前边的什么地方会遇到几个什么样的人在做些什么，说些什么。在这种单调的重复，重复的单调中，他忽然看见一家小庭院的石榴树上挂着一条红裙子，短短的、瘦瘦的。红裙子在树上轻轻飘展，如同飘落枝头的一片红云。他很纳闷，这个小庭院他来回走了这么多年了，怎么从没见过这个穿红裙子的人呢？
从此他回家或返校都走得很早，好在小庭院对面的老榆树下多待一会儿，期待一个穿红裙子的人。
但是红裙子只是、仅仅是在他心里飘展。有一天他兴之所至地要画这个红裙子姑娘。他用铅笔在作业本上画个纵情恣意，好像有一种神奇的力量附在他身上支配着他的笔。然后，那姑娘就好像在作业本上站立起来，叫他自己都吃了一惊。一位老师偶然间看到这画，说这是他在市里教过的一个学生，高二或是高三的，很漂亮，喜欢唱歌跳舞。
于是陈晓光再看这幅画，那红裙子姑娘就活脱脱地朝他笑了，他也禁不住地对她唱：走了太阳来了月亮又是晚上，哥哥什么时候才能走进你的梦乡？待高考结束回家，他顶着火辣辣的太阳，顺着那枯黄的北瓜秧，来到老榆树下，看那石榴树上飘展的红裙子。他向庭院门口一位叼着旱烟袋的老人说他来找小院里那姑娘，是他同学，喜欢穿那条红裙子。老人笑，说那不是红裙子，是他家老二的红裤衩，他在煤窑挖煤，那里冤死鬼多，穿红裤衩避邪。
这个意外的结尾，叫我想起美国作家欧·亨利的短篇小说。我一路跟着陈晓光追梦，竟然只是追到一条避邪裤。这些文字我是从一篇小说摘录的，叫《挂在石榴树上的红裙子》，原发2011年的《黄河文学》。小说主角陈晓光来回走在那像枯黄的北瓜秧的35里乡间小道上，然而那绵延的青春萌动，那决不枯黄的无悔追梦，一如石榴树上飘展的红裙子，因为小道的枯黄而越见艳红。作者自然也是个追梦人，而且青春无穷动。
我实在很吃惊很惊喜，因为作者赵金九现已年过70，2011年也快70了吧？然而我读到的是人在追梦，叫我着实地感动！又不搭界地想起那部很火的电影：《人再囧途之泰囧》。大概我感动之余想到，赵金九本来早就可以比不少作家还作家，可是他尽帮着别人追梦圆梦，这事儿还真有点囧。或叫：人在囧途之赵囧。
塑料壶style
小宝子头一回跟李大爷来到北京卖红薯。清晨醒来，李大爷拿一个塑料壶往毛巾上倒点儿水，让小宝子擦擦眼睛。小宝子就见自行车铃声响成一片，跟大年初一早上的鞭炮声一样，响得乱七八糟，一塌糊涂，根本分不出个儿。前边两辆自行车撞在了一块儿，俩骑车人下了车互相瞪着，眼睛里都喷着火。骑车的人都跳下车，按铃。就这样瞪着，喷着，按着，堵着。小宝子迷迷瞪瞪地说：北京呢？天安门呢？北京的天安门呢？
李大爷叫小宝子拿塑料壶去打壶自来水，好就着干粮吃饭，说见了人叫声大伯大妈，人家要是不让灌就多给人家说几句好话。出门在外，比不得家里。
小宝子走到对面院儿门口，院子那水池子上的水龙头也没关好，滴答滴答地滴着水。小宝子在门口站着，等着，盼着有人出来好央求人家去灌水。可是一直没人出来。他壮起胆子走进院子，灌了一壶水，然后把滴水不停的水龙头拧紧。正要走，里院跑出一个胖孩子，大喊：奶奶快来，有小偷！
小宝子说：我不是小偷。
奶奶说她刚去个茅房，你就溜了进来，还说不是小偷？
小宝子开始哆哆嗦嗦：我不是小偷。
老太太说不是小偷你怕什么？还嘴硬！我们院里老丢东西，都是你们这些人干的。走，上派出所！
那胖孩子夺过小宝子的塑料壶扔到房顶上，壶口正好朝下，壶里的水，汩汩地流。
冬天了，胖孩子要去学校了，就见雪花把房顶盖得和大地一样洁白。只有塑料壶的壶口像一个妖怪的眼睛，黑洞洞地瞪着他。他突然有点害怕，心里有一种不是滋味的滋味。从此他每天上学都会不由自主地看它一眼。
第二年秋天，卖红薯的人们又来了。胖孩子早早起来把塑料壶刷干净，又灌了满满一壶水，找到李大爷问那小孩呢？我要还他塑料壶。但是小宝子不来了，这个塑料壶么，李大爷说把它扔了吧。
胖孩子愣住了。从此，那个塑料壶口就那么瞪着他了。
