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两位陕西作家在京开新书发布会，一是贾平凹为《带灯》，一是高建群为《统万城》，前者被认为“从中国乡镇的角度，折射出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而后者被认为“将成就高建群的文学高峰”。
此时，距那场“陕军东征”刚好20年，有媒体报道称“文坛陕军‘挥马又东征’”。有不少人忧心忡忡地指出：“20年了，‘文坛陕军’再度‘挥马东征’该有新人了，没想到却依然是20年前的‘旧人’，难道20年过去了，支撑陕西文坛的依然是那些‘老枪’？”对此，评论家李星一语道破真谛：“这只能说明陕西文坛还没有新的大树成长起来，但谁也不能否认这些中青年作家中有一天会长成大树！”
“东征”之后
一批文学新人正在成长
经历了1993年的辉煌后，陕西文学依然前行在路上。李星说，陕西近年出现了一批作家、一批优秀作品，维持着长篇文学的热度：贾平凹佳作不断，《高老庄》《怀念狼》《秦腔》《古炉》《带灯》等，其中《秦腔》获得了茅奖，成为继路遥、陈忠实之后陕西第三位获得中国长篇小说最高奖项的作家；高建群推出了《大平原》《统万城》两部长篇力作，特别是《统万城》，堪称“高建群的文学高峰”。期间，也有一批中青年作家成长起来，叶广芩的《采桑子》《青木川》《状元媒》都非常优秀；红柯的《西去的骑手》《乌尔禾》《生命树》也是陕西长篇小说的重要收获；还有冯积岐的《村子》等优秀作品。此外，安黎、高鸿等都是我省近年来涌现的颇有潜力的作家，还有“70后”的周瑄璞、唐卡，“80后”的杨则纬等，都是陕西文学的希望。
对于近年来评论界提出的“陕西文学后继乏人”“陕西文学不能只有陈忠实贾平凹高建群这几杆‘老枪’”等问题，李星表示，并不认为这是种忧虑。他开玩笑说：“作家不是培养出来的。陈忠实、贾平凹、高建群、叶广芩、红柯、马玉琛、高鸿、安黎、周瑄璞、唐卡、杨则纬……其实陕西的作家在年龄上是有承继的，不能说陕西作家一代不如一代。从文学来说，最忌急功近利，我们不能要求陕西文学界立刻出现陈忠实、贾平凹这样的作家，只能说中青年一代作家还在成长，未来谁将能成长为大树，一切还是未知数。但不可否认，他们都在努力，努力成为大树。”
“陕军东征”
不代表陕西文学整体实力
在《带灯》首发式上回答本报记者提问时，贾平凹将“陕军东征”归结为“媒体概念”。他告诉记者：“文学本来就有很多不可预知性，假设今年没有大部头作品，也许明年就会有部大作品横空出世，谁也不能预料。不过从目前来看，陕西还有很多优秀的中青年作家，也很勤奋，也许经过历练，他们能超越我们，我希望也期待。”高建群坦言：“鲁迅先生说，没有哭过长夜的人不足以语人生。不可否认，现在很多作家缺少的正是人生的历练，对文学也缺乏虔诚感。”
对此，李星表示赞同。“‘陕军东征’带有些许巧合的因素，这不是陕西文学整体实力的体现，更多地来说，这是媒体提出来的一个概念。‘陕军东征’反映了陕西作家的努力和阶段性成就，但不是反映陕西作家、陕西文学‘行’与‘不行’的标准，不是衡量文学价值的尺度。这是商业现象和大众的认可。而‘东征’带来的最大的效应就是，让陕西文学出现了真正的领军人物，出现了文坛陕军的真正大树。20年来，我们呼唤能出现《白鹿原》《废都》这样真正能打入全国，冲击茅盾文学奖乃至诺贝尔文学奖的精品力作。”
去掉浮躁
陕西文学成就将会更大
之所以“东征”后暂时还没有新领军人物出现，高建群认为这和文学大环境有关：“小说被边缘化是世界范围的现象，如今似乎已经没人把文学当作一生唯一的事情来做。我想，这也是后来我们没有再出现重要作家、重要作品的原因。文学大师托尔斯泰一生只写出了三部长篇小说，我们现在缺少的正是这种大景象、大气象的作家。”他说，伟大作品的出现需要三个因素一流的小说家，一流的批评家，一流的读者，“但现代社会，有文学崇高感的读者已经不多了。我很担心，当一批上了年龄的读者慢慢老去，剩下年轻人，可能不再具有我们这代对文学的崇高感。‘殿堂之所以崇高庄严，因为那是人类共同哭泣的地方’，文学是‘哭泣的地方’，他不是‘痞子文学’调笑的地方，所以文学是崇高庄严的。”
李星也直言，目前的文学界整体浮躁。“这是‘陕军东征’带来最明显的负面效应，有些作家相信炒作，相信关系，以为个别人说‘好’自己的作品就真正好，而不在案头上钻研。作家心态整体浮躁，急功近利。领导抓文学、读者看文学，都太功利，比如领导说青年作家创作实力欠缺，我们就以为开几场青年作家创作研讨会就能解决问题，要知道太急于求成，反而会拔苗助长。托尔斯泰、马尔克斯这样的大作家，都是把文学当信仰，日积月累地创作，他们在创作时考虑的不是读者的感受，而是文学文本的需求，这样的作家才是坚守自己信仰的作家。” 他认为，陕西中青年作家如能早日去掉浮躁心态，那么陕西文学的成就将会更大。
记者张静 实习生潘瑞雯