这些文字我是从赵金九的小说《卖红薯的孩子》里摘下的。一个塑料壶，装着贫困、艰难，装着农村人的朴厚和进城的希冀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可是结果呢，只有壶口直直地瞪着眼睛，空落落的，黑洞洞的，怎么也不明白，进城卖红薯为什么要这样受气受委屈？这是为什么呀？一个伤害别人的人，那塑料壶口又像一个枪口那样，对着他，死死地，走到哪跟到哪，叫他不得安生。
老赵很写实的小说，也带着梦想。生活里绝不是伤害了别人都会良心不安的。我不知道老赵是在河南的什么地方长大的。我想是他笔下描绘得那么详实的乡村吧？他大学毕业以后才来到北京，当然不是来卖红薯，是分配来的。不过他明显地带着河南的浑朴，和红薯的温厚。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有一次他和我们单位的几人来我家，是来劝说我采写一篇文章的。因为事先我不同意，虽然那个题材很有意义，很值得去写。北京作协另三位驻会男作家都同意去了，就缺一个我了。我其实也应该去的，只是觉得不适合我写。那时候，就如住房还是分配的，干活也有分配的。领导派的活我不配合，是我不顾全大局不对，弄得老赵他们很为难。后来呢，后来我还是没有去。后来呢，后来老赵没有因此事说过我。倒是那天在我家给我妈妈留下很好的很可亲的印象。妈妈的特点是不记人，但是记得一个叫赵金九的人。
现在想来，当年老赵就很体谅一个作家对题材的选择，虽然他并不希望并不赞成我是这样的选择。不过，他是从河南产红薯的地方来的，温厚。北京作家在一起，温暖而团结。北京作协有30个驻会作家的时候，上有肖军，中有王蒙，少有建功，当时有一个说法，说一个北京队可以和国家队比赛。用今天的语言，叫做：PK。
北京作协队的优势之又一是：没有塑料壶style。
让人们没有恐惧地生活
南阳有个方言叫“日冒”，是指那种有影儿没影儿、沾边儿不沾边儿、靠谱儿不靠谱儿的话都能说圆了的人。“我们”村里有个人大家管他叫日冒。国民党的兵一早抓他去扛麻包，他说他肚子痛起来满地滚，兵说叫你现在痛一个看看。说着就用枪托把他乱砸一通，砸到那兵再也无力举起枪托。日冒只好扛起那二百七八十斤的麻包，从此见兵就怕。
日冒无意中听说了他扛的是盐。盐？这么多盐？本来十个鸡蛋就能换一斤盐，现在一斤盐涨到一斗小麦的价。乡下人哪里还吃得起？日冒假装病痛央求押送他的兵进村里弄碗姜汤。那兵一走，日冒脱下布衫扎紧两个袖口，把麻袋割开一口子，往俩袖子里灌盐，扎牢。再把麻袋的口子堵上，把俩袖子盐埋在包谷地里。待把大盐包扛到大兵的驻地，他返回来扒出他的盐，感觉有十四五斤，留出够家人一年吃的盐，发了一笔小财。
村里人问日冒哪来的盐，他说那个当官儿的小老婆看上了他，要留他在身边使唤，他非要回，那小老婆用白嫩的手扇他一耳光，又喊人给了他十斤私房盐叫他滚。
有了这次经历，日冒的脑子开窍了。他走村串乡收土布，然后去集上卖，一匹布能赚半升包谷的钱。他的买卖越做越大，有一次进山遇到俩人，一次就把他那45匹布全买下，给了他56块银元。日冒喜出望外，后来发现他们也是兵，他叫苦不迭！那俩兵招待他吃饭喝个酒，半碗烧酒下肚，日冒说当个男人不能不会喝酒，也不能没有女人。你们家里有没有女人？他们说那是打败了日本鬼子以后的事，现在天天打仗，谁知道哪天死哪天活？有个女人那不是拖累。日冒说：“你们不是兵吗？”那俩人用拇指和食指比成个“八”字。
日冒回到村里，村里人都上他家想听他“日冒”。他把右手伸成八字甩在油灯下，说：“知道这个不？”有人笑，心想这不就是个八字。大家看这人笑，都笑了，虽然谁也不知道自己在笑什么。一连几天大家见他就叫他说说八路，他讲的都是从那两个八路那里听来的。有人说自古以来都是打天下的人坐天下，还没听说过别人打了天下叫老百姓坐的道理。
两三年过去了，鬼子投降了，八路找不到了。夏天村里开进了队伍，日冒天天想八路，就找去了，说是有重要的事要见他们的官。又伸手甩出个“八”字：“你们可见过这个？”那把门的不明白，日冒说：你们可是八路？把门的说你是八路？日冒说：我要找八路。
于是出来个中年人，日冒说：“我不光认识八路，还跟八路的大官儿是好朋友。”中年人说你那个八路的大官儿叫什么名字？日冒说：“我们从来都是以兄弟相称，他叫我老兄，我叫他老弟。”中年人一挥手说：“拉出去，把这个通匪分子毙了！”
于是严刑拷打，昏死过去，老婆托人送礼求情，换来一个遍体鳞伤地活着，从此闭口不谈八路。
又是一年，村里开来解放军，煮了饺子一碗一碗端给老人和孩子吃。第二天天没亮就走了。村里人都来问日冒这么好的解放军，是不是就是你说的八路军？日冒说：这么好的队伍不是八路还能是谁？啥解放军不解放军的。
后来，土改、清匪、镇压反革命运动，日冒也让农会抓走了。他自恃对八路有功，心里踏实。提审时让他交代罪行，他说是从头说起吗？于是他说六七岁在地里拾柴火时偷过苞谷穗，八九岁时往井里撒过尿。十来岁时还——
日冒“顽抗到底”，被押进了县监狱。多少年后，少不更事的红卫兵在监狱里发现了日冒，日冒倒在红卫兵的扁担下。
这些文字我是从赵金九的小说《日冒行述》中摘下的。一个对八路军情有独钟的内心快乐自娱自乐的农民，解放初被抓押，坐牢到“文革”。后来呢？没有后来。“文革”开始就被打死。一个中国式悲剧。日冒的内心忠厚和外在吹牛，又叫读者笑中带泪。“文革”，用日冒们、用无数人的冤魂，凝聚成一个命题：让人们没有恐惧地生活！从来赢得战争需要付出生命，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付出的生命，赢得了什么呢？
一个命题。
能塑造日冒这样一个苦难中带出浑身笑料的人，一定是能给周围的人带来幽默和快乐的。八十年代是个开放的、开心的年代。
老赵主持作协的会，常常妙语相向，笑声不断。我一直不大喜欢开会的，但是老赵的会快捷、快乐，没老没少没大没小，还有，没头没脑；我是说，主持者不爱讲套话直奔主题，与会人唇枪舌剑智者无敌。因为散发着一个个思想解放的信息，涌动着一个个生命饱满的张力。
那些年，睡双层床的日子
从县城伸过来的公路，擦着村边儿过，方圆三里五村的农民们就把公路当街道，每逢双日子，挑着担子挎着筐，沸沸扬扬的嘈杂声，能喧闹出二里多地；五颜六色、挤挤抗抗的滚滚人流，飞土扬尘，离几里地都能望得见黄腾腾一片尘云。日头一出来，该吃早饭啦，集也就散了。像早晨的露水一样，日头一照就干，农民叫它“露水集”。
这段文字，是从赵金九1981年的小说《乡村酒肆》里摘录的。那年头， 《北京文学》聚集了一批日后很有影响的作者，有一次办创作班(是不是叫这个名称？)女的就4人，住一屋两张上下铺的双层床。是张洁、张辛欣、章德宁和我。小章那时是老赵的部下。我和她两人经常在院子里“梦游”，因为我俩有点懵懵懂懂，我实在还不知文学为何物。有一次在一间放着四张双层床的男生宿舍，我听男作者们带点神秘兮兮地在讲《北京文学》发王蒙的作品。王蒙是谁？为什么发表王蒙的文字是那么大的事？我不敢问不好意思问。我实在不是文学爱好者，我上中学时读了不少外国小说只想考外语系，在戏剧学院上大学时只读剧本，莎士比亚的，易卜生、莫里哀的，当代文学几乎没读过。《北京文学》营造的氛围，于我是文学的启蒙。后来，那些睡双层床的业余作者一个个入了北京作协，再再后来，文学路上倒有点像老赵笔下赶露水集的五颜六色、挤挤抗抗的滚滚人流，而老赵，只在那里“挑着担子挎着筐”，为他人作嫁衣裳。
《北京文学》的前后十位老编辑一人一部书，和赵金九的这本《挂在石榴树上的红裙子》，共12本组成一套《老编辑文丛》，由现任《北京文学》主编刘恒主编。北京作家多少变成铅字的散文、小说后面，都站着这一个个推手，但是老编辑们的集子都是第一本，是唯一。我只见到老赵这一本。我看着封套上那些名字，竟是无限感慨：方楠、石丛(陈世崇)、孙迅韬、李源实、周雁如、赵金九、章德宁、傅用霖、傅雅雯、蓝春荣、谭谊、孟亚辉！他们列队组成的，是一部北京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史。他们组成方阵彰显的，是无闻的力量，是为他的庄严。
而我，走到今天，不无感动地想起，那些年，睡双层床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